最低工资伤害了谁？
我想举一个引申的例子，是关于如果不去质疑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将会如何导致在公共政策方面产生错误判断。我们来谈谈最低工资的问题。
标准的保守派，反对最低工资制的理由有以下几点：最低工资制度会在非熟练工人中间产生失业问题；最低工资制度正好伤害了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群；因此最低工资制度不是个好制度。我想逐项地、仔细地审查一下这种论点，同时考虑一下文化偏见的问题和一些未经权衡过的假设。
首先，我确信，最低工资制度的确引起了实际上的失业问题。虽然在1994年，一群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但我还是对这个观点非常有信心。他们的一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研究成果，就是他们仔细调查了1990—1991年的新泽西州的快餐业，他们发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后，对就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这项研究的批评者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例如，这些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是通过电话采访来收集一些雇员的数据的，他们只是获得了这些数据的一些表面价值。后来，其他一些研究者仔细调查了实际的工资记录，发现雇员们在电话上所说的和他们工作记录上所显示的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差别。
在这一点及其他一些方面，这个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小组受到了许多批评，他们也对这些批评做出了一些反应，于是，又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反应又做出了反应。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样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但是，这些行为不应该掩盖更重要的一点，即每一本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提供大量理由充分的论据，让人们相信，最低工资制度会导致失业，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可以用来战胜这个构建得非常完备的理论和论据体系。这也不是说未来的研究就毫无意义了，原则上，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出现大量像普林斯顿这样的研究成果，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估量。仅仅对新泽西州快餐业这种单一情况的观察，并不能成为让我们去抛弃所有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观点的一种合适的理由，这就好比仅仅观察了一个氦气球，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抛弃所有重力理论的理由。
这个观点的第二点是说，因为最低工资制度使人们失业，因此对工人来说，它一定不是个好制度。这是一种逻辑跳跃行为。要记住，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可得到最低工资的工作问题。丢掉一个毫无价值的工作，也许比维持它要好得多。与此同时，许多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却在想方设法维持他们的工作，估计他们对自己的最低工资感到很满意。
正确的思维方式是，把自己放在那些工人的位置来思考问题，问自己，是否希望提高最低工资。例如，假设最低工资提高10%，就会产生10%的可能性使你失业。我想，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次不错的赌局。你有九成的胜算，唯一输掉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工作。
如果这些拿最低工资的工人真正理解了这种成败的可能性，他们或许愿意，也或许不愿意提高最低工资。对于一个合格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说，他已经了解了一些关于这种成败的可能性的真实数据，懂得从众所周知的人们愿意赌博的心理出发进行推测，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弄出一套颇令人心悦诚服的论据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保守派在这方面都是不诚实的（也许不是有意的），他们都会故意说，很显然，最低工资制度“伤害了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
以上这些削弱了前面提到的观点的第二层意思，使之很难进入第三层观点，即最低工资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如果想得到这个结论，我们就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论证道路。
找到这条道路并不难。假设你是一个小企业主，有10个全职、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如果最低工资增加50美分，那么你一年就要多花1万美元。这和增加1万美元的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你还不会得到任何新的政府服务来作为补偿。
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企业主），增加最低工资就好比是大幅增加税款一样，所有支付出去的收益，和支付给员工福利的意义是一样的。如果要通过一个增加税收和开支的方案，而且把它的强制性给大家解释清楚，我想所有的投票者都会犹豫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方案掩饰成一个增加最低工资的方案，那么，甚至在一个共和党把持的议会中，也会获得顺利通过。
根据市场情况，企业主最终可以通过提高价格[1]来把那种税收增长的一部分转嫁给消费者，而且这一部分的比例甚至可以高达100%（虽然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在对付最低工资的增长中，就成了纯赢家。（给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的一道练习题：准确判定，在何种情况下，以上那种情形可能发生？）但是，尽管这样，税收的武断性和繁重性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只是意味着，另一小部分人，即消费者，正在承担这种武断而繁重的税收的一部分。
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来反对最低工资制。但是，保守派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些貌似强大的理论，他们宁愿死死抱住这种令人怀疑的观点不放，即最低工资制度对工人有所伤害，并以此来假扮成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他们这样做，是考虑到一种致命的文化偏见，根据这种文化偏见，那些维护工人的利益，甚至是想象中的利益的人，都比那些维护消费者和企业主真实、合法利益的人更富有同情心。
我在脑海中勾画了一种有原则性的、受人欢迎的保守主义者，他是所有受压迫者的捍卫者，当然，这些受压迫者还要包括那些被挑出来负担政府义务的人。这种保守主义的代表们将会认识到并揭示出某种不合理的现象，即让一小部分美国人去为整个经济体系的收入再分配方案买单。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坚持认为，如果政府要命令对低收入的工人进行施舍，政府就应该明确地对它这种方案进行补偿，比如用一种更广泛、更合理的税收来进行答谢和补偿。
这些保守主义者要想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他们就需要在人们的心态方面进行一场实质性的革命，但这种革命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革命的规模上，要推翻人们那种19世纪的观念，比如要进行一次家庭野餐会，就要等到大家都这么做了才可以。这场新型的革命要以建立一种20世纪的观念为目的，即应该视你的职业、收入或社会地位而要求平等的纳税待遇权，一旦你决定要为自己做生意了，这种权利也就随之消失，不存在了。
在这些零零星星的对革命的渴望中，充满了政治上的花言巧语，它们尽力迎合“普通人”的兴趣，就好像要想获得合法的利益，前提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普通人；或者说对于是普通人的第三者，我们应该更加关心其公平待遇问题，而对于不是普通人的第三者，我们就可以不必关心其公平待遇问题了。这些观点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它们的丑恶。我想，在美好的未来，这些观点就会像一个野餐会上的吊死鬼一样不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