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市场解决一切问题
一次，我正和我的女儿在树林里散步。她停下来去闻花香，我就在她前面几步远，因此，我首先发现了一个水塘。“凯莱，过来看！”我的声音在空气中激起了一阵扰动，声波向外传播，传到了我女儿的耳朵里。她跑着过来了。于是，我俩轮流捡小石子往水塘里扔。每个石子都在水中激起层层涟漪，水波向外扩散，一直到水塘的岸边。每个波纹后都紧跟着另一个波纹，只是微微小一些而已，一个接着一个，无穷无尽似的。
每个曾经往水塘里扔石头的人都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听起来不像瓦格纳的歌剧一样。每一个声音的声波也是多重的，一个波接着一个波，只是一个比一个微弱一些。那么，为什么每个声音我们只听到一次，而其他那些本应带给我们耳朵声音的声波都到哪里去了呢？甚至在我最勤于思考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直到某个已经知道问题答案的人问起了我，当时我已经快30岁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但是，如果不事先简短讲解一下微分方程，我还是不太有把握来解释这个问题。它跟这样的情况有关，即大气是一个奇数维的空间，为三维，水塘的表面是一个偶数维的空间，即二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四维、六维或者八维的空间里，每次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时，我们就会接收到许多“波”）。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问题来得如此自然，而我没有去问这个问题就显得如此令人费解，我感到我好像是在一种昏迷状态下度过我的二十几岁的。
但是，在孩子们和大人们之中，这种简单的好奇心比你想象的还要少。凯莱对波纹和声波都懂，但是就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任何声音每次只能听到一次。为什么夜晚的天空是黑色的而白天的天空是蓝色的，只有哈勃和爱因斯坦在深入地探究这个问题，也正是他们超凡的好奇心，引发了科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事件。在我的经验中，所有的孩子（包括许多大人），都把一件宇宙中（至少是人类思维的）意义最为深远的谜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一种令人惊讶的不对称性，我们可以记住过去，却无法记住未来。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快退休的家事法庭的法官。他对他职业生涯中处理过的关于孤儿和弃儿的案件进行了一番思考，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收养几乎都是错误的解决方案。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和由亲生父母抚养的孩子相比，收养的孩子在上学方面、法律方面、交际方面以及事业方面，都会遇到多得多的麻烦。我曾经问过这位法官，是否在收养的孩子和孤儿以及没有被收养的弃儿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在有生之年，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了。现在，人们可能坚持认为，这种特殊的法官太愚蠢了，不能被看作是职业法官的代表，也许也不能代表这一类职业。事实上，我也曾经赞同这种观点。于是，我把这个事件记下来，作为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即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一种观念，然后就会去坚持这种观念，而且从不愿意再去对它进行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思考（但是，我很想知道，如果这个法官的判决会对他所关爱的人产生影响，而非陌生人，他是否会事先考虑得更仔细些呢）。
说起法官，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谈话节目，是关于如何选择病人参加药物实验研究的。参加谈话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该谈话号称代表了各种意见和观点。现在，在我看来，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基本上可以采取两种立场：或者允许病人自己选择治疗方法（根据实验者自己的意愿），或者允许其他人给病人选择治疗方法。谈话的结果中，一个小小的失望就是，每个参与者，包括斯卡利亚法官，都选择了第二种立场。最让人失望的是，没有一个参与者，包括斯卡利亚法官，看上去认识到了第一种立场也是可行的。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会有某个管理者参与进来，他不会让病人参与这个药物实验研究；每个论谈的参与者都非常卖力地论证这样的观点，即这个管理者应该采取某套参与实验研究的标准；但是，没有一个论谈的参与者意识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在这个他们都一致认同的基本问题中，到底有没有任何管理者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会首先设定一些合理的价格。如果有太多的病人想试一试新药，那么就向他们收费，或者付钱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参与这种实验研究。如果没有足够的病人参与这种新药的实验研究，那么就付钱给那些参加实验研究的对象。如果一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适合这种实验，那么就给不同的病人设定不同的价格，让市场去发挥它的作用。
你也许喜欢这个方案，也许不喜欢。但是我这里关注的不是这个方案的优点，而是一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斯卡利亚法官和那些一起参加谈话的人根本忘记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他们设想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官吏能够分配资源，然后，他们便就这个结论的细节问题开始诡辩。他们都完全受到了一种有害的文化偏见的支配，这种偏见使得美国人认为，任何真正重要的社会问题当然而且必须在市场之外得到解决。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去质疑这种偏见，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