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让美国政治体制发生一丝改变的话，我会考虑给每位选民两张选票，一张在本人所在的州选举使用，一张在选民希望的任何州选举使用。这样，再有西弗吉尼亚州的议员利用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税收为自己州的民众买猪肉时就会明白，提供这些税收的纳税人有机会联合起来在选举中反对他。
发展至今，民主政治体制的弊病不再仅仅是政治家对“金主”和“掮客”们卑躬屈膝、唯命是从，政客利用别人的钱讨好自己州选民的事也屡见不鲜。换句话说，能使政客们考虑自身行为“成本”的激励措施严重不足，而这本应是有效政治改革的题中之义。
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我将重新界定国会议员选区的边界。不再按照选民的地理区域进行选举，而是按照选民姓名首字母的顺序进行选举。即国会议员不再来自特拉华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选举，而是按照姓名首字母将所有选民进行排列，由排在AA到AE的选民选出第一位国会议员，由排在AF到AH的选民选出第二位议员，依次类推，选出所有议员。这样就不会再有议员想着为自己的家乡买猪肉了。设计出一个项目，增加特定地区的收入机会很容易，编造出一个方案，将收入精确转移给姓名以Q开头的人则很难。
这一改革方案有一重要附带好处：国会议员将不能再通过提供某种“方便”的方式讨好地方官员，比如减少对地方援助时的繁文缛节和官样文章。很多条条框框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在需要时由政客打破，以作为政治交换的筹码。
要不然怎么解释《残疾人法案》（以下简称《法案》）的通过？企业为什么要耗资修建基本没人使用的轮椅通道？答案就是：政客可以因此而推销豁免权。为了不修建轮椅通道，企业就得寻求国会议员的帮助与监管机构进行协商，作为回报，企业需要提供政治献金或提供张贴选举海报的窗口。当然，为了维持这种豁免权的高价，政客们也不会经常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基本无人使用的轮椅通道。
实际上，《法案》的另一条规定把制定它的目的暴露得更加彻底。《法案》规定：“除非获得总检察长的豁免，否则，符合特定条件的三层建筑（数量相当多）必须安装电梯。”我想，总检察长一定以这种方式结交了很多“朋友”。
立法者要求建筑必须安装电梯和修建轮椅坡道，与犯罪集团造访你的办公室却只做一些随意的破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提醒你和你的邻居该交保护费了。让诈骗犯太容易得手，不是解决此类治安问题的长久之计；让政客太容易推销出去这种“方便”，也不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长久之计。
据初步测算，至少20个州的现任州长曾吹嘘，在过去的四年中通过放宽对企业的各种限制和要求，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他们首先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企业的经济活动，再放宽这些规定，让经济状况恢复到适当的活跃程度，从而让企业家们觉得这是他们“宽宏大量”的结果。我想知道，州长们通过提供这种“方便”，获得了多少人对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也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方便”提供特权的话，那些规章制度是不是过于苛刻了？
同时我认为，各个国会议员选举区的联邦所得税税率应该分别确定，以作为反映议员执政情况的选举记录。各个选区选民选出来的议员执政期间花费越多，他们的税率就应该越高。这有助于解决选民对自己选出来的议员当选之后的行为关注不足的问题。
有人说，这可能不利于真正为国计民生利益而“花钱”的候选人当选。这一点很容易解决，只要规定“经70%及以上议员同意的支出项目获得特别豁免权”就可以了。
改革税制时，我希望能够消除预提税，在每年的4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税种的征缴工作。这样，民众就会清楚现任政府到底花了他们多少钱。这里所说的“所有税种”，指的就是所有税种，包括销售税。商店不再是收到现金时才缴纳销售税，而是在完成销售后就向政府寄送一份收支清单，4月15日时，政府寄回当年的税收账单，账单上不仅有应交的销售税额，还有应交的所得税额，这些税都需要商家全额支付。
这张账单应该分项列置。通过账单，纳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交的税额中多少用于国防，多少用于社会福利，多少用于宗教与社区活动办公室的经费。
当然，这一税制改革的所有目的就是让选民获得更多的知情权。但仅有知情权还不够，同时需要民众具有良好的选举动机，这就需要由民众自己，而非他人来承担他们选举的所有成本和收益。
因此，18岁以上的公民不应该有资格投票确定饮酒的法定年龄。因为，如果你今年30岁，一定会支持将法定饮酒年龄定在21岁，也会同意提高到29岁，因为不管怎样，你都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并且可以得到所有好处——大街上醉酒的孩子更少。但如果你今年18岁，是否降低法定饮酒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的成本和收益都将由你承担。如果降低的话，收益是现在可以合法饮酒，成本是当你30岁时，可能在街上碰到很多喝醉酒的18岁小孩；如果不降低的话，成本是现在还不能合法饮酒，收益是此生可能都不需要担心碰到醉酒小孩（至少是合法醉酒小孩）的问题。[1]
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决策，很难说清楚18岁的孩子们会如何抉择，但不管怎样，他们才是最合适的决策者。
同样道理，由60岁的老人确定社保政策也是不明智的行为。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的成本和收益都由18岁的孩子们最终承担，而他们60岁的爷爷奶奶们只享受这一调整的收益（或成本，当缩小社保范围时），所以，是否扩大社保的范围也应该由18岁的公民来投票确定，他们是最合适的决策者。
下一步讨论：如何确定行政部门的激励政策。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注意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有一个悖理动机，以至他们在批准新药时显得过分小心。因为，如果经批准的处方药被证明存在致命风险的话，所有人都会指责FDA；相反，即便有更多的人因为FDA的“不作为”而丧命，FDA也不会陷入困境。这些“不作为”包括：没有批准或没有及时批准安全有效的新药；审批过程过于烦琐、成本过高，导致安全有效的新药被迫放弃研发等。由于FDA的“不作为”，某种新药被排斥在市场之外，你得罕见病症的兄弟如使用该药本可以轻松治愈，却因买不到该种新药而丧命，即便如此，大家往往也不会责怪FDA，而只会怪这罕见的疾病。
多项实证研究对由于FDA的审批流程过于烦琐而丧命的人数进行了评估。其实不需要用数字来告诉我们这种动机带来的困扰，因为这种困扰导致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了。
解决此类问题的部分方案可以是，以制药公司的股票而非现金作为FDA评审专家的薪金。这样，专家们不但承担了加快新药引入市场的成本，而且可以享受新药进入市场的收益。但这样依然存在不足之处，评审专家可能为了维持伟哥的高价而不批准艾力达（另一种“助性”药物）进入市场。但不管怎样，我相信这样的结果也比目前的状况要好。
同样，我们应该用航空公司的股票作为航空监管人员的工资，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作为汽车安全管理人员的工资，用互联网公司的股票作为司法部色情监管人员的工资。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让美国变得更加宜居。如果总统的工作卓有成效，就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居住在这儿，并且打算以后也住在这儿。所以，土地的价格可以作为衡量总统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因此，我们应该以多样化的土地投资组合作为总统的薪金。这一投资组合应该包括部分蒙特雷的滨海房地产、部分北达科他州的农场、部分波士顿市中心的停车场。这样，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厚此薄彼，任何地区的发展都应该兼顾到。当他做出任何决策，比如确定是否允许使用医用大麻时，他唯一的动机就是让美国变成一个更加宜居（也许更贵）的地方。
总统拥有的土地越多，越有动力去管理好国家，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总统拥有整个国家。为了使这一激励长期化，总统最爱的孩子应该可以继承一切。不幸的是，尽管具有这些优点，世袭君主制被证明存在许多弊端，而这些弊端我暂时不愿提及。
目前，美国的政府机构中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但意义不大的部门，比如农业部、商务部和劳工部，它们是内阁部门，互相牵制，并且有众多的选民支持，所以分而击之、各个击破也许不能奏效，不妨试一下“团灭”，一次性把三个都解决了。
农业部的职责就是协助农民窃取工人和商人的利益，商务部的职责就是协助商人窃取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劳工部的职责就是协助工人窃取商人和农民的利益。如果能通过一套方案将三个部门同时取消的话，每一个美国人将减少两个敌人，同时减少一个盟友。
这一策略在关闭军事基地的实施中获得巨大成功。单独关闭一个军事基地的决策会引起一片哗然，一次性关闭多座军事基地会得到很多选区的支持，因为这样可以较大程度地降低选民的税收负担。基本上每一座被关闭的军事基地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官僚体制的扩张如同军事基地过多的问题一样，都是公共河流问题的简化版。政府机构的低效就像污染物，违法乱纪者获得利益，却没有承担足够成本。实施恰当的激励措施，或许可以还政府机构一片清明。
[1] 这里的假设前提是制定相关法律使后人难以轻易改变这一规定，这就是宪法修正案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