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时事评论员说：“是政府债务使我过得更好，因为它让我的孩子花钱，但我并不喜欢那样。”这就好像一位父亲说：“是大海的反复无常让我暖和，却让我的女儿冻得直哆嗦，不过我并不喜欢这样。”一样都是大谎话。
150封顽固来信
如果你担心政府债务殃及你的孙子，那么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些算术，让你放下心来。如果你仔细读下面的例子，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假设你在银行存有1000美元，到你的孙子继承这笔钱的时候，这笔钱将翻番。
现在假设政府决定花掉你存款中的100美元。要得到这100美元，政府有两个选择。
选择甲：把你要缴的税增加100美元。这样你就剩下900美元了，你孙子继承这笔钱的时候将拿到1800美元。
选择乙：借100美元。那样你还剩下1000美元，你的孙子继承这笔钱的时候将拿到2000美元。到那时候，政府必定会对你的孙子征税200美元，以便还上政府借的债外加利息。这样你的孙子还是剩1800美元。这里有两个寓意。第一，政府的开支对于你的孙子来说代价很高。如果政府没有这笔开支，那么你的孙子将会得到2000美元而不是1800美元。第二种，不管是选择甲方案还是选择乙方案，对于你的孙子来说根本没什么差别。选择“平衡预算”——选择甲，还是选择“超前消费”——选择乙，都不会让你的孙子的境况好到哪儿去或者糟到哪儿去。
换句话说，政府债务会损害你的孙子的利益，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你非常疼爱他们，还给他们留下遗产的时候是这样。也就是说，政府债务（与政府开支相反）不会损害你的孙子的利益，除非你让政府这么做。
这不是什么奇谈怪论的经济学理论，这是简单的算术。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这是毫无争议的；在数量研究的学者看来，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它却在某一类人中引起了广泛争议，我所指的那类人，在匆匆忙忙地得出结论之前，却顽固地拒绝去完成一个简简单单的计算！
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杂志的专栏刊登了这个简单的演算，接着我就收到了大约150封拒绝接受我的演算方法的读者来信。其中有几封信见解很是新颖独到。但是这批读者的大部分人都坚持认为，我的结论是错误的，然而，他们却没打算指出我的推理中有什么错误，通过数轮通信，他们仍旧顽固得让人难以置信！
我发现，当人们面对另一种对立的观点，即便它是一种无可辩驳的观点，他们也还是继续相信一种他们愿意相信的观点，这不仅令人悲哀，也让人感到害怕。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对此感到些隐隐约约的不舒服。我对此感到有些不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我这样一种观点，还因为他们似乎都认为，从细致的辩论中一般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从他们的来信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来就没有学过数学。相反，他们却在努力改变主题。
比如，有相当多的人写信给我——尤其是财政预算监督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渲染财政问题的组织，告诉我国家的债务多么巨大，但他们明显漏掉了一点，那就是不管政府是花1美元，还是100美元或是1000美元，我这种观点都是适用的。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回了信，问他们到底反对的是我数学演算中的哪一步。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反复重申国家的债务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
有一位先生写信给我表达他的愤怒，他说政府是愿意借多少就借多少。他问我：“我的孩子们不能这样做，我的妻子不能这样做，我的企业也不能这样做，为什么政府就能这么做？”
说得不错，而且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的企业还不能增税呢。如果政府打算花你的钱，那么政府就会想办法达到目的，要么通过借钱，要么通过增税，而且不管政府用哪种方式，其能力比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的企业都要强得多。[1]当我在回信中做了很多解释后，与我通信的那个人明白了问题所在，他说他再也不会用以前那种方式思考这个问题了。现在他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现在，我不想对一位专注的、思维开阔的读者那么苛刻，但是我对一件事还是感到非常难以理解，一个富有思想的成年人怎么会唠叨“我的妻子不能，我的孩子不能，我的企业不能”这样的陈词滥调，却不停下来问问他们自己到底这个“不能”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的答案是，并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的企业不能借钱，而是他们不能花别人的钱。不管好坏，反正政府经常是这么做的。
如果你的观点是：“我的妻子不能像政府那样借钱，因此政府就应该通过税收而不是借债来为其花销提供资金。”我回答将会是：“好呀，我的妻子不能像政府那样增税，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借债而不是税收来为其花销提供资金。”我的观点比你的观点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差不了多少。
如果这个有关妻子和孩子的争论被局限在了我个人的一轮通信交流中，那我就不必在这里占用这么多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了。然而，在与社论版对称排列的专论版文章中，在星期天早间的电视节目中，从政客和新闻记者那里，我已经数十次地看到、听到这样的观点了。我的意思不是简单地说，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是要说这样的观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只有当人们口中念叨这些话，却从来不停下来想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种观点才能生存下来。
后来，还有人写信对我说，如果政府借来的钱是用来给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而不是给挥霍性的花销提供资金，那么，政府借债当然就是合理的了。我估计，他们正在复述某些他们在大学商务课上听到的东西，但是他们把意思给曲解了。教育的力量可真大啊！结果是无论我给他们回多少次信，这些与我通信的人都极其固执地拒绝领会我的意思。为了说得更清楚一点儿，下面我列出他们漏掉的要点：不管政府把你那100美元花在哪里，甲选择和乙选择都同样适用我的观点。
最后，还有一些人想把政府的情况同一些大公司做类比，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把美国公民比作股东。他们推断，就好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盈余的时候会高兴一样，美国政府盈余的时候美国公民也会高兴。
这些作者容易忽视的一点是，美国政府绝对不像一家普通的大公司。政府更像是一家有权对自己的股东征税的大公司。如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得到许可，可以向自己的股东征税，那公司就可以获得巨额的盈余，但是股东可能不愿意欢迎这一情况的出现（他们也必定不会怎么抱怨的，因为他们付了多少税，他们的股票就会升值多少）。同样，当政府通过增税减少了赤字的时候，也别指望谁会上街跳舞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