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文学中，许多竞争激烈的争论都是通过望远镜的镜片得到最佳解决方案的。在公共政策中，许多最激烈的辩论也都是通过算术找到最佳解决方法的。
“它合理吗？”
霍勒斯·曼是我的英雄。
曼，是19世纪公立学校改革运动中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但他在现代保守主义者中的名声却不怎么好，这些保守主义者怀疑，他并不是那么注重教育，而是更重视压制独立的思想。换句话说，他们猜想，曼本应该待在家里，跟我们当今的职业教育家在一起。但是我们很难将这些猜想同事实上的这个人联系起来，这个人写下了这样的话：
教育是为了激发对真理的热爱，将真理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教育是为了阐明智慧的观点，从而辨别真理。我们想要的是这样一代人，他们不屑于去判定伟大而永恒的法则，而是去判断何为狭隘和自私……我们想要的不是那种像房子尖顶上的风向标一样，随着流行风不停改变的人；我们想要的是那种像山一样能改变风向的人。
当今的时代，常常为一些重大问题而激动和沸腾，热烈得就像一个大锅炉；这些问题中有许多，我不能说大多数，将永远无法解决，除非我们有一代人，能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寻找真理，尊重正义。在18世纪中期，就一颗行星的问题，天文学家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些愚蠢的天文学家发起了一场文字战，他们撰写火暴的文章相互攻击；而另一些聪明的天文学家却在改进他们的望远镜，而且很快就把那个问题彻底解决了。教育应该效仿的是后者。
那些完美的观点从来没有被表述得如此令人信服。曼在一些事情上犯了错误，比如，他深信，需要由政府来经营一个高效的学校体系，但是在教育的目的和方式上，他的观点却从来都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曼始终如一地坚持提倡教学生们如何去思考，而不是教他们思考什么。下面是他对死记硬背学习法的批评：
如果这样给学生上课，学生们就不能理解这些观点，而只是努力地去记住那些话，这样，至多不过是教给学生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没有教给他们一个原则，一个能够解释各个类型的事实的原则。学生们都是通过死记硬背来学这些课程的，当一个老师应用的是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体系时，他其实只是在利用学生的记忆力，就像用他们自己的黑板演算数学题一样，当要做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得被擦掉，这样才能为第二个问题腾出地方。
曼讲述了他去一所小学参观的故事，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有着超凡的记忆力：
这一班的学生，都是些小地理学者，在对他们进行关于地球自然地形知识方面的测试时，如它的大陆、海洋、岛屿、海湾等等，他们都机敏、准确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令人啧啧称奇。随后，来参观的来访者问他们，他们是否见过这个他们烂熟于心的地球呢？孩子们老老实实且异口同声地答道，他们从来没见过。
对于一位大学教师来说，这个真实的小故事会引起他的共鸣。有些学生居然不明白他们学习的资料是要说明某些东西具有某种意义的，你会吃惊地发现我们遇到的这类学生竟然如此之多。如果学生们的家庭作业是一道经济学问题，那这些学生就只是做一些简单的计算，然后就根据计算得出结论：在每一个食品商店，莴苣的价格是每个80美分，但莴苣的平均价格却是每个90美分，而且他们仍旧相信，他们可能已经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最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题，要求他们计算出圣诞老人分发的免费礼物的价值，那个班里大部分学生算出的都是负数，而且大都没有因为这样的答案而表现出什么明显的窘迫来。当我让他们描述箭牌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增加1万美元的结果时，总是有学生信口回答，口香糖的价格将每盒上涨1万美元。
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偶尔发生的。这样的事件无时无刻不在出现。在我的学生之中，居然有20%的人看起来是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原则：当某些东西没有什么合理性的时候，你就要对它提出质疑。
我不知道这该怪谁。可能学生们就是太懒而已，可能我还没有搞清楚该如何启发他们。但是我敢打赌，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根源在于基础教育。
成功教育的结果是一个睿智的怀疑论者，也就是一个一碰到新“论据”就本能地要停下来问问这个新论据看起来是不是合理的人。如果这个论据跟某些相当重要的东西有关，他或她将会越过质疑其合理性这一节，直接开始研究这个论据是否真实。
教育意味着学会以明智的方式问：“它合理吗？”这经常意味着找到了某种合适的思想实验。例如，人们有时说，日本汽车制造商用“倾销”的手段（人为的低价销售汽车）使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境况越来越糟糕。听到这样的事情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冷静下来考虑，为了使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境况进一步恶化，日本人会不会送给每个美国人一辆免费的凌志车呢？做了这个思想实验之后，还有谁会相信倾销会伤害美国人的利益呢？只有那些不知道我的那个圣诞老人礼物问题的正确答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