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其分散性
在科幻与商业构想中，大脑植入芯片、人机互动端口以及神经科技的应用装置可以把人类的自我延伸到“无穷无尽的宇宙中”。埃隆·马斯克的那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公司“Neuralink”正在试图实现科幻作品预言的一种虚拟现实技术，在人脑、电脑的交互平台上实现一种“无缝的思维”。自然世界中的智能与人工智能已经相遇了，在未来即使这两种智能相互融合，并成为一种全新的存在，这也不会让人感到稀奇。
菲利普·鲍尔的迷你大脑。? Chris Lovejoy/Selina Wray/UCL
如果自我可以扩展，那么它可以被分散开吗？《自然》杂志的前编辑兼撰稿人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曾经让研究人员取走了自己的一些皮肤细胞，并把它们重新转换为干细胞（Stem Cells，有可能转变为组成任何器官的细胞）。接着，研究人员把这些干细胞培养成了一块“迷你大脑”——即存在于培养皿中的一块神经组织，而且它可以发展出大脑所具备的典型的生物放电模式。另外一些常见的科幻作品设定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实现，比如在培养皿中培养出完整的大脑，或者在牲畜体内培养出人类器官，科研人员正致力于把这些科幻桥段变成现实。
自我与自我控制
但是也别激动得太早，还是有一些美中不足的现状不得不提。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与学术观念，要么像是《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一书那样倡导人们理性思考什么才是自我，要么像是绝大多数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场景那样充满刺激——但这些科研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由北半球的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中的精英主导完成的，他们接受过大学教育，身体健全，习惯了自己那高贵而富有的家庭背景。
而他们的想法不仅反映了客观的研究结果，还反映了那些长期掌握、控制科学系统的阶层所坚持的价值观：他们是实证论者（Positivist）、还原论者（Reductionist），他们专注于如何支配自然。那些掌握着生产手段的人也掌握着书写未来走向的那杆笔。
当然，这一现状正在被改变。尽管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当今天的人们面对疾病、健康、人性等问题时，关于公平、包容、多样性的观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别忘了，当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在研究、培养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的肿瘤细胞时，没有人曾经获得过这位贫穷的非裔美国女性的同意。她的故事已经引发了无数的争论，人们因为她不断地讨论生物医学领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偏见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她的故事也改变了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出资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工作、运营方式。
海瑞塔·拉克斯（左）：上世纪50年代的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收留许多前来求医的贫穷病人，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疗，这些人很多是黑人。那个时代很普遍的现像是，医师与研究者从他们身上取得组织或细胞都没有经过知情同意的程序。? Johns Hopkins Medicine
提到非裔美国人群，不妨从他们的视角来想象遗传系谱学（Genetic Genealogy）对他们的意义，社会学家阿朗德拉·尼尔森（Alondra Nelson）为了抚平非裔美国人群在奴隶贸易时期的大西洋“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遭受的创伤，曾经付出了艰难且令人绝望的努力。
与他们遭遇相似的还有北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历史学家金·高熊（Kim TallBear）发现，在北美洲原住民的社区中，任何想要在遗传学角度重建土著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都要被迫面临一个难题：原有的土著文化免不了要受到西方科学的冲击。在今天这个世界，基于DNA技术产生的人类种族概念并没有解决种族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至少可以催生千千万万次的鼓励与冲动，它们将推动所有关于自我的科学向更民主、更平等的方向发展——有关自我的科学应该更关注自主权，而非如何控制社会——从本质上讲，这样的科学就是一种解放。
残障人士生活中的辅助科技恰恰能为我们清晰地展示这种解放——借用这些技术，他们可能首次拥有或重新获得感知；借用这些技术，他们终于能够完成与他人的正常交流；借用这些技术，他们终于能够使用更多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也终于可以获得自我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全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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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丽莎·朴（Lisa Park）就把这种解放作为自己的艺术主题。通过神经科学领域的生物反馈与传感技术（Biofeedback Sensors），她把自己的创作看作一种自我的视听表达——当观众彼此手牵手，一棵挂满灯泡的树就会被点亮；或者池水根据帕克自己的脑电波反馈以一种和谐的水波；再或者一个奇妙的赛博乐团，每一位乐团成员都佩戴心率与脑电波感受器，当他们根据帕克的指挥摘掉眼罩、互相凝视、眨眼、大笑、抚摸、亲吻时，这个乐队就会用每位成员的心率与脑电波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即使在艺术领域，即使是通过如此主观、互动性如此强的艺术形式表现自我，与自我相关的感受仍然来自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
自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以来，我们一直在试图根据科学本身的价值来定义人类的身份及其价值，就好像科学本身就足以描述我们是谁。这是一种奇怪而且狭隘的观念。当我们面对殖民主义、奴隶制、阿片类药物滥用、环境恶化与气候变化等等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无法再继续坚信西方科学技术是人类关于自我的唯一可靠认知来源，这种盲信本身已经不再站得住脚了。
这并不是要把人类今天所有的苦难都怪罪于科学，恰恰相反，今天人类苦难的根源其实是科学主义。当我们仅仅用生物学术语定义自我时就会看不清自我的其他属性，比如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比如此人作为劳动力的角色。换句话说，赫胥黎提出的那个“难题中的难题”，其答案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文/Nathaniel Comfort
译/影森满
校对/大神士郎
原文/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014-4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石神千空&狮子王司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编者有话说：
曾经和一位科普人士聊天，他断言“哲学已经过时了，我早都不看了”，同时，他也对我不是“科学主义者”而感到遗憾。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对话——之所以奇怪，是我本能地对于“断言”有种警惕：哲学真的过时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一方面，“哲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论从哲学史/哲学家角度，还是从欧陆哲学/分析哲学角度，这都很可能产生歧义；另一方面，“过时”是对谁而言呢？“过时”意味着“无用”吗？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科学为这个时代带来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如果仅仅是以科学来衡量/判准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这种狭隘在过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许是时候反思一下它的两面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