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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德国医生兼遗传学家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曾发表言论说，纳粹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按照纳粹的理解，“应用生物学”实际上是应用遗传学，它的目的就是让“种族卫生”成为可能。由此，历史上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便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算是自“优生学”诞生以来的一次奇耻大辱了。
直觉上，似乎优生学的逻辑是成立的：为了不让低能、智障的人士繁育，绝育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但问题是，所谓低能、智障的定义，也是由所谓科学主义定义和把持的——一旦话语权形成，它说你是智障，你就是智障了。更可怕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那些被定义为低能、低等的种族/人群就将面临灭门之祸，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今天文章是对于“科学主义”的严肃反思——在那些将科学奉为圭臬的时期，在科学范式转换的时期，在科学是唯一真理的时期，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换言之，是否已经到了一个阶段，需要我们对于科学进行一次交叉式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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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出版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在扉页上印着一幅著名的图画，几具灵长类动物的骨骼占据了整个版面，它们排成一队如同行军一般，像是要从过去跨入未来，而图下注释写着：“长臂猿、猩猩（Orang）、黑猩猩、大猩猩、人。”
当时解剖学（Anatomy）及古生物学（Palaeontology）提供的新发现让一切看起来都是无可辩驳的——人类似乎就位于大自然阶梯上的顶端，我们对自己的宝座毫无争议。毫无疑问地，我们人类和动物们同宗同源，只不过是我们站在顶点罢了。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的扉页，图中文字为：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人的骨骼。上图由沃特豪斯·霍金斯先生根据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博物馆中的标本绘制而成，图片示意了几种生物骨架的大小关系，在印刷时将几具骨架的绘画图片进行了等比例的缩小（除了长臂猿的骨架，它被放大了一倍）。 ? Paul D. Stewart/SPL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让人类流离失所，因为他敲醒了我们身处宇宙中心的美梦；而达尔文（Charles Darwin）同样让人类无处安身，因为他打破了人类被其他生灵拥簇包围在正中心的想象。达尔文对人类自身地位的这种降级感到很困惑，但赫胥黎却不以为然。毫无疑问地，赫胥黎的那本《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想要探讨一个信息量更大的问题，他本人也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释这个“难题中的难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
在《自然》杂志（Nature）的早期内容中，赫胥黎提出的这个问题曾经占据了最核心的篇幅。赫胥黎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此人文风机智且极富煽动性，曾经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评论作者。当时，《自然》杂志的著名创刊编辑诺曼·洛克伊尔（Norman Lockyer）邀请好友赫胥黎为该杂志长期供稿，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赫胥黎很快意识到这本学术期刊是个宣扬达尔文及其理论的绝佳舞台。于是他立刻开始利用《自然》杂志，扛起达尔文主义大旗并成为了一位公知。
在1869年12月16日出版的第17期杂志中，赫胥黎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他称之为“实用达尔文主义”，而如今我们称之为优生学（Eugenics）。当时的赫胥黎深信，大英帝国千秋万代的统治必将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英国人肩膀上，而且是“锐意进取”的英国人——于是他苦思冥想，怎样才能让一代代英国人选择性继承这种“砥砺前行”的精神面貌。他深知法律甚至是伦理道德都可能妨碍自己的这个愿景，但他还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也许是可以实现的，虽然是一种间接的成功，但它可以影响我们后代的性格与繁荣。”
（www.nature.com/articles/001183a0）
达尔文的堂兄弟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是赫胥黎交际圈相当边缘的一个人物，当时他已经在其他地方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及观点，他也因此被称为优生学之父。不过，1869年的这本《自然》杂志出版以后，通过遗传“改善”人类的想法就开始深深植根在人们的脑海里了——这个概念也不再仅仅是帝国的某种霸权工具。
1921年的某篇社论将“优生学”描绘成了一棵枝叶繁茂、涉及各行各业的大树。? Timeline
赫胥黎的这种理想化的观念——科学的马车势不可挡，它将为人类带来不可限量的进步与成功——体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启蒙价值观”（Enlightenment Values）的问题。如今人类文明的神圣戒律是社会应该建立于理性、事实和宇宙真理之上，这一点在现代已经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主旋律。从很多方面看，这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然，也有很多组织的管理方式并不从实际出发，最近我就见过不少例子。）然而，被这一主旋律推崇的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也是一把双刃剑。
别忘了，启蒙价值观把很多存在尖锐矛盾的观点杂糅到了一起，比如所有人生而平等，但是贵族应该被斩首，另外，人类是可以被当作货物交易的。
我想提醒诸位，历史上不少至暗时刻都是发源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这种主义认为科学是理解这个世界并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然而每当科学扩展、解放了我们对自身的一点认知，科学主义就会跳出来重新禁锢它。
回溯过去15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与科学主义都在各个方面不断重塑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心理学专注于研究智力问题，其结果是导致智商从一种教育工具变成了一种控制社会的武器。免疫学通过“非自我”的概念重新定义了“自我”。信息论还提出了一种颇为新奇的隐喻表达，将自我重新定位于文本或思维导图中。
就在最近，细胞与分子的相关研究又进一步拓宽了自我的定义。辅助生殖技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已经极大地延展了人性的概念，表观遗传学和微生物学让个性、独立的概念变得更复杂了，别忘了还有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它们涵盖的研究领域里“自我”是分散的、雾状的。
个体身份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学，但它也许从未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过更重要的作用，哪怕其概念的边界及参数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