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北部的一位发掘者阿兰·塔夫雷欧（Alain Tuffreau）在索姆山谷找到了一处相似的遗址。自19世纪起，他就开始在那里进行研究。塔夫雷欧的发现表明，相同的活动、相同类型的工具集会重复出现在同一地点。即便记录中曾经出现过大的中断：5万年或10万年之后，相同的模式会再度出现。我们在东非也发现了类似的迹象，手斧的大量出现只发生在特定的位置。手斧在哪里出现，重复的模式就会在哪里建立起来，并不断持续下去。在肯尼亚的欧罗结撒依立耶，瑞克·波茨（RickPotts）经过广泛的探索发现，有大量手斧出现的区域，代表那里是整个地域环境中的一处独特聚集地。在肯尼亚更北端的基洛姆博遗址，约翰·高莱特获得了相同的发现；在一处古迹表面，手斧遗物绵延200多米，但在临近区域却罕有发现（见图4-4）。
图4-4 栈桥遗址
栈桥遗址位于肯尼亚南部地区基洛姆博，这里保存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手斧聚集地。成千上万的手斧和薄刃斧暴露在地面上，这是经过长时期的积累而形成的。
这些工具的制造者——直立人和海德堡人，其脑容量在800～1200毫升之间，他们的脑化商数已经达到早期人属的两倍。几乎可以肯定，位于索姆和博克斯格罗夫的古人类的脑容量，已经超过了900毫升的阈值。然而，手斧并非头脑发达的古人类的唯一遗物。手斧既不是脑容量增长的可靠标识，也不是语言产生的某种指示。它们的对称美和细致的做工常常令人赞叹；而它们跨越的时间范围涵盖了脑力有限的古人类以及头脑发达的古人类。
我们从这些人工制品中推断出的结论就是，此时古人类社会生活的规模非常之大，思维也变得更为丰富。更大的团体和社群能够传递和存储更多的信息。与此相吻合的是阿舍利文化群体。一把手斧在我们面前显现为单一的物体，但其实它是广阔网络上的节点。古人类可能会为运输制造手斧的材料而奔波10公里，个别标本甚至出现在距离岩石原料地100公里以外的地区。
手斧对研究者而言非常有用，因为它是第一套表征了复杂规则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手斧能够让我们轻易辨认出来，能够如此广泛地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原因，其中的规则对我们而言是如此熟悉。我们可以将手斧视作第一个真正的发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由个体设计的。相反，手斧似乎是一系列灵感经过长时期的、细微的、可能也是无意的实验和改造后集聚而成的。一些最早的样品缺少手斧的某些典型特征，但当它们偶然投入使用后，在其后的150万年里，古人类就一直在沿用、改造它们。
我们认为，这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类社会组织相较于南方古猿以及猿类的社会组织要更牢固、更宏大。更大的组织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充足的知识可以被足够多的个体所掌握，并最终保证了知识的可靠性和易获得性。而在猿类社会中，这样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对猿类来说，社群就是一切，文化接触必须在没有语言助力的情况下，借助薄弱的连接缓慢渗过社群的边界。
考古学家史蒂芬·莱西特（Stephen Lycett）以著名遗传学家路易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igiLuca Cavalli-Sforza）使用过的一套理论为基础，研究了阿舍利时期文化传播的本质。问题在于，个体是从何处获得在文化中使用的思想的，以及为什么这些思想能够保持不变或产生变化？我们所习得之物就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与遗传不同，这些东西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可以通过再学习而得到改造。手斧的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其中涵盖了太多的变与不变。规律似乎是，如果你是一位手斧制造者，你可能会同时做到两点：第一，你会始终遵循基本的规则；第二，你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对规则进行“滑动调节”。但倘若你滑动得太过，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现实问题——打造得太长或者太薄的话，手斧会折断。
我们不知道这其中的限制是由个体习得还是承袭而来的，但卡瓦利–斯福扎和数学生物学家马库斯·费尔德曼（MarcusFeldman）阐释了几种主要的可能性：这种学习过程可以是垂直结构的——从父母到子女；可以是水平结构的——从同龄人群体中学习；可以是一对多的——此时以教师为主导；可以是多对一的——年长的同龄团体规训练习。在效仿的忠实性和变革的可能性上，这些学习方式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人类学家迪特里希·斯托特（Dietrich Stout）在新几内亚的朗达记录了“技术工匠”对石材加工的重要性，新手会受到严格的控制。莱西特认为，阿舍利时期采用的是垂直传播的学习方式；然而，多对一的传播方式更能够形容我们的发现（见图4-5）。此外，有些将阿舍利文化抽离现代经验的因素也许在起着作用。格林·艾萨克认为，阿舍利手斧极具地方特色，展示了当地工艺传统的存在，但他相信，跨越巨大区域的手斧的整体相似性也表明了信息流动的便利性超越了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如陶盆或陶瓷这样的人工制品，在设计和装饰上存在巨大差异。艾萨克猜测，在邻近群体之间，简单的早期语言并没有像之后那样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图4-5 社会传播
社会传播可以视作垂直向的或水平向的（例如，从父母到子女，或从同龄人到同龄人）。在阿舍利文化中，个体也许只是向有限的几个人学习，但传播的真实性是极为显著的。
在这里，社会脑理论提醒我们去思考数字。与猿类或南方古猿相比，阿舍利时期的个体必然已经能够轻易地向更多的个体学习，跨越地域的信息流动也更加频繁。在一支假定由30人组成的狩猎–采集营居群中，一个儿童学习者很可能会受到大约6个人的显著影响。在一生之中，每个人都可能在营居群之间迁徙，因此知识可以在更大的区域内互通。
工具本身就是长距离迁徙的直接证据。几乎在每一处大型阿舍利文化遗址中，都有一些远距离搬运而来的工具，通常在50～100公里之间。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存在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人们会四处漫游，或物物交换。两者都必然会让我们想起迁徙、群体以及群体规模。这种距离似乎太过遥远，不可能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在埃塞俄比亚的盖地博遗址，德斯蒙德·克拉克发现，有几把黑曜岩手斧来自100公里以外的东非大裂谷。不论它是源自直接的搬运，还是刚刚萌芽的物物交换，社会接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将不得不接洽遥远异地的陌生人。直立人发达的大脑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它说明这种类型的社交正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