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在塑造人类的社会生活上扮演了非比寻常的角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家庭几乎已经淘汰了自然火，但如果无法控制热力，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将会非常稀少。虽然存在着种种诱因激励着我们去探索火的历史，但实际上，完成这一工作十分艰难。
火的使用问题让人更为好奇。只有人类才会控制火，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组织都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并非所有的社群都惯于点燃火焰。生火被一些群体视为一种神圣的活动，例如非洲南部的桑族。可能并非所有询问“告诉我如何生火”的人种志学者，都能获得直接的答案。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当人们意识到自然火的好处并开始运用它时，火也就成了一种自然资源。
火的使用是如何发生的，在何时发生的，尚有许多争论。对一些考古学家而言，这是一种“认知飞跃”，它让人类领会了火的潜能，并且它以早期人类居民地火炉的缺失或拥有为分界。然而，因为火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我们相信它的使用可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并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扩大。待到火被引入居民地，并作为“家庭炉火”再次被随意使用时，它的使用可能已经历经了一段漫长的历史。
这种更为广阔的视角容许我们辩称，火在塑造人类饮食和发达的社会脑上，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以饮食为先，关于人类祖先的食物来源，猿类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对黑猩猩而言，水果是食物能量的主要来源，水果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黑猩猩食用营养较少的植物，并将其作为次要选项；它们的食谱扩大到昆虫、小动物（如蜥蜴）、蜂蜜和哺乳动物（如猴子和羚羊幼崽）。借助这种方式，黑猩猩摄取了少量但极为重要的蛋白质和脂肪补充物。地猿，似乎就更像是一种杂食动物，而在南方古猿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明显在不断拓宽的食谱。
尽管黑猩猩、大猩猩以及红毛猩猩全部食用或以其他方式利用数百种绿色食物，但远离热带或森林之外的各种资源却在不断减少。在干燥季节，资源的供给非常稀少，食物压力轻易飙升。爱琳·奥布莱恩（EileenO’Brien）、查尔斯·彼得斯（Charles Peters）和理查德·兰厄姆所做的研究证实，在这些情况下，其他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如块根和块茎，会变得非常重要。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彼得斯和奥布莱恩仔细考察了各类植物食物资源，共计461属，细分到种的话要更加繁多。他们跨越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比较了黑猩猩、狒狒以及现代人类的植物食物利用状况。其中存在大量的重叠物种，但显而易见的是，三种灵长目动物都食用大量的植物性食物。其中，黑猩猩通常不会食用地下贮藏器官，尽管狒狒和现代人类都以此为食（见表4-1）。不幸的是，这些食物往往是不易消化的，对现代人类及其祖先而言都是如此。
表4-1 食物类型比较
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人类狩猎–采集者、黑猩猩以及狒狒的植物性食物消耗量（N=食用的各类属植物数量）。食物种类的重叠非常明显，但喜食水果的黑猩猩不会食用地下贮藏器官，而人类对地下贮藏器官的食用量甚至超过了狒狒。也许，这是因为烹饪助力了人类的消化系统。
人类不善于消化块茎中的淀粉，而过多的肉类蛋白甚至会毒害他们。火的一个重要优点因此得以发挥作用：烹饪破坏了食物成分的结构，包括块茎中的淀粉结构和肉类中的蛋白质结构，使得它们更容易被肠道消化吸收。火同样也杀死了有害的微生物。当然，早期人族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首先发觉的是，在天然火出现的地方觅食能够获取更多的食物，而那些意外被烹煮的食物更加美味。块茎和穴居动物也许是最明显的目标，因为一场大火过后，两者都暴露出来。
人种志的记录告诉我们许多现代觅食者这一方面的问题，在此类事例中，我们不应怀疑其在过去存在的真实性。我们也不需要将其归功于认知飞跃，因为许多其他物种，尤其是鸟类，也都被认为是“火的追随者”。这些都表明，大火在自然界出现得足够频繁，可以形成习得的活动模型。生活在绿色宜人之地的考古学家们认为火灾是珍稀品，这并不令人惊奇。
自赤道至南北纬50°的地区，每年都会出现大量的雷击事件，其中相当比例的地面雷击会引发火灾。当闪电袭来，紧随其后的大雨尚未落下，而地面上的植被又异常干燥时，火灾尤其容易发生。火灾的发生率和规模很大程度上是由局部因素决定的。在热带雨林，几乎一切物体都因为太潮湿而无法被点燃，但在半干旱的草原区，火灾的发生非常频繁，乔木物种因此都有了耐火的特性。温带的树林和森林，它们在每一个夏季里都要面对火灾的风险，尤其是在“火险天气”中。
古人类与自然火的相遇会在何时开始呢？从逻辑上讲，它应该发生在古人类开始在更广阔的环境中搜寻食物的时候，并且这个环境中存在经常性的大火。石制工具显示，这样的觅食范围出现在200万～260万年前，彼时，人类栖息环境中火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现如今，我们可以在20公里以外观察到的火灾事故都时有发生，无论是夜晚还是白昼（见图4-7和图4-8）。
图4-7 森林火灾
这片地域的森林大火非常容易察觉。这场大火的观察点在肯尼亚的基洛姆博，距离事故地大约有15公里远，火光在夜晚依旧清晰可辨。在低纬度地区，自然大火是生活里的一个特色，我们最早的祖先定然已经对它们习以为常了。
图4-8 火的使用
火的使用源自与自然（野外）火的接触。这三个阶段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每一阶段都显示了古人类对于这一重要科技的掌控程度。
现代人的牙齿仍旧反映出某些饮食上的变化，它们与过去一脉相承：我们的臼齿尤其展现出了能够研磨坚硬、强韧食物的特性。我们的门齿并不突出，因为食物的预加工被转交给了刀子这样的工具。这些变化最早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有一项发现给予我们一些线索：来自格鲁吉亚德马尼西的一块早期人属的颅骨，其历史有170万年，除了下颚上的一颗牙齿外，它再没有其他牙齿。牙窝洞的愈合情况表明，这个“老掉牙”的家伙可能又生存了数年时间。这当然只能是因为他的食物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加工，而且他很可能是某个社群中由他人提供支援的特殊个体。
这是否意味着火的使用也可以追溯至如此久远呢？我们在德马尼西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是，至此，早期人类似乎已经扩张到整个旧大陆——从非洲至格鲁吉亚、中国以及爪哇；而他们的脑容量却并没有变得更大，正如2013年公布的一颗颅骨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地理分布意味着，人类大面积扩张的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对火的任意掌控之前。
尽管如此，理查德·兰厄姆及其同事却认为，火在早期便有了重大影响。他们已经发表证据证明，古人类只有通过改变饮食结构，尤其是学习烹煮肉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技术，才能生活在稀树草原，并度过干燥的季节。他们指出，所有的现代人类都需要烹饪食物，否则，人类的健康状况将急剧恶化。
当然，在170万年前，古人类脑容量增大50%这一过程是需要一些刺激因素的。一个更多支持的社交世界，使得饮食质量的提高成为可能，进而实现脑容量的增大，仅仅是这样简单吗？一些重大的饮食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人属不可能在没有早期巨型齿的情况下生存。人类大脑的发育出现在生命早期，核心因素是哺乳期母亲的健康程度，以及早断奶并摄入高品质食物的能力。
德马尼西的那位老人再次表明，食物准备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它究竟是依赖火，还是依赖社会协作和对食物的精心处理呢？2013年，约翰·高莱特和理查德·兰厄姆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竭力去填补这两种观点间的鸿沟。他们两人都相信，火在很早便投入了使用。但同其他方面的演变一样，对我们而言，最难想象的部分是那些不同于现代人的适应形式因为其手法和行为不允许我们做简单的类比。
火的考古学证据指向一个慢热的过程。阻碍在于，考古学家必须寻找证据，且这些证据不能是关于控制火的迹象的。在晚期的考古遗迹中，居民地的炉灶非常常见，随着我们对过去的回溯，发现也逐步稀少。有时，事件间的裂隙是如此巨大，它提醒我们过度阐释必须慎之又慎。这些也表明，大多数用火遗迹根本就没有保存完好，即便是在我们知道火的使用已经颇具规模许久之后。
最古老的、可以表征火炉特征的用火痕迹来自东非的三处遗址，即切苏旺加、库比福勒和盖地博。三处遗址的发现经常被引用，但又经常被摒弃为非结论性资料。至少在库比福勒和盖地博，火迹得到了证实，其离散性非常明显。在切苏旺加，火迹也被证明处在现代篝火的温度范围里。缺失的关键点可以称为“三角剖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少量的人工制品被灼烧过，或距离火迹处最近的骨头被烧焦了，那会带来三角形支撑性的相互连接的证据。倘若如此，我们就能够证明燃烧只出现在局部。
下一组证据源自70万～90万年前，分布点自南非一直延伸到黑海边上的博加提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以色列的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大约70万年前，当地的人类扎营在一座小湖边。遗址处的火迹与人类的联系令人信服，因为它发生在多个层面上，灼烧过的燧石碎片显示出似乎是“炉灶残迹”的存在。
来自北美洲森林的研究资料表明，雷击火通常出现在山脊处：重复性的燃烧事件濒临水源，就像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的情况，这与人类的活动模式更加相符。南非的两处遗迹位于洞穴中，且都有80万～100万年的历史。在斯瓦特克郎斯洞穴，烧焦了的骨头碎片被发现位于不同的三段层位，其中的一些还带有屠宰的痕迹。
在旺德沃克洞穴，一整个地质层位都布满了火烧证据。微观地层学的研究表明，这些与鸟粪火的特征并不吻合。这两处遗址合力证明了人类对火的掌控，它们也与其他一些证据相符，在斯瓦特克郎斯和另外一个洞穴马卡潘斯盖的较低地层，研究者发现了许多南方古猿的残骸。
在这之后，石制工具显示有古人类居住在那里，人属残骸的数量却非常少。我们可以推断，人属在面对捕食者时要更加从容。使洞穴更加安全的关键，就是对火的使用（见图4-9）。
图4-9 火的使用
最晚在40万年前（也许还要早许多），火成为社会及经济活动的焦点。火可以延长了人类的社会活动时间，可以在肠道退化的情况下烘培食物，为发达的大脑供给营养，它的重要性毋庸赘言。
如果所有这些证据都可以被质疑，那么，在西欧、中东以及非洲的一系列约40万年历史的遗址，最终给予了考古学家们必须确定的东西。德国的舍宁根以其保存完好的木制长矛而闻名，依据其发掘者哈特穆特·蒂姆（HartmutThieme）的说法，此地还拥有火炉和一根被遗弃的、部分烧毁的木棍。这根木棍提供了最苛刻标准下的人类用火的确凿证据。我们无法确认是否曾有一块肉排被置于木棍的末端烘烤过，但其他所有方面的证据都是无可辩驳的。在英格兰东部的比其斯深洞，火炉同样得到了保存。燧石的重组揭示出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曾坐在火边，试图从一块大燧石结核上打制出一把手斧。敲打的次数超过了30下。其中有两块石片向前落入火中，被烧成了亮红色，而其余的则没有改变。
比其斯深洞特别具有启发意义，它表明不同范畴的活动围绕火汇聚在一起的方式。这是最早的范例，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发容易看到的事情。类似比其斯深洞的大型篝火，每天需要消耗50～100千克的木材，这有力地推进了劳动分工的出现。它们表明，时间的再组织已经发生（见图4-10）。
图4-10 时间的再组织
上：生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所记录的大猩猩一天的活动时间。大猩猩的一天受限于日照时长，且主要由觅食活动（被午觉所隔开）组成。中：人类的活动时间更长了，其中最机敏的时刻出现在傍晚，而火的利用带来了额外的社交时间。下：火已经成为狩猎者和采集者日常分散模式的特征因素。条状比例尺表示热带的近似日照时间（06:00～18:00）。
自社会脑的角度考察，火给予我们的启发要更为深远。对生活在北方和极南地区的古人类来说，一个显著的不利条件就是冬季短暂的白昼。这里存在着一个能量的缺口：可以觅食的日照时间更少，而对能量的需求却更大。简言之，原本12～14小时的日间活动、2000卡路里的能量需求，将会被7～8小时的日间活动、3000或4000卡路里的能量需求所取代。人类通常在经过短时间的集中准备后，开始进食，往往共同分担这些活动。
格林·艾萨克将这种食物共享行为视为人类进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事实上，黑猩猩有时也会分享食物，但它们不会集体准备餐饭。在向这种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在日常事务的根基重建过程中，火似乎就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我们的昼夜节律中，我们可以找到进一步证据：人类的睡眠时间只有短短的8小时，机敏峰值出现在傍晚时刻，而这恰恰就在猿类准备入睡的时候。
正是火延长了社交活动的时间，改变了准备和进食餐饭的模式，刺激了劳动分工，并最终使人类从中受益。火催生了劳动分工以改进效率，提高了食物的热量回报，给予人类温暖，并使人类免遭捕食者的侵害。
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是，火是否已经被普遍采用，或者说，是否某些区域比其他区域更青睐于用火。考古学家威尔·罗布洛克斯和保拉·维拉认为，一开始时，火并没有在北方得到广泛使用。火在热带地区率先被认识和掌控，而非北部高纬度地区，这有可能吗？这一观点有些古怪，因为寒冷的气候会放大对火的需求，尤其是在冬季，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相关的用火证据却十分匮乏，这一点令人费解。
在比里牛斯山的阿拉戈洞穴，有一些驯鹿在50多万年前被屠杀，但它们的骨头却并没有被烧过，此外，这里也没有炉火遗迹。似乎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火只能在特定地区使用，燃料和住所要一应俱全，关于这种情况，我们也许最终会找到证据；第二，人类对火的掌控水平不足，无法真正去依赖它，在寒冷的天气下，如果因为缺乏闪电而无法重新点燃火焰，那么，对火的依赖就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类似的危险因素同样适用于某些现代工业）。为了确保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从他人处取得火种，一个强大的社会网络必须建立起来。当人们被迫生活在低密度区域时，社会网络的力量尤其重要。在露西课题深入开展的过程中，马特·格罗夫借助数学模型证实，正是这些因素会强烈地影响到稀疏散布在严酷的北部高纬度地区生活的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