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符号是如此深入人心，我们因此称其为标志，就像电脑上的苹果图标或名表上的商标。这些伟大符号中最早的一个就是阿舍利手斧，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被有意用作符号。阿舍利手斧成为石器时代的标志，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过渡脑：直立人
在人类进化的复杂记录中，有一个角色始终是稳固不移的：直立人。直立人的站姿高大、沉稳，能够走过遥远的路程，进入世界的不同地域。一般而言，这一物种的人类特征显著，并且似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大致未变。它们的脑容量较之人类要小很多，但明显超过了那些早期人族动物。这一图景为我们审视过去的200万年历史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我们了解得越是翔实，细节就越会幻化渐隐于新的细枝末节之中——人族地方种在脑容量和身体结构上的变异非常显著。
现在，这个故事将以一些直立人标本为开端。这些直立人与首次发现于远东地区的“传统”直立人差别巨大，它们有时甚至还有自己独立的名字：在非洲生活的被称为匠人，在格鲁吉亚德马尼西生活的被称为格鲁吉亚人。两者的脑容量都非常有限。那些来自德马尼西的直立人脑容量不足700毫升，比非洲的早期人属更小。150万年前的非洲直立人，其身体比例非常接近于现代人，但德马尼西古人类的后肢的过渡特征仍旧明显。如果我们真的要将这些类型的标本分类为直立人，那么，100万年以后，这一物种将会各不相同。确切地说，这一物种将会由各种地方种拼贴而成：这边的身体要更加粗壮，那边的则要苗条纤细；某一地方的脑容量更小，而另一个地方的却头脑发达。
如果这里有什么意外之处，那就是分散各处、相隔遥远的发现却是如此相似。我们很轻易就能够猜测直立人一路扩散到了整个非洲和欧洲，但事实上，这里存在着认知的巨大缺口——自德马尼西到中国，大约8000公里距离的土地上，没有发现一块颅骨化石。直立人最早发现于远东，对直立人的传统印象正是源自爪哇和中国：脑容量大约为1000毫升的粗壮人类，矮小强健，颅骨厚实。散落于非洲的发现，包括来自奥杜瓦伊峡谷的一片头盖骨，表明在100万年前，那里的直立人最终变得更像远东的种群了。但也许就是在非洲，我们将会去寻找一个新物种的先辈——海德堡人的祖先，它们最晚出现于距今60万年前。
例如，英国著名的皇家工程院就是用这种手斧作为自身标志设计的灵感。如果有什么费解之处的话，那就是手斧不仅辨识度高，而且极为实用，它留下的所有痕迹最终都指向了制作者的意图。
图4-2 手斧
手斧是手用工具，基础功能完善。
手斧最晚于175万年前（见图4-2），出现在非洲，图尔卡纳湖西边的洛卡拉雷遗址和埃塞俄比亚的孔索–加杜拉遗址都有出土；而最后一把手斧可以追溯至15万年前。有时候，它们会大量地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例如，肯尼亚的欧罗结撒依立耶遗址和基洛姆博遗址，但在另一些地方，却只有稀疏的个别标本。手斧的设计非常成功，足以用上150万年的时间，在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手斧，只有远东的部分地区发现较少或者没有发现。
典型的手斧是一种石器，大约15厘米长，宽度与手掌相仿。它的轮廓往往类似于扁桃或是小艇，顶端尖锐，尾部浑圆。在敲打石头的过程中，大部分制作者会把手斧两侧的整个边缘削成锋利、坚固的刃口。手斧的平均重量是0.5千克，与一罐豆子或一袋糖的重量相近。
我们所举的例子只是一种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手斧，实际的手斧样式千奇百怪、耐人寻味。即使是一小堆手斧样品集，也会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薄有厚。它们的变化范围如此巨大，必然是制造者有意为之。大型手斧可能是小型手斧的10倍重，我们几乎从未见到过共存于一处、相互之间却又差异微小的手斧集。
借由社会脑理论来研究手斧，我们能够从中了解什么呢？问题在于，我们仍旧无法准确获悉这些工具的用途。一些工具善于切割物品，另一些工具则用于砸击物品。史蒂芬·米森认为，工具可能有多种用途，就像瑞士军刀一样；还有一些研究者相信它们有特定的功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手斧从未形成完整的工具集（见图4-3）。
图4-3 工具的演变
更加精巧的工具往往代表了各自单独传播的思想开始汇聚到一起。这一点可以从阿舍利手斧中看出：社会传导的知识的蓄积，催生了一种新的灵活性。
手斧的大量堆积向我们表明，曾经有社群生活在这一地域。它们暗示古人类把家安置在这些地区，其依据就是他们必须要遵守的统治系统。统治系统发挥的指导作用与强大的宗教相似，对今天的一些人来说，宗教仍旧规定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是在声名显赫且保存完好的博克斯格罗夫遗址发生的事情。博克斯格罗夫遗址位于英国东南部的苏塞克斯海岸平原，距今已有50万年的历史。研究者马特·波普（MattPope）和马克·罗伯茨（Mark Roberts）证明，这片地域中头脑发达的古人类——海德堡人，重复采用相同的劳作模式：他们在坍塌的海崖处寻找合适的燧石，将其运输到平原，并制成独特的卵形手斧，再用手斧宰杀动物，然后将手斧丢到专门划定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