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管是从家学、教育还是工作来看，皮尔士都是一名科学家。他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数学家本杰明·皮尔士（Benjamin Peirce）。他童年的成长环境、在劳伦斯科学学院就读的经历，都足以证明他宣称的“自己是在实验室里泡大的”绝非虚言。除数理逻辑，他在天文测光、测地学、心理物理学、文献学方面均有所建树。皮尔士在测地学领域用力多年，对钟摆问题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马上就得到了欧洲同行的认可。皮尔士是国际测地学大会的第一位美国代表。该会对他的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塞莱里耶、普兰塔摩尔等人都承认受到了他的启发。
针对皮尔士的概率哲学而言，包括钟摆研究在内的精确测量研究，以及对概然误差的相关研究似乎都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不熟悉实践中科学测量的哲学家可能会天真地认为，“物质粒子间引力大小等于质量之积除以距离的平方”“水中的氢氧元素质量之比为1：8”等命题都是绝对真理。但是，真正用精密仪器来测量过自然现象的人都明白，自然绝非这么简单、恒定。每个实验员都知道，两个实验员分别测量，一个实验员多次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会完全相同。科学也有过一段富有英雄气概的年代，当时的人可不会有这种疑难。他们笃信柏拉图式的信念：自然是由简单的几何线条创造出来的，一切误差都是由于观察者犯了错，或者仪器不够精确。不管在当年还是今天，这种气概都是科学研究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同时抵御着超自然迷信的渗入。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赞同它的绝对形式了；而且，我们也没有确凿证据能表明，不管观察者和测量仪器如何变化，观察对象本身绝不会偏离简单的自然法则一丝一毫。毫无疑问，随着操作研究仪器越来越熟练，人为“误差”的范围会显著缩小，但是，就算技能再精熟，仪器再精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不规律的测量结果差异，虽然可能差得非常微小。“只要试图去验证任何自然法则，你就能发现，你的观察越精确，就越能确定它们将显示出违背法则的不规则性。”[1]从实证材料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说：所谓的自然常量其实是在极限上下波动，只不过在某些目的下，这些变动可以忽略。不仅如此，只有在研究大量粒子的活动时，我们才会趋近常量；随着样本量的增大，社会学统计也会趋近恒定的比率。于是，皮尔士虽然并未否认纯粹的观察误差，但同时认为：“所以，我们必须假设，许多小的不相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定律本身说服力不足，以及任何公式与事实都有偏差。”[2]
怀疑绝对自然规律，往往会与呼吁自由、鼓吹神迹的感性话语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要强调一点：皮尔士的批评完全是为了逻辑的精确，为了理性地描述物理世界。作为一名思维严谨的逻辑学家，一名熟知各种自然定律的实际探究过程的科学家，他绝不承认经验能够证明自然定律的绝对性。一切已知的自然定律，比如波义耳定律和重力法则，都对实际现象做了高度的简化，因而对现实的描述其实并不精确。但是，针对“自然定律是绝对的、不变的”这一传统假设，还可以从正面角度去反驳，即这种假设让宇宙的规律性成了基本公理，于是就不用解释这种规律性何以可能、又是怎样形成的了。但是，一般来说，规律性的出现恰恰是需要解释的对象。此外，近代统计力学和热动力学（气体理论、熵论等）表明，宇宙的规律性是逐渐演变的过程；整个自然界就是从繁多的混沌向同一性，也就是熵值最大演变的过程。19世纪著名物理学家波茨曼曾指出，整个自然界的历程就好比把一堆东西逐渐摇匀。自邓斯·司各脱以来，逻辑学家就已经明白，每个实体都有唯一属于自己的性质，即“此性”（haecceitas或thisness），它既不能解释也不能从普遍性中推导出来。例如，研究月球运动轨迹时，我们就必须将具体事物视为先在的。皮尔士的“机会”指的就是这种原初的、非衍生的个体性或繁多性，就此而论，机会是先于法则的。
形象一些的话，我们不妨假定，一切事物都有养成习惯的微小倾向，这种倾向本身也是偶然波动形成的习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解释自然界中实际有的、有限度的统一性是如何演化、如何存在的了。
乍听上去，上述内容不免有些神秘色彩。即便如此，它依然是机械论神话的一种理性替代品。这种神话认为，宇宙中的一切原子从诞生起到如今都没有任何变化。于是，实实在在的自发、新生现象便都被视为虚幻的，没有真实性。
机会或偶然在先的学说，自然会意味着心智在先。正如法则是偶然的习惯，物质也只不过是失去活性的心智。心智的第一法则是：观念会不断散播开来，普遍性、包容性不断增强，群体中的人们就是这样形成普遍观念的。这种感受的持续外扩过程会变成抚育之爱，如父母之于子女、思想家之于思想，创生演化由此而生。
詹姆斯与乔伊斯都强调，皮尔士的偶成-神爱（tychistic-agapism）学说与柏格森的创生演化存在相似性。但是，虽然两人的目标都是将生命、生产带回到事物本质的论述之中，但我认为皮尔士的思想有着显著的优势，因为它与现代物理学的联系更紧密。很大程度上，柏格森的思想建立在机械论无法解释某些事实之上，比如脊椎动物与扇贝两者的眼部结构被认为是相同的。但是，此处的事实只是现象相似而已，用趋同演化的机械定律就可以解释。皮尔士则并不反对机械论解释的可能性。实际上，通过将偶然性引入机械定律，他能够提出一种更积极的、启发性很强的原生质理论，解释习惯与可塑性的事实。[3]与假定多样性会不断提高的斯宾塞和柏格森不同，皮尔士认为多样性和统一性可以同时提高。斯宾塞机械论哲学将一切多样性都归约为空间差异。于是，真正的新事物是不存在的，只有新的形式、新的组合会随着时间而产生。柏格森的创生演化固然旨在鼓吹自发性，但与斯宾塞哲学一样，也假定所有演化都是从简单到复杂进行的。皮尔士则认为，事物的初始禀赋中就可能存在多样性和特殊性，这些性质随着时间演变有的可能会增加，有的可能会减少。心智既可以养成习惯，也可能丢失习惯。于是，演化既可能让事物更加多样，也可能让事物更加统一。
与柏格森相比，皮尔士对待现实中的多样性、自发性要更加严肃。而且，他比任何一位现代哲学家都能更好地解释世界中的秩序与和谐；这是通过将中世纪的共相实在论与现代科学的连续性观念联合起来而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有一场大悲剧：现代科学先驱与坚持形式实在性的经院哲学家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这场不幸的论战将绝对原子论和唯名论推上了物理学的神坛。极端唯名论认为，现实完全是由个别对象组成的，没有为自然法则的真实性留下任何空间。正如休谟勇敢承认的那样，按照这种观点，现在绝不能确定未来，实际上，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成为不可能。幸好，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坚持使用连续性法则，从而将我们从混沌的世界中解救了出来。凭借对邓斯·司各脱与现代科学的深入研究，皮尔士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
此处将皮尔士与詹姆斯的思想做比较对理解或许有所帮助。詹姆斯直言，皮尔士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激进实证主义都有启发。激进实证主义的目标是，将经验的连续性和流动性从经典英国唯名实证主义中解救出来，后者将万事万物都归约到若干互斥的心理状态上。奇怪的是，虽然詹姆斯在心理学中大量应用连续性法则，但到了哲学上却脱不开英国唯名论的影响，比如他的社会理论（极端个人主义）和宗教哲学（极端拟人论）。在社会意识理论和关于社群本质的学说中，罗伊斯发展了皮尔士在社会理论中应用连续性原则的观点，但是可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在这里，我们只能再说一遍皮尔士自己的希冀：“希望将来的学者会重温这些观点，并为世界贡献新的成就。”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皮尔士在发表了收录于本书的文章之后，仍然在研究其中提出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他为鲍德温主编的哲学词典编写的逻辑学词条。[4]
这些词条自然为偶成论（tychism）、连续论（synechism）、神爱论（agapism）加入了逻辑学的意味。用康德的术语来说——皮尔士自己也会使用类似的话语——这些原理的规定性内容而非构成性内容是主要的。因此，他的机会学说，或者叫偶然学说，不只是詹姆斯激进实证主义中超脱于“铁板一块的宇宙”的盲目必然性的东西，更为自然定律的发生学解释和概率论解释打开了大门。须知，概率论在自然科学和日常生活中都是极其有用的。他的神爱学说也不只是宇宙论，仅限于说明偶然的感觉如何通过普遍性、连续性的习惯产生秩序，或者说理性的多样性；更是对“真”这个概念给出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阐释，即检验一个命题是否为真，便假定了存在无数彼此合作的探究者。神爱学说还有逻辑学的一面。它承认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普遍观念蕴含着一种吸引力，让我们不禁想去揣摩它的性质，虽然只有在详究其各种可能后果之后，我们才能清楚、准确地明白其含义。
关于连续性学说，皮尔士明确地告诉我们：“连续论不是终极的、绝对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逻辑学的规定性法则。”[5]也就是说，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中寻找同一性的线索，而不要假定什么东西都是终极的，即无法解释的（举几个此类假定的例子：存在绝对精确、绝对普遍的自然法则；一切原子都是永恒的、绝对相似的，等等）。诚然，连续论者不会否认终极的、无法解释的事物存在，因为这是能够直接被感受到的。但是，他不能用它来解释其他事物。假定不可解释的事物对科学是一种阻碍。“只有在普遍性的形式下，我们才能够理解事物；而普遍性就是连续性本身。”[6]他坚持认为，可理解的形式一定是普遍的，而这与强调个体的实在性是完全相容的。一位苏格兰实在论哲学家认为，个体的实在性隐含着意志或反意志的因素。但是，在逻辑推理的过程中，个体的实在性的意思是，要想检验命题的真假，我们就要诉诸个别的感知。[7]但是，个体数量再多，也不能完全涵盖连续的含义，后者还包括秩序是通过何种关系组织起来的。概念的完整含义不在于任何个别的反应，而要去探究这个反应在具体的、合理的认识演化过程整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科研中，这意味着整体观念的合理性高于个别信念的真实性，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