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世纪之前，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认识到了工作时长与带宽之间的关系。他为工人定下了每周40个小时的工时规定，不仅是出于利润方面的考虑，而且也饱含了人文主义情怀。而他进行的为期12年之久的实验，其结果明确显示，将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从10个小时缩短到8个小时，将每周的工作天数从6天减少到5天，既能增加工人的总产出，又能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福特积极宣扬缩短工作周能为社会带来的益处，坚定地认为增加工人的消费时间对所有人都是一件好事。而他的看法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缩短工作时长能带来更多产出。
若想找到福特实验的原始数据，难度会比较大。但自从福特实验之后的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发起了几项类似的研究。其中一项是以建筑项目为研究对象，其结果显示：每周工作时间在60个小时以上，持续超过两个月时，员工由此累积形成的生产力下降，会导致完工日期的拖延；而同样规模的工程团队，如果每周工作40个小时，则能按时完工。在与建筑行业搭不上边的软件业，一位软件开发师注意到，当他的员工刚开始一周工作60个小时时，前几周时间总是能比以前完成更多的工作。但从第5周开始，员工们能完成的工作量，会比他们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时候少得多。
另一项研究以医院的胸心外科诊室为对象，调查的是随着每位医护人员接待患者数量的增多而产生的现象。同样，短期来看，单人接待更多患者会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医生也能以更快的速度治疗患者。但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忙着处理病人的时候，医生会疏忽大意。为了能更快地诊治更多患者，医生的诊疗质量会下降。由此，患者的死亡率就会上升。而事实上，就连短期所见的好处也不能持久——工作量的持续增加，最终会导致管理每一位患者所用的时间也都有所延长。
超时工作对生产力的负面影响，同样能表现在其他方面。下面是一位研究人员对创新的论述。
每次面试结束时，我都会向面试者提问：“如果你突然间变得无所不能，那么首先会在自己所在的组织中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来鼓励创新？”截至目前，最常见的答案就是时间。但给出答案的人们还会对时间有所明确，他们不需要同样类型的更多时间，而需要更多的非结构化时间，或者没有具体的产出或流程与之相对应的时间。常务董事所渴望得到的东西，最能生动地体现这一点：“玩乐的时间……凝视窗外的时间……让事情尘埃落定的时间……观察理解和作出反应的时间。”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并不新奇。因为我们的身体会疲劳，需要休息。同样，心智资源也会耗竭，需要恢复。而稀缺的长期存在，则会导致带宽负担越积越重。为了对这一机制加深了解，我们不妨以睡眠为例。时间稀缺的人，每天都工作很多个小时——他们总是想要在一天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做一点事。他们会忽略问题，遇到了就打个“补丁”了事。睡眠就是受到影响的一大因素：当时间不够用时，人们就会选择少睡点觉，多工作几个小时。但事实上，睡眠对生产力的影响非常惊人：科学研究多次证实，睡眠不足的员工，其积极性会变得更低，犯的错误会变得更多，而且还经常会出现头昏脑涨的现象。一项研究对夏令时的起止进行了调查，结果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因为时间的变化，人们晚上会出现失眠问题。在失眠的夜晚，人们每个小时花在网上闲逛的时间就会多出20%。而这只是一个晚上，长期睡眠不足所累积的效应会变得更加严重。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生产力最终会一落千丈。
然而，大多数公司依然会去对工作时长进行管理，而非对带宽进行管理。一支研究团队曾针对一位38岁、已婚、有4个孩子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做出了如下描述：
一年前我们认识他时，他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总是感到精疲力竭，觉得自己很难在晚间时光全心投入与家人的交流，并因此感到愧疚和难过。他的睡眠质量很差，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很少吃健康食品，总是随便买点什么在路上边走边吃，或是坐在办公桌旁边工作边进餐。他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许多人都用延长工作时间的方式来应对工作上不断增加的压力和需求。但是，这种做法会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在身体、精神和情感上遭受负面影响，而这又会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分心度提高、离职率增长和医疗费大幅上升。
这支研究团队尝试了一个叫作“能量管理”的实验项目，项目包括工作间歇外出散步，将关注点集中在睡眠等重要因素上等。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12家银行的106位员工在多项绩效参数上都有所提升。乍听起来，我们也许会觉得能量管理与绩效提高之间的联系有些牵强附会。但这与我们管理自己身体的方式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了避免重复性劳损，经常使用计算机的员工要进行强制性的休息；为了缓解计算机视觉综合征，专业人士建议人们每工作20分钟就转头看向别处20秒钟，让眼睛得到休息。从这一点来看，认知系统其实与我们的身体系统并无太大差别。
我们从中领悟到的更深层次的信息就是，虽然稀缺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但我们依然需要专注于能量管理和带宽培养。增加工作时长、让员工更加卖命地干活和放弃度假机会等，都是管窥心态的表现。就像以高利率借钱的行为一样，这些行为都忽略了长期后果。精神病学家做出的报告称，越来越多表现出急性应激症状的患者都“将自己逼到了极限，甚至超越了极限，没有一点儿余地，生活中没有一点儿空间能用来休息、放松和反省”。无论是一周工作40个小时，还是工作50个小时、60个小时，都无法产生任何神奇的效果。但让自己暂时换换脑子休息一下，却非常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将有效的带宽最大化，而非将工作的小时数最大化。
当然，从救火行为到带宽维护的失败，所有这些错误都是个人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犯下这种错误，但组织却有可能将这些问题放大。当团队中的一位成员开始落后，或进入救火模式时，就会加剧团队中其他成员感受到的稀缺。当一个人的带宽产生了负担，特别是沉重的负担时，他所做出的一系列拙劣决策，就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稀缺，继而为他人的带宽增加负担。组织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管理效应，每一位个体成员都会将整个团队拉向陷阱，使带宽锐减。不过，组织同样可以富有洞察力，以创建出一种环境，使管理稀缺的挑战更容易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