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哲学家之间就能用语言表达的概念在技能活动中有何作用，存在争议。19以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我们在参与一项已经胜任的活动时，任何精神上大致可以被视为“概念”的东西通常不起作用，只会阻碍我们，阻碍活动顺利解决。这里所说的“顺利解决”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指我们对正在处理的事物的反应是我们根据情境得出的，我们不会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思考过程。这就像是早上系鞋带一样，这是你早期学习的技能，并且已经成了无意识的行为。德莱弗斯借此来反驳行为总是由行动前的“脑力”思考引起的这种观点。
另一派是以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为代表，我认为他提出的观点很好地反驳了“顺利解决”的概念。他强调在技能活动中，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并没有如德莱弗斯所说关闭自己的思考。尽管麦克道威尔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当我们所探讨的活动具有危险性时，无论技能如何娴熟，始终存在无法掌控的突发事件，比如骑摩托车。我认为他所强调的概念思维十分必要。就这一点而言，骑摩托车和系鞋带显然不同。我们不必去思考这场学术争论的细枝末节，只需要知道它始终围绕着我们下列所谈论的话题。
伯恩特·史比格（Bernt Spiegel）是德国的汽车心理学家，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保时捷担任顾问，同时也是摩托车公路赛的教练。他的《摩托车的更高级别》（The Upper Half of the Motorcycle）一书虽不引人注目，但绝对是一本杰作。这本书没有参考近期关于具身认知和概念精神内容的文献，却有很多观察，都有助于这几条线的研究。他写道，人只需要知道一些情境，使其之后的行为能够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适用。20他举了一个例子，你在路上骑着车，正好能在前方看见自己的影子。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方能见度必须很高，因此那时你会感到放松。但其实看见自己的影子应该有所警惕：迎面而来的车流和将从你面前穿过的摩托车，可能会看不见你。你不会感觉到危险，但你必须对这种情境形成一种理论。也就是说，为保障安全，你必须积极用语言进行总结，提出建议。一开始，这种知识会显得有些抽象，有些逼迫性，因为它干预了你的前行。但在几次侥幸脱险之后，这种理论知识逐步与你的感知－行为－情感回路相融合。这不是史比格的观点，是我自己总结的。
要是你在路上差点被碾成泥，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生理反应。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觉得胃朝着胸口猛冲，这种感觉来得很快，甚至就像是和危险同时发生的。紧接着肾上腺素引起身体颤动，刹车的手没有一点力气，感觉虚弱。这种经历的效果很显著：在你刚刚经历的情景中，某些相关特征和危险之间产生了联系，并深深烙印在了骑车所依靠的具身认知回路中。假设这种情境中的某一个特征，是你看到前方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一次九死一生，眼睛所见和身体危险之间的联系就不再仅仅是一项建议，而是你真正知道和感受到的，不需要任何论证。
但是我怀疑必须提前就有这样的建议，这种融合才可能发生，所以必须将自己的影子作为“这个情境”的一个要素。然后可以用数额不定的确凿事实来解释造成你险遭意外的各种情况：差点撞上你的车是什么颜色、当时的光线如何，以及无穷无尽的其他因素。在使用某项技能的过程中，注意力的作用是找出场景中具有实用价值的特征，然后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定义“该情境”。在刚开始学习技能时，会用语言来表达明确建议的知识，以起到指导作用，这对于将注意力引向合适事物具有关键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支配注意力，在你侥幸脱险之后，这些事物就可以通过潜意识将情感和行为惯例结合在一起。
请注意，这里语言的作用意味着习得某种能力，即便是像骑摩托车这样一个人完成的运动，也具有重要的社会维度。你通过阅读、与其他从业者交谈、在YouTube上看教程等方式向他人学习。
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曾有一项著名的研究，是关于消防员如何做决策的，研究大楼即将倾覆时消防员的判断力，如何使其在最后一刻得以脱险。克莱因将重点放在他们整合细微感觉数据和识别模式的能力上。但就我所知，他没有谈及情感的作用，也没有提及上文我们谈到的语言为促进情感与感知和行为相结合所起的作用。可以推测，经验丰富的消防员试图向新手描述特定的顺序，在建筑物倒塌前的画面、声音、感觉的组合，因此新手得以知道在火灾建筑物内一片混乱之时应该警惕些什么。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这种明确的指示是建立感知－行为－情感回路的重要准备，这种回路一旦形成，就会带来更高水平的表现。
消防队的凝聚力和持续的合作提供了摩托车车手所没有的优势。他们在互相监督之下，可以互相纠正错误；也能够覆盖他人的盲点，提供第三人视角，比如：“你一出房间，身后就有大量余烬扬起。你真幸运。”同事告诉你的这些事实，可以成为一个消防员回过头去理解“该情境”的素材，或者事实上是共同合作重建了“该情境”。在对话中，他的经历被改变了。
感觉数据具有实用性，有助于理解特定情境，并且通过与他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得以拓展或改变。这些人不仅身处同一情境，并且参与到同一项任务中，面对同样的危险，而且互相沟通情况。对话的成果成为你不断演习的一部分。如果这个演习真的发生了，那新的经历就会逐渐内化，在将来应对类似情境时为潜意识所用。经历要想经过沉淀，确保某一技能万无一失，就必须进行修正。在此之中，其他人和环境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些，你的经历只是局部的，并且最终使你养成偏执的恶习。
这些对话是否有助于你正确看待自己的经历，是否会带来新的困惑，一部分取决于同事的辩证能力。他们必须能够批判性地看待自己，回忆火灾经历，可能会需要推翻一开始的解释。他们必须可以不加过分修饰地把这段经历贡献出来（这是一种“道德成就”）。我认为任何领域内的有能力之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种“艺术”。
正确认识事物需要建构与他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因此心理学家最好也思考一下“元认知”在根本上是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元认知表示，批判性地认识你的认识。在谈话中就很典型，不是谈天说地地闲聊，而是为了弄清事物的真相。我称之为“艺术”，是因为它同时需要机智和坚持。我称之为“道德成就”，是因为你必须热爱真相胜于热爱自己的一点浅见，这样才能擅于此类对话。这当然是非同寻常的能力，将有助于在任何事情中达到其他人所不能及的超高水平。
在骑摩托车时必须保持自我批判，另一个原因在于有时候一些情境特征是没有任何感觉提示的，比如在你进入视线不良的弯道时，地上有一小块碎石。在处理未被感知到的潜在危险时，你必须主动形成对意外事故的臆测，并将它们投射到外界之中。这样做有助于准备适当的行动计划，并使计划快速可行。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意识心理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一刻不停。如果没有这种担忧，处在“流动”状态，你会觉得自己像超人一样，但前方视线不良弯道处有卡车汇入时，你很容易就“流动”到卡车底下去了。
一般来说，生活充满了意外，为实现目的而进行的任何活动都存在失败的风险。我们与动物不同，动物依据本能行动，只活在当下，而我们要不断监督自己的表现，进行事后批评和调整。
史比格指出，在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下骑车，我们通常会以“综合风险”为依据。我们模糊地意识到一些严重的意外事故，但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它们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这些民间统计学家，反应不会那么快，我们要将意外事故与其不可能性相关联进行衡量，据此决定合适的速度。但其实这是自我欺骗。如果危险就是会发生，那么我们把速度减到再慢也不足以避免。但相反，如果没有自我欺骗，我们或许永远不能尽情享受骑车的乐趣。
就心理练习而言，在赛车场这样的受控环境中骑车，与在街上骑车存在根本差异。我跟过摩托车锦标赛2013赛季的前两场比赛，分别在卡塔尔的多哈和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举行，也采访过一些车手。在赛道上，为了求胜，车手必须绝对相信他对于转角的心理意象。如果赛道升高，阻挡了转向的视线，比如美洲环奥斯汀段的第一个弯道，当你沿着某路线开始转弯时，对于转角的心理意象会延伸到感知所得之外。心理意象是建立在重复的基础上的，比如在练习赛时，你曾多次经过同一弯道，并且我们假设它是可靠的。当出现危险扰乱时，赛事工作人员会站在你能预先看到的位置，挥舞黄旗示警。此举减轻了车手主动臆测事故的心理负担。一个车技高超的公路赛车手，因此可以安心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比赛扣人心弦、赏心悦目，车手在能力所及之事上不断重新校准自己的感觉。
在街上，能像摩托车世锦赛冠军马克·马奎斯（Marc Márquez）这样，那就是完美的车手了。意识心理始终保持警惕，这种要求使得紧张感发挥出卓有成效的作用。应对这种紧张感本身就是艺术。如史比格所言，意识心理的作用是保持警觉，不受干预。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警惕性很容易丧失或过度。在进行这种心理训练时，作为旁观者而言不是什么好事，摩托车公路赛就是如此。相反，车手只有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累积技艺，最终达到高超水平时才会令人侧目。这种累积通常是以车手的安全驾驶距离为计，但也存在像马奎斯那样短时间内达成的天才。
在街上骑车时，意识心理保持警觉、不受干预通常表现为人的直觉臆测自己可能意识到的但还不足以表达的事件，因为也不需要表达。你发现了一种常见的情形：在大道上，两旁都有商业区，每一侧都有进入主干道的入口。街道号码牌会不规律地出现，偶然会在主干道远处的建筑物上看到。前方车辆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加速，如此反复。假设前方车主正在寻找某种商业服务，一旦发现就立刻穿过两个车道驶入商业区。你的摩托车发动机的反应像是时刻准备好了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行动模式。
有一个关于囚犯的故事。他们长时间相处，知道彼此社交中所有的笑话，并且给每一个笑话编了号。最后，讲一个笑话只需要大声喊“七”，众人就会立刻捧腹大笑。
同样，一个经验丰富的车手骑车进入商业区，这个描述起来复杂的场景对他而言只会简化为一种类型而已。我记得一开始骑车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十分紧张，周围充满了不确定性，感觉自己被淹没在大量需要监控的数据中。后来从某一时刻起，我开始放松警惕，感觉到有趣，也更有效。我注意到，骑车时，我把左手拇指镇定地放在喇叭按钮上，右手两根手指轻放在前刹握把上。我的上半身很放松，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驾驶信号输入。这种姿势是一种假设，是对于即将发生事件的暂时性理解，内置于人体之中，随时准备加以使用。一旦这种假设或者姿势确定下来，似乎我又能够回到放松状态了，无须承担认知上的重负。
我有一些文字公式，在我进入这种驾驶状态时，我会大声说：“他们想杀了你。”21戴着头盔，我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盖过了路面噪声。同样，公路赛车手有时会把一些带有动词短语的贴纸贴在油箱上，例如“看清转角”“别急着骑到最快”等。这些警句是给新手用的，对他们而言就是格言戒律。那么老车手为什么继续保留这些？安迪·克拉克说，即便对老练的车手而言，文字叙述有助于通过控制注意力分配，达成某种感知重建。22这些文字作为一种提示，使我们在挑战中保持稳定的发挥。
有时候，文字表达会用作“标签”，标示车手习惯的某种感觉，他希望达成的某种难以捉摸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些文字用作指导工具，那对新手而言会有些难以理解。史比格举例说明了什么是感觉到你的意识“向下流过车胎的接地面”。这可能听起来有些神秘，但它说明了完全沉浸在驾驶中，车延展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时的感觉。同样，一位钢琴家可能在一开始学琴时，因为老师“注意手指”或“手要灵活”等指令而感到挫败。一开始，这种指导是徒劳无功的，但最终，刚学时看似有些模糊的文字，现在成了详细的实用说明，成了专注练习过程中的速记纲要，用于在日常练习中调整和矫正原有的瑕疵。23
如果我们将系鞋带和技能行为归为同一种范式，那就忽略了这种持续起到调整和矫正作用的内驱力。系鞋带时，我们采用的是“合格”标准：鞋带有没有系好？如果系鞋带是我们确保能完成的事，那就陷入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在那些我们重视的活动中，比如音乐、运动和快走，我们力争卓越。我们与动物不同，动物活在当下，仅仅应对自身环境。我们是有欲望的，我们将自己从现在自我中抽离，迈向那个我们想尽力赶上的、技能更高超的未来自我。我们永远“在路上”，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说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是人类特有的。
我们已经探讨了感知是如何与行为紧密相连的，也分析了如何通过融入意识中的工具来关注外界。“自我”的边界似乎在扩大。随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婴儿学步到学会使用工具，我们的感知在变化。我们正以更加确定的方式生活，因此受到各项技能细节和所用工具的制约。通过技能实践，我们将自我带入了与世界的适应关系之中。这一点太有吸引力了。
强调身体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感知世界的重要作用，并且认识到认知延展的概念，就与西方传统人类学的核心原理产生了冲突与碰撞。正如前文所说，传统上认为表征再现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心理过程，而具身认知就直接推翻了这种说法，这些心理学发展也对现代伦理学提出挑战，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个巧合。在伦理学中，正如认识论一样，表征的理念是启蒙世界观的核心。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坚称，为了避免提出特殊要求，在道德推理中，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和他人视为个体，而应视为“理性存在”的代表，并且利用这一抽象概念进行过滤后再靠近彼此。在第二部分“与他人相遇”的内容中，我们会探讨这一抽象概念对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带来了什么，并且将其与通过“注意力伦理学”实现的交往进行对比，后者认为，我们会在交往中关注他人的具体特殊性。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确定与事物相遇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几章会继续关注这一话题。但我希望能够开始建立桥梁连接事物与人，连接认识论与伦理学。当我们注意到虚拟现实的科技概念也表达了道德理想的时候，这座桥梁便在逐渐成形。这座桥梁带着某种理解，是伦理学的支柱；这幅图景，描绘了道德主体以及道德主体在与外界的联系中处在什么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拟现实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观点，与我所提出的情境中的自我这一概念形成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