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通过报酬认可是通行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功能。如塔尔博特·布鲁尔在交谈中对我所说，政治经济制度或许可以反映对自我认识的偏见。某些行业可能因高薪而带来自我膨胀，导致轻视他人的价值，漠视或忘记对该行业从业者技能精进的后续要求。我们是社会物种，需要借助他人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在广大社会中这种无意识会影响一个人的经验，使自己都再难辨认。
每一种制度都存在这样的盲点，夸大了对人类可能性的估值。它们都具有政治特性，塑造年轻的政权形象。设想一位来自一流大学的学生，他想要成为投资银行家，但当他想象未来生活时，看到的画面令他沮丧。一个夏天，在尝试了工地工作以后，他宁可选择去做建筑工人。但是，在社会对他的期待下，他感到自己说不清这项工作有什么价值，也不能说明选择此工作作为生计的合理性在何处。所以他尽可能不再畅想他所希望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们得不到认可。他可能再借由一点点药物的帮助，令期望逐渐萎缩，像是为防止传染蔓延而自断手臂那样。
就皮平所阐述的黑格尔的立场而言，几乎没有空间让人脱离主流，站到对立面。一个成熟意义上的行动者能够调整自己适合社会规范，因为它提供了论证某人行为合理性的唯一框架。缺少公共框架，就如同人漂泊在大海上却没有指南针，处于严重的幻想之中。尤其要避免堂·吉诃德的命运，以为自己是骑士，却生活在一个无法容纳这种角色和行为的社会世界中。因为这种角色和行为不被认可，不为他人所理解。
这是一种严重的墨守成规者的思路。没有空间去做一些有趣的荒唐事，也缺乏艺术家或异类那样对世界的创造行为。但是黑格尔关于行动者社会属性的核心观点，以及对唯我论和自我欺骗的担忧，我认为似乎切中要害。
我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主观看法应由谁来核查？是公众，还是具体实践群体中的胜任者？有很多此类实践群体，对应各种不同职业领域的优秀人才，而公众则是无差别的一个群体。
关注于狭隘的一点，就没有真正的创新，但我希望能够帮助阐明在某些实践中人们聚集的基础。在重要方面塑造人们的实践，有时或许令他们感到不合时宜；或与周边社会脱节，可能为他们自己创造了规范生态位，否认精神错乱的无端指控，捍卫自我，对抗进行心理调节的政府官员。我所想到的此类实践，尤其是因反主流文化而需要捍卫的实践，就是哲学和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