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一半的篇幅揭示了共识的危险性，而另一半的内容更乐观。我想说服你们相信异议的影响力和价值。当我们非常生气，想让那些既没有影响力又为数不多的人闭嘴时，我希望你能意识到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尤其要向那些与我们想法不同或我们不想与之交朋友的人学习。我们知道朋友和盟友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与我们差不多，从而让我们过度自信。研究表明，我们还会因此变得更极端。如果我们的群体和团队中都只是一些志趣相投的人，我们就不可能做出好的决策。
我希望你记住，异议可以产生两类价值：第一，它可以打破共识的影响力，促使我们更独立地思考，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第二，它可以激发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更喜欢追根究底，思维更具发散性，也更有创造力。异议不只是提出另一种立场，它还激励我们以一种更好的，可能也是更聪明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本书关注的是真实性和信念
异议是有影响力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关注的都是挑战多数派的人脆弱的一面。他们的确弱小，但用坚定、勇敢、真实的声音发表异议的行为，也的确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的声音清晰明确，没有复杂的人为设计成分。
我是在不久前参加非营利组织“崛起”的招待会时得到这个启示的。它是社会学家丹尼斯·邓宁（DeniseDunning）创办的一个组织，旨在改善各地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公平待遇。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她并没有采取创办学校、向群体规模不大的年轻女性听众发表演讲之类的方法，而是让女性成为倡导者和变革的推动者，去改变她们自己的生活和社区。他们已经在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这次招待会的发言人是一位来自马拉维共和国的年轻女性，她对长久存在的文化传统和权力发起的挑战，让我再一次感受到真实的声音是多么优美动听。
她名叫麦莫莉·班达（MemoryBanda），身材瘦小，只有18岁，但她的演讲是我长久以来听到的最强有力的演讲之一。这种力量不是来自音量，甚至不是来自她的声调，而是来自演讲传递出来的信息及其真实性。麦莫莉的目标就是终结童婚。
麦莫莉的姐姐发挥了强大的榜样作用，在姐姐的激励下，麦莫莉也参与了这一运动。按照当地的传统，10岁大的女孩就要去营地接受性启蒙，即学习如何取悦男人。一些被称为“鬣狗”（hyena）的男人会到访并训练马拉维各地的女孩，导致许多女孩怀孕或感染艾滋病。麦莫莉的姐姐梅茜11岁怀孕，然后就“嫁出去了”（但不是嫁给“鬣狗”）。16岁时，梅茜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她没有受过教育，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
在接触了马拉维女童赋权网之后，麦莫莉开始鼓励她所在村庄的女童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在证明书中强调：“我想结婚时，我就会结婚。”她们发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声音，让人们很难忽视泛滥成灾的童婚习俗。麦莫莉还踏上了推动修改童婚法律的漫漫征程，并在5年后实现了这个目标。
2015年2月，马拉维将法定结婚年龄从15岁提高到18岁。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马拉维是世界上童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女童在9岁时就会嫁人。这一胜利的获取路径与利比里亚的成功运动非常相似。她们首先说服当地酋长，告诉他们女童需要接受教育，然后借助这些酋长逐渐地把这种影响力传递给立法者。
麦莫莉本来就是一个不守常规的“捣乱者”。毫无疑问，她受到了来自社区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她仍然拒绝去性启蒙营。在那里，女孩们必须服从命令，即使痛苦不堪也要默默忍受。麦莫莉拒绝了这样的安排。她的姐姐成为当时通行法律的牺牲品，但她变成了一名积极分子，和一小群女童一起推动了相关法律的修改。
考虑到马拉维的童婚文化和历史，这些成功堪称重大胜利。它们强调了贯穿本书的一些原则。这些女童就是坚持不懈原则的践行者。她们满怀信心。她们没有仔细斟酌自己的语言，也没有做出妥协，而是顶住了家庭和社区的压力。她们与部落酋长作战，她们出现在立法机构面前。她们的声音充满力量。
本书关注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总是担心自己该说什么，该怎么说。我们总在提醒自己不要冒犯别人，做事要高效，要在自利策略与做正确的事之间做出取舍。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畅所欲言的权利，尽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了我们这项宝贵的权利。无论等级高低，无论所属的类别对我们有利或是不利，这种束缚感一直存在。在每次发表意见之前，我们几乎都会分析可能的结果。
说真话并不意味着粗鲁无礼，也不意味着恶意地伤害或诋毁别人，它是指当你认为自己所持立场是正确的时候，你敢于把它说出来。在本书中，持异议者就是这样的形象。
我们需要异议。举个例子。我爱大学，是因为大学是一个真正欢迎不同观点的地方。异议可以为我们注入活力，帮我们澄清认识。听取异议，可使我们陷入意识形态泡沫的可能性变得更小。异议可以解放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独立思考、看见真理、分享真理。异议鼓励我们去探寻、思考并不断深化理解。
无论是在大学里、公司里还是在咖啡馆的聊天中，我们都在等待真实的声音。毕竟，诚实的话语太稀缺了。对我们来说，获得诚实话语的一种方式就是保持好奇心，接纳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想法。如果你心中怀有善意和敬意，就几乎不会冒险别人。
本书关注的是保护不同的观点
异议（真实的异议）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这是我们取得的乐观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正如前面讨论的，我们必须把异议与多样性区分开来。有利于做出好的决策的因素不是人口学特征的多样性，甚至不只是观点的多样性，而是挑战。当内心真正持有的竞争性观点被表达出来时，就会对我们的思考和决策有所裨益。
在我们管理团队和组织时，选择那些不仅具有相关知识和经验，而且有可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团队或组织的文化。关于企业创新文化这个主题，我另有著述，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群体至少要让发表异议的人有安全感。如果他们觉得异议是受欢迎的，就更好了。这样一个群体有机会成为一个以协同效应和高水平创造力闻名的“热门团队”。
世界事务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简·威尔士（JaneWales），试图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威尔士有非凡的人生履历，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副助理国务卿和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对她的访谈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相当有思想性的一场讨论。
威尔士凭借她广泛的经验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事务知识，形成了关于现实生活决策的观点。她敏锐地意识到，情绪和偏见经常会改头换面，在大多数政策决策中起到支配作用，致使说服人们相信哪些东西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难度增加。在描述这些问题时，威尔士提到了勇于改变的重要性，尽管她也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
威尔士的使命是实现世界事务委员会的现代化，这意味着要升级自1948年沿用至今的模式。作为首席执行官，她启用了几个战略规划流程。其中一个是由委员会的资深团队和长期成员控制的。至于另外一个流程，她系统性地安排全体员工和委员会的新成员来负责。她的目标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
她传递出的信息是：让我们激进一些；我们不能零敲碎打，寄希望于量变引起质变。如果世界事务委员会是一家媒体公司，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架构它，我们的产品是什么，我们如何交付产品？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区，那么这个社区应该建成什么样？如果我们的任务是组织会议，那么我们应该组织什么样的会议？
威尔士传递出的信息响亮又清晰：世界事务委员会将面貌一新。他们会像团队一样工作，他们将改头换面。无论需要什么样的改变，他们都应该也愿意去做出这样的改变。她发现她领导下的委员会活力四射，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以前的模式是在现场传递信息，而听众被动地坐在那里听。现在，他们运用了广播和网络媒体，以提高观众参与度为目标。他们不再采用讲座的形式，而是让人们参与互动，引导他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威尔士让世界事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可以交流新观点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地方。不仅如此，她欢迎人们提出新观点。
本书关注的是辩论，而不是和谐
戴尔·卡内基建议我们要友善，不要相互批评。如果我们批评别人，我们就做不成买卖。对做销售来说，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那些想做出好的决策和找到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团队来说，就行不通了。就创造力而言，我们得到的启示应该是：想法是受欢迎的，而且越新颖越好。但有趣的是，咨询师常常遵从卡内基的建议。
亚历克斯·奥斯本也给出了类似的建议。在他提出的4条头脑风暴规则中，其中一条就是“不要批评他人”的观点。他认为，批评会导致人们三缄其口，从而减少创新性想法的数量。从直觉上看，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美国和法国的研究已经证实，自由地批评他人的想法有助于创意的产生，而不是起到阻碍作用。
“不要批评他人”的观点之类的规则总让我觉得我们是如此脆弱，以至于我们不能容忍有人说我们的想法有缺陷或者说我们的想法不是最好的。这些规则似乎还会导致人们分心，不能全神贯注地考虑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当你总在担心自己应该说什么和怎么说的时候，你就很难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研究表明，辩论甚至是批评，都有助于推动头脑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