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某知名网红产子后，给孩子冠以父姓，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其讨论激烈，也体现了浓郁的“东亚特色”。同样的问题在欧美却属于绝对次要，哪怕以平权闻名于世的北欧，女子出嫁后也以冠夫姓为绝对主流。这说明这个问题并不属于“女权”或者“男权”的范畴，而是东亚人特有的某种情结。
父权、贵族与姓氏的起源
在几十年前，由于马列史观将母系氏族定义为“原始社会的普遍情况”。碍于政治正确，许多学者不得不努力“考证”，最终将中国人的姓氏起源定义为“上古八大姓”。同时，还有些学者以汉字“姓”的女字旁为证据，证明上古时期的姓氏属于母系氏族。
【美国学者考证易洛魁的证据，被恩格斯引用。这是典型的“特例当普遍”】
可是，考古学家对甲骨文的考据，却间接地推翻了“政治正确”的论调。首先，现代汉语的鼻祖是甲骨文，可根据检测，最早的甲骨文大约出现在3500年前的殷商——哪怕是恩格斯的理论中，“农业国家”只要建立便已经是父权社会。而“姓氏”二字作为文字，无疑出现在最早的甲骨文之后。所以，姓氏肯定是父权社会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
姓氏真正的起源有着浓郁的父权色彩——因为它起源于封地名，而封地则起源于周代的武装拓殖，武装又是男性贵族的专利。比如处于百家姓首位的赵姓，起源于赢姓，就是以封地命名的姓氏。相传在周穆王时期，其驾车大夫造父因为东南方的徐偃王造反时，能驾车日行千里，及时赶回镐京打败了徐偃王，周穆王赐以赵城，称为赵氏，因此造父就为天下赵姓的始祖。再比如廖姓，为上古时期廖叔安的后裔。相传颛顼帝有个后裔叫叔安，夏时，因受封于廖国，所以称廖叔安，后代就以国为姓，称廖氏。许姓，出自姜姓，也是以国为姓，为上古四岳伯夷的后裔，是被周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始祖为文叔。春秋时，许国是楚国的附庸国，后被楚所灭。许国亡国后，子孙以国为氏，称许氏。同样以国家的名称为姓氏的还有彭、齐、鲁、赵、魏、韩、周、秦、宋、燕、吴等。
【姓氏的起源有着充沛的武德】
因此，早期的姓氏有着明确的阶级性，只有拥有封地的贵族后裔才有资格享有姓氏，大部分百姓属于“有名无氏”。而春秋时期的贵族有着演化性，当某个家族的子嗣旺盛时，就会“分家”，即到新的封地居住。经过“分家”这一程序后，很多新的姓氏随之诞生。除了上文说的许外，还有建立汉朝的刘家，起源于姬，乃是周朝大夫的后裔。这个特点在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有体现，比如毛利氏祖上原姓大江，德川家起源于源氏，织田家则来源于藤原。随着秦制开始取代封建制，旧有的贵族氏族遭到瓦解，普通人才得到姓氏权。与中国一样，日本的封建制度瓦解后，姓氏作为一种权利，才下放给普通人。只不过，日本的平民获取姓氏的时限太短，又紧跟着西方的脚步，走入工业大潮，没来得及形成中国式的香火情缘。
【汉朝建立后，刘家为了贴金也曾宣称自家源自龙】
姓氏与父权社会的结合
男性相比女性，天然有一个弱点——强烈的亲子不确定性。男人对于“被绿”的焦虑远远胜于女人，因为，DNA技术普及前，男人根本无法确认一个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女人则无需担忧。女人被绿只是男人不忠，男人被绿意味着男性的基因就此断绝。后代事关生物的传承问题，没有人愿意传承断绝。于是，社会发展出两套机制，作为先天亲子不确定性的补偿，：
1.大部分社会都允许一夫一妻制或者一夫一妻多妾制，少数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对男女出轨的包容度也大相径庭。社会希望通过“广撒网”的方式，确保男性留下自己的后代，反正贵族不缺异性资源；
2.部分社会发展出姓氏文化，即男人不需要通过血缘来选择继承人，遗产只会传给拥有男主人姓氏的人。
【在战乱纷飞的古代，儿子的继承权也要远远优先于相对柔弱的女儿】
后者在东亚以及古典时期的欧洲非常流行。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Imperatore Giustiniano，527—565年在位）说过：“我们对子女享有的支配权是罗马市民特有的，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人对子女享有像我们享有的这样的权力了。”这里的子女并不单单指代夫妇生育的子女，也包括被释放的奴隶（罗马法规定，被释奴需要加入原主的氏族）以及冠以主人姓氏的原外姓人（俗称干儿子或者干女儿）。如果家主没有合法后代，那么他有权认养一个养子或者养女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由于男子在性与婚姻上的优势，以及天生的亲子不确定性，这个权利几乎独属于男主人。
【电视剧《斯巴达克斯：竞技场之神》花大篇幅描述罗马父权的力量】
在东亚，女子不享继承权，只有男子才有继承父辈财产的资格。所以，姓氏文化在东亚又有新的演变——入赘。在日本婚后需要改姓，大部分情况下，女子出嫁后需要改成丈夫的姓氏。若出现男方入赘的情况，那么丈夫婚后就需要改成妻子的姓氏，帮助女方管理家族财产。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婚后改姓的习俗，但赘婿生育的后代必须冠以女方的姓氏，准确地说女方的父亲的姓氏。因此入赘看上去非常“女权”，其实不过是父权制度的一个补充与延伸而已。
宗族香火与城市解构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一个地方的人基本沾亲带故，彼此都算亲戚。这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构建起来的共同体，有着极强的集体主义精神。比如A十分贫困，但生养出一个十分聪慧的儿子。那么宗族内部就会凑份子钱于他，让这个孩子无需再耕作，只需专心读书。如果运气好，有朝一日A的儿子得以金榜题名，他就需要用自己的俸禄乃至灰色收入投资自己的家乡。
在文人地位大幅度提高的宋明，一个士大夫的名下往往有着大量的家产，而且这些田产大都分布在此人的家乡。这并非因为这人枉读圣贤书，专门对家乡进行土地兼并。事实上，恰恰相反，他是利用朝廷给的优惠政策给家乡的人免除赋税。这种“你投资我，我回报你”的模式在宗族社区十分流行。其覆盖面积也十分广泛，从幼儿教育到老翁养老应有尽有。但是，副作用也十分明显。作为同一姓氏的共有者，所有人必须追溯“族规”，跟随传统的儒家规范。所有“继承香火”的个体都十分惧怕被集体所排斥，这种恐惧甚至超过亲子之爱。
【古典时期，欧洲人也不乏以家族社区为单位的各种聚会】
当时间来到公元后，亚伯拉罕系的宗教开始强势冲击东亚以外的各大文明。罗马的父系氏族在基督教文明的冲击下发生巨大改变，彻底与东亚文明分道扬镳。因为宗教具有一定普世性，经过宗教改革后，人们不再以“自家人”与“外姓人”区分集体，而是以“同信仰的兄弟”与“异教徒”来区分彼此。或许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种区分方式十分落后，但相比传统的姓氏划分法而言，宗教构建的共同体确实更为广泛。
可惜地理位置相对隔绝的东亚，没有办法享受到这种福利。缺乏普世性的宗族结构，相比宗教社区有着更强的原始色彩，例如基督教的禁止堕胎与弃婴。或许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做法十分反人类，可在蛮荒的古代，这么做能有效地防止女婴未出生或刚出生就被杀死。没有经过这种教义洗礼的文明，都有十分严重的溺婴、弃婴现象，也有令人膛目结舌的男女比例。
【清代的弃婴塔，埋葬者无数婴儿的尸骨】
在宗族力量雄厚的南方，许多县的男女人口比例已经达到夸张的程度。明代的县志记载：琼州有男179254人，女70619人，男女性别比2.54:1；洪雅县有男9381人，女4990人，男女性别比1.88:1；淳安县有男31836人，女14669人，男女性别比2.17:1；建平县最为夸张，有男65814人，女20884人，男女性别比达到3.15:1！
如此多的女婴被杀，原因很简单——女孩不能传承姓氏与香火，且需要从夫居。是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孩生下来注定是“别人家的财产”，余生都需要给别人家生育、干活。其生育的后代，也无法冠以自己的姓氏，传承祖先的香火。儿子却可以跟随父母一起居住，将来还能娶妻，等于生一个得两个。
宗族对“香火”的狂热崇拜，彻底打碎亲子间的感情。让人不得不感叹，在互助的背后，那令人窒息的集体文化。从这方面看，近现代的女权主义者拼尽全力要解构宗族社区（她们称之为男权），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
【《安家》中的房似锦，差点也因同一种思想，被溺死】
当然这种情况在城市中，相对较好。由于城市具有高强度的人口流动与相对便捷的交通，过去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的宗族成员来到城市后，很快就会各奔东西。原有的社区被解构，人们对“香火”的执念便也不再那么强烈。随着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入中国，女工也能表现出不弱于男工的生产效率（工业化往往先从城市开始），且西方法律的传入，让女孩也可以拥有财产去孝敬自家父母，城里人就更没理由堕女婴了。第一网红出身的上海市，性别比甚至达到107:100（不含新上海人），若再扣除崇明等地的少量农村保留区，性别比已经完全正常。
结语
姓氏起源于父权社会下的军事贵族，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开始普及平民，逐渐形成宗族制度。也很可惜，没有被宗教影响，形成漠视女婴生命的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漠视正在消失，至少今天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没有超过2:1的男女比例了。而第一网红出生的上海市市区，也早没了香火的情节，从父从母，对上海人而言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传统的影子，有和没有根本无所谓。作为外人，试图用自己的意志对他人的家庭进行干涉，本身也违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