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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5位美国总统：
表6–1 25位美国总统名单
这些总统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所有人都说过谎并被记录在案。他们公然欺骗美国人民、他们的朋友或家人，或用某种方式误导别人。威尔逊曾多次中风，却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遮遮掩掩；在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急切地想说服公众意识到纳粹带来的威胁，便设局让纳粹看起来是无缘无故地攻击了一艘美国驱逐舰；艾森豪威尔曾就U-2间谍飞机事件撒谎；肯尼迪谎称美苏导弹能力之间存在差距。其他总统的谎言，比比皆是，详见尾注。
这25位总统中，超过半数都曾因胡编乱造被抓现行。要是算上那些在一些问题的立场上半真半假误导公众的，估计名单上的总统一个都逃不掉。但乔治·华盛顿是个例外，他从来没有撒过谎，因为他不需要。即使敌人（他确实树敌不少）指责他处事不当，他也只是抱怨：连小偷都比他受人尊重。但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哪个党派，还是信任他的。那些陷入政治游戏中的总统讲一些亦真亦假的话，可能会使自己受益，但那会让华盛顿名誉受损。因为人们认为他是凌驾于政治游戏之上的。讲真话让华盛顿更为强大，却常常让他的继任者处于弱势。
因为我们刚刚了解到人类漫长的撒谎进化史，那么领导者撒谎便不足为奇了。人人都撒谎，而领导者比普通人更有理由去撒谎。赢得权力和维护权力都不容易，并且越来越难。要赢得大选，乔治·华盛顿需要的仅仅是几千人的投票。20多年之后，总统候选人却不得不取悦数十万人。随着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大，不久之后，又变成了数百万人之多。内战时，总统不得不开始讨好移民，住在东部的人和住在西部的人，农村人和城市人，以及下一代的工会成员和民粹派。到了20世纪，总统必须赢得一个全新投票群体——妇女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利用电台、电视台，以及后来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今天的政治比以前更加复杂，这不是幻觉，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结果，领导者觉得自己被迫要对民众撒更多的谎，通过一切能利用的媒体来撒谎。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撒谎都没事儿？为什么大多数总统撒谎之后还能逃脱惩罚？
映入脑海的第一个答案是媒体纵容。看看美国媒体发展史，你可能就会赞同这个观点。在1972年的“水门事件”之前，记者们很少像今天这样去仔细拷问政治人物。他们跟当权者关系很好，很少挑战政治人物。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欺骗公众的能力就非常了得，让公众觉得他可以正常走路，其实他在1921年得了小儿麻痹症后，便不能走路了。用当时的话说，他就是个瘸子，但选民永远不知情。因为媒体听从了罗斯福的要求，不把他的残疾公之于众。传记作家发现罗斯福在约4万张照片中，只有两张是在轮椅上拍的，并且这两张照片在他生前都不曾公布。他在全国各地演讲时，必须走坡道，公众则完全被蒙在鼓里。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欺骗，而媒体则是同谋。
“水门事件”理应彻底改变媒体，但罗纳德·里根的所作所为依然逃脱了媒体报道。他的儿子罗恩·里根说，里根在上任第三年时就出现了痴呆的症状。莱斯利·斯塔尔也说，1986年，还是白宫记者的她去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告别时，“里根似乎不认得我了”。当时，他还剩两年任期呢。但斯塔尔说什么了吗？并没有。她对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后来在回忆录中才提及。那时，里根早已稳妥地离开了白宫，而这还是发生在“水门事件”之后，媒体记者人人都急切地想成为下一个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
将媒体归为罪魁祸首的解释未免太简单了。总统之所以可以撒谎而不受惩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我们自己相关。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格罗夫·克利夫兰。
1893年，在成功连任总统后的某一天，克利夫兰发现自己上颚长了一个东西，像25美分硬币大小，检查后发现是肿瘤，需要切除。1893年6月30日晚，他悄悄坐上了一艘停泊在纽约东河码头A的游艇。第二天，在瞒着全世界的情况下，他开始了手术。那是下午1点24分，克利夫兰坐在船上一间会客室的大椅子上。椅子被固定在桅杆上，以稳定患者。游艇则慢慢驶向前方。这位总统的体重超过250磅，绰号叫“庞然大叔”（Uncle Jumbo）。医生们小心翼翼地切除了癌变的组织和部分左下颚。两周后，他又进行了切除其余癌变组织的手术。为了让克利夫兰保持正常说话的口型，医生给他装了一块用硫化橡胶制成的上颌。
整件事情，克利夫兰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手术前，只有一位内阁成员，也就是战争部部长知情。手术后，也只有另外一位内阁成员知情。这位总统当时极有可能中风，因此不得不找来一位专家，专门测量血压。而所有这一切，国会毫不知情，副总统也被蒙在鼓里。
为了保密，克利夫兰不得不撒谎。手术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治医生向大家解释，总统未现身是在休养身体，所以7月需要在位于科德角的家中度假。但是，他的解释不太成功。他说，总统只是一颗牙坏了、脚肿了，还有点儿风湿，略感不适而已。可是，人们起了疑心。一位记者直接问，总统是不是得了癌症。医生否认了，但人们不太相信。那位医生的确不擅长撒谎，但记者们还是相信了白宫的说法，谎言暂时没被揭穿。
8月，克利夫兰回到了白宫，重新开始履行公务。他恢复得很快，一名医生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撒谎了。《费城报》（Philadelphia Press ）当时在头版刊登了对这名医生的采访。他向公众透露了在船上的手术，一切真相大白了。克利夫兰确实得了癌症。他动过手术，但现在癌症治好了。
克利夫兰惊惶失色。他不想让人们知道事实，不仅仅是癌症动手术的事，还有他撒谎的事。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撒谎，他的病情需要保密。为了圆前一个谎，他又得撒谎。所以，他命令助手们统一口径，否认医生的解释，还坚持说，总统是谎言的受害者。
那接下来呢？本来应该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参议员和众议员站在国会，要求彻底调查克利夫兰的病历。然后调查开始，证人们宣誓，然后在公开听证会上做陈述，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真相大白后，人们会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总统承认自己撒谎。
然而事实完全相反。人们将这件事情遗忘了。原因并不是媒体无所作为，媒体已经说出了事实，揭露了克利夫兰在撒谎的真相，但大家都已经不再关心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相信真相，是因为我们不想去相信真相。这个观点不太友好，但我们本性上很容易相信别人。17世纪，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首次推测：对别人不信任，会令自己不悦。直到最近，我们才有证据证明这个观点。科学家用磁共振成像拍到了人们回答关于自己所持的观点时的脑部活动。根据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的说法，科学家们发现，大脑处理信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脑接受了信息并假定信息是真的；第二个阶段，大脑会检验这个信息是否属实。但是，大脑经常不启用第二阶段，换句话说，大脑的第一反应是去相信。我们本质上就不是怀疑主义者。正如吉尔伯特所说，“相信比怀疑更快更容易”。我们本性就容易上当。或者，这就像其他心理学家拿热门电视剧《X档案》（X Files ）中的人物做的比喻：我们更像把每一次外星人绑架都当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福克斯·马尔德（Fox Mulder），而不像怀疑一切的特工达纳·斯卡利（Dana Skully）。
事实上，大脑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操纵别人的政客的同谋。我们本来就倾向于相信他们想让我们相信的事，不管是非曲直。因为相信会更简单些，怀疑则更费脑力，这是事实。因为大脑启用吉尔伯特所说的第二阶段，确实需要消耗更多能量。正如丹尼尔·卡尼曼所说，我们的大脑很懒，能不费力尽量不费力。不难想象，怀疑多麻烦呀。就像侦破凶杀案一样，我们得先立案，一步一步把所有线索拼凑起来。如果选择相信，不去证明自己错了，岂不是简单得多。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我们不想去证明自己错了。这让政客有可乘之机。
实际上，假如我们本性上怀疑一切，那生活将变得无法忍受。一个本性上怀疑一切的人会把每天发生的事仔细审查一遍。想象一下，早上醒来，在把脚放在地板上之前，你还得问问自己，是否能确定地板的存在，太麻烦了。确定了地板的存在和它能承受你的重量之后，走进浴室，你还得担心，喷头会喷水还是会喷其他的东西，也许是有毒的东西。不难想象，像这样不断质疑是多么麻烦。如果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很快就会筋疲力尽，根本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我们本性不是这样的。
幸运的是，大多时候，世界还是按照我们期望的那样运转。我们只需要关注异常的事物就可以了。地板结结实实地承受了我们的重量，喷头也能正常喷水。只有头脑中的世界与外面世界不符时，我们才会有所怀疑。
与我们倾向于相信的本性有关的另一个因素，也在影响着我们对政客的看法。这一点虽然不言而喻，却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我们相信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是我们选举出来的。正是因为这个，我们进入投票亭时总是希望能选出另一个乔治·华盛顿或者亚伯拉罕·林肯。通常这个想法很荒谬。乔治·华盛顿即使在今天也不再是那个乔治·华盛顿了。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国父，那就是18世纪的华盛顿。而且，不论怎样说，没有人能与之媲美。他超越了政治，现在还有谁既能超越政治又能赢得政治游戏？我们现在也很难看到像林肯一样平易近人、聪明又善于交流的政治人物了。但每一次大选时，人们总是拿政治人物与华盛顿或林肯相提并论。2008年大选前，自由派记者经常把奥巴马与林肯相提并论。
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也利用了这种比较，聪明地将奥巴马塑造成不同寻常的人。为了突出这种比较，在就职典礼前夕，奥巴马甚至效仿1861年的林肯，搭乘一辆老式火车，从费城来到华盛顿特区。这一举动在不喜欢奥巴马的保守派选民看来很奇怪，但对奥巴马的支持者很管用。
让我们自豪的不仅仅是领导者，更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愿意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愿意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是塑造人类行为的动力之一。我们在三岁时就拥有这种动力。这种心理代表了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犹太人认为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美国人认为自己很特殊，摩门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胚胎”。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哪个民族不觉得自己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