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与150人保持联系的能力有多么重要呢?科学家说,这种能力必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人类需要拥有强大的脑。
多年来,科学家们相信,人类拥有强大的脑是为了能够打败其他的捕食者,找到食物。但今天,他们的看法是,人类进化而来的强大的脑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大自然选中的是那些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人,因为智慧有益成功。一个人的脑力越好,越能够统治他人,并为自己和族人获得更多的资源。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是20世纪70年代由一位研究灵长类动物并有惊人发现的科学家提出的。
尼古拉斯·汉弗雷(Nicholas Humphrey)去一个同事的实验室,对那些被锁在笼子里的猴子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当时看到,这些猴子被锁在一起,每只笼子里关着八九只,但笼子里几乎别无他物,没有物品可供它们摆弄和探索。每天,研究人员拿水管冲洗一次笼子的混凝土地板,扔给它们一些颗粒状的食物,仅此而已。于是,“我看到环境如此沉闷便想,这肯定会对猴子的智力产生影响,它们会变迟钝的”。但有一天,汉弗雷意识到自己错了,“我看了又看,发现一只还没有完全断奶的小猴子正缠着猴妈妈,两只成年猴子在打架,一只年迈的公猴在为一只母猴理毛,而另一只母猴正试图靠近它。一瞬间,这个场景唤醒我用另一种角度看待问题:别无他物又有什么关系,这些猴子可以互相摆弄、互相探索啊。当社会环境为它们提供这样明显的机会,让它们时刻都可以参与这种同类之间的争论时,它们不会面临智力退化的风险。而我自己研究的猴子都是独立存在的,对比之下,我同事罗伯特·欣德(Robert Hinde)让猴子群居,俨然构成了一幅以猴子为主角的《雅典学院》(School of Athens )壁画”。
汉弗雷意识到,无论是猴子还是人,与同类和睦相处都需要很多的技巧。社会秩序随时可能会崩溃、陷入混乱,因为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灵长类动物必须拥有强大的脑。
和睦相处很复杂。有人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什么人类可以搞明白原子的结构,却想不出可以阻止原子战争的方法。他回答说:“答案很简单,我的朋友,因为政治比物理难得多。”政治复杂的原因在于人很复杂。“人人都是相似的,有些人只跟有些人相似,但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传承给高中社会学课程的学生们的,是一条伟大的真理。虽然一个人的标准配置是两条胳膊、两条腿、10根手指,但我们的不同在于加入的群体和个人的喜好。让我们融洽相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汉弗雷那次顿悟的几年之后,一位年轻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进入了荷兰阿纳姆动物园工作。这家动物园对研究灵长类的动物学家来说堪称完美,因为它里面圈养的黑猩猩数量居于世界之最。德瓦尔在那里工作了6年,并在日志中跟踪记录了黑猩猩的行为。和汉弗雷一样,他也注意到,黑猩猩特别喜欢群居,行为方式酷似人类。他一直观察两只雄性黑猩猩耶罗(Yeroen)和利特(Luit)之间的一场权力争斗。他在一本书中回忆道,当耶罗开始发脾气时,让他联想到了《最后的日子》(The Final Days )一书中的某个著名场景。这本书是关于“水门事件”的,由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合著。书中记载着,尼克松在走红毯时情绪崩溃了,大声喊叫:“我到底做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黑猩猩耶罗失利时,似乎也陷入了类似的绝望中。德瓦尔写道:“那场冲突开始约一个月后,耶罗开始发脾气了。戏剧性的是,它在没有犯错的情况下,自己从树上跌落下来,就像一颗烂苹果砸下来,然后滚到地上,边尖叫边乱踢……这种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式,让人觉得它毫不掩饰自己的绝望和沮丧。”
德瓦尔最终得出结论:黑猩猩不仅表达心情的方式和我们相似,它们也讲政治,在某些关键方面玩政治的手段和我们惊人地相似。它们与谁结成联盟呢?不是与那些自己喜欢的黑猩猩,而是与那些自己需要的黑猩猩,这一点跟人类如出一辙。德瓦尔在长时间仔细观察之后发现,作为首领的黑猩猩必须展现出力气之外的其他能力。跟人类一样,它们不得不讨好群体。黑猩猩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能决定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决定了斗争结果。黑猩猩利特在斗争中胜出,不是凭借蛮力(虽然利特年轻一些,但它与耶罗的力气大致相当),而是因为它在斗争开始后的几周内赢得了更多的同盟者。耶罗经常发脾气,从而疏远了自己的群体支持者。它越发脾气,别的黑猩猩越不喜欢它,也越不重视它发的脾气。利特自然而然成为首领。但是,它的获胜也只是一时的。耶罗被打败之后,便与另外一只强大的雄猩猩联盟了。它们联合起来是可以把利特赶下首领位置的。
进化史上,人类跟黑猩猩是最接近的。事实上,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只是黑猩猩的一个派系。也就是说,人类也属于黑猩猩。但我们肯定是与黑猩猩不同的,我们的脑容量更大。那么,这可以让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组建更大的群体。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组建的群体最大规模只有70只左右。而我们的群体,前面已提到了,通常由大约150人组成。这种差异也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统治世界的是人类,而非黑猩猩。群体就是这么重要。而在现代世界,我们已经证明,人类有组建数百万人群体的能力。
为什么黑猩猩不能像我们那样拓宽自己的关系网呢?你也许已经想到了,科学界在该问题上意见不一。罗宾·邓巴认为,是因为它们不会说话。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显然,说话的重要性体现在各个方面。但邓巴指出,说话在创造团队凝聚力方面尤其重要。事实上,这可能正是语言演变的原因。我们需要用语言来联系,使用语言沟通对彼此的感觉以及交流发生的事情。人类用语言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人类。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自己,于是我们不断谈论着自己。当社会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对话时,他们发现说话者把2/3的时间都花在讨论社交话题上。一般来说,我们交谈时最喜欢的便是八卦,男女皆是。男人和女人天生爱八卦。
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最突出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交谈,它们理毛。下次去动物园时,记得停下来观察一会儿灵长类动物,记下它们用来互相理毛的时间有多长。科学家说,动物只能把一天中约20%的时间花在理毛上,只能这么多。再多的话,动物就不得不放弃其他重要的任务,如觅食和吃饭。因此,灵长类动物能与其他动物建立联系的数量有天然的限制。一般来说,人类与个体建立联系的数量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三倍。语言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语言比理毛要高效得多。灵长类动物每次只能为一个个体理毛,但人类使用语言每次可以同时与多人交流。研究表明,人类通过口头语言,最多能同时与4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数量再多的话,人听起来就有些吃力了,但4个人已经很多了。一个小时之内,一个健谈的人穿行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能加入多场4个人一组的交谈。他在一个小时之内结识的人,比一只黑猩猩一天之内能够理毛的对象数量要多得多。理毛会限制天然的关系网,而语言会拓宽这种关系网。当然,在当代,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与数千万名观众进行沟通,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这是一个关键优势。
但是,语言和理毛,哪个更有利于建立联系呢?答案是理毛。当一只猴子给另一只猴子理毛时,它的大脑会产生一种类似麻醉剂的物质来奖励这种行为。理毛带来了良好的感觉。这种温暖的感觉激发了某种亲密感和同情感。虽然研究灵长类的动物学家否认猴子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同理心,但如果一只猴子刚刚为另一只猴子理了毛,那么它对那只猴子的呼救声会更为敏感,也会提供切实的帮助。理毛会让联系更为紧密,语言却不会这样。
只是对另一个人讲话并不会刺激大脑产生类似于麻醉剂的物质,那么什么会呢?微笑和大笑。语言本身不能创建联系,能够创建联系的是咧着嘴笑或咯咯地笑。西雅图有一家百吉饼店,我光顾了好多年,因为他们做的百吉饼是全城最好吃的。但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太喜欢光顾那里了,原因是在那儿从未有人对我笑过。这家店是由一家人经营的,但不管接待我的是妈妈还是儿子,他们从未对我笑一下,从未让我感受到哪怕一丝的热情。去那里让人郁闷,让人这一天以坏心情开始。于是,我不再去了,即使那意味着放弃最喜欢的百吉饼,我也不介意(或者说,没有过于介意)。我开始去另一家百吉饼店,那家店的店员经常对我微笑,但我的确想念之前那家店做的百吉饼的味道和口感。幸运的是,这件事到最后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局。有一天,我太想吃最爱的百吉饼了,所以又来到之前那家店。店主的儿子站在柜台后边,还是没有笑。但这次我向他提意见了,说他不太礼貌。我用眼角的余光瞅到他妈妈就在不远处站着,正看着这边。看起来,她正在恭敬地聆听我的话。我的抱怨会有效吗?我很好奇,第二天便又过去了。儿子不在,当他妈妈看到我时,嘴角绽放出大大的微笑。现在,我每天早上都买最爱的百吉饼吃,还有微笑附赠。
笑容和笑声作为重要的社会暗示让我们知道自己很重要。一位能逗听众大笑的演讲人与听众之间可以建立联系。当这种类似麻醉剂的物质被释放时,不管是演讲者还是听众,大脑里都可以产生一种电流。灵长类动物理毛、人类微笑和大笑,这是我们由陌生人变成朋友的一种方式。看看人们在书桌上摆放着的朋友和家人的照片,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很多时候,他们都在微笑。我最喜欢的一张妈妈的照片,就是她被抓拍到难掩喜悦之情、放肆大笑的照片。我把这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紧挨着一张爸爸在微笑的照片。直到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选这两张照片。
群体很重要。对于人类而言,一个群体的自然规模是150人左右,这些事实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这时,就不得不提迈克尔·乔丹的启示了。他在自己的天然主场——篮球场上,是一位巨星,其技能与所需要应对的挑战完美匹配。但在棒球场上,他表现平庸,技能不敌所面临的挑战。虽然篮球和棒球对运动员提出了相似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并不完全一样。篮球打得好的人不一定棒球打得好,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出现了错配。事实证明,选民的问题就在于错配。我们与环境之间也存在着错配问题。社会学家迈克尔·邦·彼得森说,我们天生的机制是在由小群体组成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我们并不适合应对今天所处的这个群体,即现代化的大国家,一个不是150人而是数百万人的大群体。为什么我们表现冷漠?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政治无知?因为我们身处群体的大小不再适合了。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信息,不在于积极性,不在于金钱,而在于人类自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