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撰写这一章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与艾伦·维尔考克斯取得了联系，他可能是与这个悖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流行病学家。针对图5.4，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低出生体重才是导致婴儿死亡的直接原因？他认为医生一直对婴儿的低出生体重这个问题存在误解。因为它与婴儿死亡率有很强的关联，医生就把它解释为病因。而事实上，这个关联可能完全是由混杂因子引起的。（在图5.4中，这个混杂因子由“先天缺陷”来表示，但维尔考克斯当时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个混杂因子具体是什么。）
关于维尔考克斯的论点，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即使我们删除“出生体重→婴儿死亡率”中的箭头，对撞仍然存在。因此这张因果图仍然可以成功地解释出生体重悖论。其次，维尔考克斯重点研究的因果变量不是吸烟而是种族，而种族问题在当今社会仍在持续地引发激烈的辩论。
事实上，在黑人母亲的婴儿中，我们也观察到了同样的出生体重悖论，即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更容易生出体重不足的婴儿，而且她们的婴儿死亡率更高。然而，她们的低出生体重婴儿的存活率要高于白人女性的低出生体重婴儿。对此，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可以告诉怀孕的吸烟者，戒烟对她的婴儿有益，但我们不能告诉怀孕的黑人女性不要成为黑人。
相反，我们应该解决的是导致黑人母亲的婴儿死亡率相对更高的社会问题。这一主张已经不存在争议了。但具体而言，我们应该着手解决哪些因，又应该如何衡量所取得的进展呢？暂且不论事实如何，许多种族平等的拥护者都认为出生体重是链接合“种族→出生体重→婴儿死亡率”的一个中介物。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出生体重作为婴儿死亡率的替代物，并假设改善一种情况就会自动导致另一种情况的改善。很容易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测量平均出生体重比测量婴儿死亡率更容易实现。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像维尔考克斯这样的人出现了，他坚称低出生体重本身不是一种表示身体状况的基本特性，与婴儿死亡率并没有因果关系。这一主张扰乱了整个局面。维尔考克斯于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曾被指控为种族歧视，这让他不敢继续发表进一步的观点，且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01年。而即使到了2001年，他发表的文章仍然饱受指责，其中一篇评论文章再次提到了种族问题。芝加哥库克郡医院的理查德·戴维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当今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往往会通过辩称其所支配的群体本身就基因低劣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研究者很难保持中立。在追求‘纯粹的科学’的过程中，一位出于善意的研究者很可能会被看作或者在事实上用他的研究维护和巩固了他所憎恶的某种社会秩序。”
科学家因阐明了可能导致不良社会后果的真理而受到道德斥责，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中屡见不鲜。罗马教廷对伽利略思想的批判无疑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秩序的真诚的关注和维护。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优生学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然而，此类由新的科学发现带来的文化冲击，最终往往是通过消化了这些发现的文化重组，而不是通过对这些发现的拒斥和掩盖来解决的。这种文化重组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在各种观点派生出无数衍生主张并产生激烈交锋之前，我们要先将科学从文化中梳理出来。幸运的是，如今，因果图这种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冷静看待因果的方式，其不仅适用于问题较为简单的情景，也适用于问题相当复杂的情况。
[1] 当时关于女性群体中的相应证据比较模糊，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初，女性吸烟者比男性吸烟者少得多。
[2] 1磅≈0.45千克。——编者注
[3] 1盎司≈28.35克。——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