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子竟敢为具有这样内容的一部著作撰写序言，有人一定会感到惊异。对于我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不必做任何解释的，但是，对于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我还是希望简单地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原因，以免他们认为我自不量力。
这部我现在为之作序的著作，几乎耗尽了我万分挚爱的丈夫（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和祖国）一生中最后12年的全部精力。完成这部著作是他最殷切的愿望，但他却无意在他有生之年将它公之于世。当我极力劝他改变这种打算时，他一半是开玩笑，但一半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早亡，常常这样回答说：“应该由你来出版。”正是这句话（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它常常使我落泪，尽管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它的含义）使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有义务为我亲爱的丈夫的遗著写几句话。纵然人们对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也许能够体谅我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使我克服了女性的羞怯心理来写这篇序言，而这种羞怯心理常常使一个女子在做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事情时也会感到十分为难。
当然，我也决不可能抱有奢望，把自己看做是这部著作的真正出版者，这是远远超过我的能力的。我只是想当一名助手，参与这部书的出版工作。我有权利要求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在这部著作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也曾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凡是认识我们这一对幸福的伴侣的人，都了解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相互关心。不仅同甘共苦，而且对每一件工作，对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都抱有相同的兴趣。他们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从事这样一件工作，我不会不清楚的。他对这件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写书时抱着多么大的热情和希望，以及这部书产生的方式和时间，恐怕再没有人比我了解得更多。他的卓越才智，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渴望光明和真理。虽然他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修养，但是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对国家富强极其重要的军事科学上，他的职业也要求他献身于这门科学。首先是香霍斯特把他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在1810年他受聘担任柏林普通军官学校的教官，与此同时，他荣幸地为王太子殿下讲授基础军事课，这一切都促使他在这一领域继续自己的研究和努力，并把自己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记录下来。1812年他在结束王太子殿下的课业时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已经包含了他以后著作的胚胎。但是，直到1816年，在科布伦茨他才又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并且把极其重要的四年战争时期的丰富经验结成的果实采集下来。他首先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一些简短的、相互间没有紧密联系的文章。从他的手稿里发现的下面这篇没有标明日期的文章，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认为，这里写下的一些原则，已经涉及到了所谓战略的主要问题。我只把它们看做是一些资料，但实际上差不多已经将它们融合成一个整体了。
这些资料是在没有预定计划的情况下写成的。起初，我只想十分简短而又严密地写下自己确定的战略方面最重要的问题，而不去考虑它们的系统性和内在的联系性。当时，我隐隐约约想到了孟德斯鸠研究问题的方法。我认为，这种（开始时我只称之为“颗粒”）简短的格言式的篇章，一方面可以使人从中得到许多启发，一方面它们本身已经确立了许多论点，因而将会吸引那些才智高超的读者。这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读者就是一些有头脑的且对战争有所了解的人。但是后来，我那种要求在论述中充分发挥，要求系统化的个性，终于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克制了自己，从一些论文中（为了使自己对一些具体问题更加明确和肯定而写的一些文章），只抽出最重要的结论，把思想集中到较小的范围里。但是，后来我的个性完全支配了我，于是我尽力加以发挥，当然这时也就考虑到了对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十分熟悉的读者。
我越是继续研究，越是全力贯注于研究工作中，就越使自己的著作系统化起来，因而就陆续地插进了一些章节。
我最终的打算是，把全部文章再审阅一遍，把早期的文章加以充实，把后来写的文章的分析部分归纳成结论，使这些文章成为一个比较像样的整体，然后编成一本八开本大小的书。但是，在这本书中，我还是要绝对避免写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谈论过千百遍的、并已为大家接受的泛泛的东西，因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就会被人遗忘的书，而是写一部让感兴趣的人经常翻阅的书。”
在科布伦茨，他公务繁忙，只能利用零星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写作。直到1818年他被任命为柏林普通军官学校的校长以后，才又有充裕的时间进一步扩充他的著作，并且用现代战史来充实它的内容。根据这个军官学校当时的制度，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不属校长管辖，而是由一个专门的研究委员会领导，因此他并不十分满意这个职务，但是由于可以有充裕的空闲时间，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新的工作。他虽然没有庸俗的虚荣心，不计较个人荣誉，但是他有一种使自己成为真正有用的人的要求，而不愿意让上帝赐予的才能无所作为。然而，在他繁忙的一生中，他没有得到过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岗位，对于获得这样一个岗位，他也不抱多大的希望。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科学研究领域，他生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著作将来能够有益于世。尽管如此，他仍然越来越坚持要在他死后再出版这部著作，这就充分地证明，他在希望自己的著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崇高努力中，并没有掺杂要求得到赞赏的虚荣意图，也没有丝毫自私的打算。
于是他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写下去，直到1830年春天他被调到炮兵部队。到了炮兵部队以后，他的工作和从前完全不同了，他非常忙，至少在最初一个时期，他不得不放弃全部的写作工作。于是，他把自己的手稿整理了一下，分别包封起来，并在各个包上贴上标签，然后极不情愿地和他非常喜爱的工作告别了。同年8月，他被调往布雷斯劳，担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12月又调回柏林，担任伯爵格奈泽瑙元帅（在格奈泽瑙任总司令期间）的参谋长。1831年3月，他陪同自己尊敬的统帅前往波兹南。当他遭到了悲痛的损失，于11月又返回布雷斯劳的时候，他希望能继续从事写作，并在当年冬天完成这一工作。但是上帝做了另外的安排，他于11月7日回到了布雷斯劳，16日就与世长辞了。他亲手包封的文稿，是在他去世以后才打开的。
现在，这部遗著将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分卷出版，不增删一个字。尽管如此，在出版的时候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要进行整理和研究。我谨向在这方面给予帮助的亲爱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少校奥埃策尔先生，他很乐意地承担了付印时的校对工作，并且制作了这部著作的历史部分的附图。在这里，请允许我提一提我亲爱的弟弟，他在我不幸的时刻支持了我，并且为这部遗著的出版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在细心地阅读和整理这部遗著时，发现了本书开始的部分修改文稿（我亲爱的丈夫在1827年所写的一篇题为《说明》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一意图），并把它们插入了第一篇的有关章节（因为修改工作只到此为止）。
我还要向其他许多朋友表示感谢，他们向我提出过宝贵的建议，向我表示了关怀和友谊。虽然我不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来，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我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的。我越是认识到他们给我的一切帮助不仅仅是为了我，而且也是为了他们早亡的朋友，我就越要感谢他们。
从前，我在这样一位丈夫身边度过了非常幸福的21年，现在虽然我遭到了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我亲爱的丈夫留给我的关怀和爱情，人们对他卓越才能的普遍肯定和仰慕，所有这一切使我仍然感到自己非常幸福。
国王和王后陛下出于对我的信任，召我到宫中任职，这对我又是一种安慰，我要为此感谢上帝，因为我高兴地担任了愿意为之贡献自己力量的光荣职务。愿上帝降福，让我做好这个职务，并且盼望目前由我侍奉的尊贵的小王子将来能读一读这部书，并在它的鼓舞下像他的光荣的祖先一样建立功勋。
威廉王后陛下女侍从长
玛丽·冯·克劳塞维茨
1832年6月30日于波茨坦大理石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