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恋爱虽然由来已久，不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被广泛接受并且建立合法性的时间并不长。世纪之交，打工经济兴起，随之，自由恋爱在农村社会日渐形成主导之势，远离父母监控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实践自由恋爱的主体。与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农村社会的自由恋爱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恋爱发生在特定的工厂环境，浸润在城市的休闲消费文化中，游离在城乡之间。打工经济之后的自由恋爱，是一种婚恋主体权的体现。
与乡村社会传统的相亲模式相比，自由恋爱建构了婚恋主体权意识。婚恋的主体从父母转移为子女，传统模式中家长对于子女的婚姻大事具有主导权;而在打工经济之后，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逃离了父母对于婚姻大事的干预基础，自由恋爱愈来愈普遍地发生，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了自身婚恋生活的主体意识。可以说，婚恋主体权是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恋爱发生的智力支持。我们将通过对富士康郑州厂区中若干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材料来展示自由恋爱的模式，以及其行为逻辑与观念哲学。
在我们的调研经验中，自由恋爱与城市文化关联在一起，其中充斥着恋爱技巧、物化的浪漫、付出与回报、爱情骗子、相亲游戏等各式各样的所谓“爱情”。爱情祛魅化，爱情不再神圣，而不过是世俗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由恋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说是自由，可以是对感情的自由，也可以是对于物质(房子、车子)的自由。
远离家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在青涩的年纪(15~17岁)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这时候的他们正是进行社会化的关键时刻，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极强，几年的城市生活可以把年轻人拉入到城市人的行为模式和文化体系中。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往往有一些相对固定的步骤和项目。
第一步是相识。男女双方的相识往往需要一定的契机，比如朋友聚会、老乡聚会、公共活动等。这些聚会和活动为陌生男女的相识搭建了很好的平台。通常情况下，男方若对女方有意，便会想办法(通过中间人)要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第二步是联系与追求。有了联系方式之后，男方便试图与女方联系，当然他也可能会求助于中间人的帮助。当联系到一定程度之后，男方便会试图约会女孩，比如请客吃饭、看电影、公共娱乐活动、一起KTV、一起外出旅游等。
第三步是建立恋爱关系。两人相处到一定阶段之后，男女双方建立恋爱关系便水到渠成。通常情况下，男方先主动表白，女方给出回应。建立了恋爱关系的男女之间便各自进入了“男/女朋友”的角色。当然，以上的步骤是理想状态，很多情况下，男女之间并不能如此顺利地建构恋爱关系;而且几个步骤之间的时间间隔也有长有短。
在以上恋爱建构的过程中，有几个特点:
第一，建构恋爱关系的场合总是发生于休闲娱乐场合，而与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关联不大，如共餐的场景、KTV、电影院、公共活动、旅游等。
第二，建构恋爱关系的过程也总是伴随着“礼物”的流通。请客吃饭、去休闲娱乐场合，这些都需要消费，这是为爱情买单，而且追求的过程中礼物的馈赠也必不可少。
第三，自由恋爱更容易在具有以下特征的年轻人中发生:长相较好、会穿衣打扮、能说会道、花钱大方、“有趣”等。男性具有以上特质便更容易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自由恋爱成功。而那些长相不佳、老实、木讷的男青年则不容易吸引女孩子。
相比于农村社会传统的相亲模式，自由恋爱的优点是具有婚恋主体权——更加讲究男女双方的感情以及感情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情投意合是自由恋爱必备的要素，同时，自由恋爱也少受传统规矩礼仪的束缚，是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
然而，其缺点也显而易见：
首先，自由恋爱的发生场景决定着它一定要有经济基础，休闲消费和礼物馈赠都需要以金钱为基础，而自身相貌的修整、穿衣打扮的改进都需要金钱的投资，这可称之为自由恋爱的经济成本。
其次，自由恋爱可能会有更多不可控的情况出现，比如欺骗、吹牛、始乱终弃、骗取钱财等，这是因为自由恋爱的双方在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往往对彼此的背景缺乏深度了解，感情投入的过程又容易冲动，并且远离农村场景和父母的监控，这些都使得自由恋爱的道德风险急剧上升。
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恋爱以争取婚恋主体权为始，不过其后却愈来愈导向物质成本与感情自由。婚恋主体权与婚恋风险相伴而生，婚恋成本与感情自由相互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