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临时夫妻是我国社会转型农村家庭变革和家庭经营模式变迁导致夫妻功能缺失的一个缩影。我们认为临时夫妻是由社会流动、家庭离散化、功能需求、去伦理化、闪婚觉醒、价值异化等多重社会因素交织共同促成的。
1. 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不断进城从事非农行业，人口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出现了“流动中国”现象。这样流动社会促使青年农民工进入一种文化多元化，开放包容并且异质性较强的陌生人社会。在农村的熟人社会中，人们的婚姻出轨行为将会遭受强烈的熟人社会舆论和道德规范约束，如果一个女性或男性做出了背叛配偶的出轨行为，那么不仅自己将面临村庄熟人社会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即自己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将会难以做人，一生中会遭受村民们的鄙视，甚者还会被村庄熟人社会贴上“家风”败坏的社会标签。
而青年农民工进入城市陌生人社会，具有流动性、隐蔽性、异质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就连同事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也不一定熟悉对方的更多私人信息，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每个人的信息都相对隐蔽。在交往过程中，他人对自己私人生活的干预性因素较少。因此，青年农民工为了解决情感上、生理上等多方面的需求，强烈的夫妻生活要求，只能通过在“隐蔽性的空间”和“开放性的时间”中组成临时夫妻来解决。由于外出农民工出轨行为受熟人社会道德规范约束力量式微，尤其受身边同辈群体发生临时夫妻行为的影响，农民工就会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普遍流行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独有的行为，因此哪怕自己有出轨行为，也难以产生内疚感，反而有的青年农民工把临时夫妻作为一种谈资或能力在他人面前炫耀。
2. 家庭离散化
在传统乡土社会，以土地为家庭主要生产要素，农民家庭嵌入土地之上，夫妻之间基于农业生产方式被捆绑在一起。在这样的静态社会，夫妻双方是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生产作业。夫妻在生产生活中总是形影不离，同时传统乡土社会又是一个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每个人的行为都为村庄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和道德所约束。换句话说，在传统农业时代夫妻之间从事职业的同质性很高，夫妻共同生活于村庄熟人社会，相互之间的监督较大，即夫妻之间生活的公共性特征非常明显，夫妻之间的个体性行为受到村庄公共性强烈抑制，配偶中一方与异性发生临时夫妻的可能性空间和时间均受到严重挤压。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家庭货币化程度高，为了应对家庭负担，夫妻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留守家里照看孩子和老人，出现了夫妻离散化的现象。在半流动的青年农民工家庭中，夫妻分离导致夫妻相互猜疑，一旦夫妻一体伦理出现裂痕，这就为第三者进入或者配偶一方寻找异性来弥补夫妻生活的不足提供了空隙。
3. 功能需求
外出务工青年农民工群体脱离原生性家庭和村庄熟人社会之后，在生活上、情感上、生理上，乃至农民生活意义世界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外出务工青年农民工群体在输入地务工的过程中，基本是处于人与情感、人与性完全分离状态。由此带来的青年农民工处于情感空虚、亲密关系缺失、饱受性饥渴等多重压抑状态。从表面上看，外出务工青年农民工组成的临时夫妻现象的根源是人性的基本功能需求和欲望与夫妻离散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青年农民工面临心理需求、夫妻感情危机、生活枯燥、性压抑等多重困境。心理学上，青年农民工陷入生活困境、心理高度焦虑状态时，欲通过情感交流向他人倾诉内心的苦恼来宣泄和释放精神焦虑压力。生理上，夫妻长期分离导致青年农民工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有学者研究得出青年农民工解决性冲动途径，压抑忍受的占27%、看黄片的占6.2%、自慰的占12.4%、找异性对象解决的占30.6%、找性工作者的占5%、找一夜情的占5.7%、找其他办法的占13.1%。我们调研发现青年农民工独处孤独寂寞时，就以临时夫妻关系组建“准家庭”或“类家庭”消除情感孤独。简言之，青年农民工本能性的生理需求、情感归属渴望等功能缺失，是激发其出轨行为发生的原动力，而“临时夫妻”是青年农民工身心性、生理性、情感性需求的行为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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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去伦理化
我们通过分析青年农民工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之后，外在力量对其婚姻行为难以构成约束，青年农民工进入一个同辈群体生活之后，自己的伦理责任和价值取向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从而导致青年农民工打工的价值取向由强烈的伦理性向现实的个体性转变，其打工的价值追求从最初为了实现家庭城市化或完成子代的婚姻大事等向个体享受或向当下生活消费转变。换言之，青年农民工由于受现代性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其打工的价值取向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变，打工过程中承受生理上、情感上和精神压力等方面煎熬，就难以保证不做出对不起配偶、孩子的出轨行为。我们把青年农民工受外界环境影响和本能性功能性需求，而放纵自己与异性组成临时夫妻的现象称为“去伦理化”。简言之，临时夫妻是青年农民工“夫妻一体”伦理遭遇现代性冲击而出现的“伦理性危机”。
5. 闪婚觉醒
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导致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对农村传统婚姻市场带来冲击，其表现就是女性资源流出，农村男性要完成婚姻，就要参与全国婚姻市场竞争。随着竞争越来越大，父母就越操心儿子的婚姻大事。为了不让儿子打“光棍”，当儿子不能继续读书时，只要当地有适合的女性资源，父母就会安排儿子相亲，这就促成了闪婚现象产生。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婚姻挤压倒逼早婚。可见闪婚是父母为应对外界婚姻市场挤压，而采取的解决子代婚姻问题的策略。
从闪婚的相亲过程中，婚姻主体的青年男女是扮演被动角色。从闪婚的性质来说，我们认为青年农民工的闪婚是父母包办婚姻的传统回归。父母包办婚姻中存在青年男女相互了解程度不深，感情基础不牢，性格上不一定匹配等问题。在父母的“逼婚”情况下，青年男女只能服从“父母之命”草率结婚，而大部分青年农民工闪婚生子之后，又进入城市打工。当夫妻双方不断接触很多人，久而久之，经过闪婚草率结婚的青年夫妇，由于不是双方通过恋爱而进入婚姻，是一种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模式，这样婚姻对他们来说就显得不再神圣。一旦受到异性诱惑，自己就会感觉配偶不是自己想要结婚的对象。我们把打工经济下青年农民工闪婚造成婚姻不幸福，外出务工过程中重新与异性组成临时夫妻的现象称为“闪婚觉醒”。
6. 价值异化
青年农民工从一元的传统社会进入多元的城市生活环境之后，青年农民工开始还会坚守自己原有的价值理念，其打工的价值取向是带有强烈的伦理性，即其打工就是为了赚钱来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换言之，农民工这样打工的伦理取向是受人尊重或羡慕的。因此，青年农民工刚外出打工是以家庭为本位，也就是说打工价值承担自己生命两端的伦理责任，即青年农民工打工的价值取向是承载家庭伦理。但是一旦外出务工青年农民工脱离原有村庄道德舆论和亲属社会网络舆论约束后，在城市多元生活价值理念的影响下，青年农民工在农村所形成的夫妻恩爱、互敬互爱等夫妻伦理就受到城市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尤其女性看到自己身边的同伴通过自身资源优势过上好日子时，就会产生攀比心理。
当青年农民工价值观念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发生转变时，青年农民工的行为就更多考虑个人现实享受的问题，而很少考虑自己行为是否符合夫妻伦理和家庭伦理。尤其当青年农民工发现组成临时夫妻行为不是自己个体性行为，而是外出务工青年农民工普遍发生的共有行为时，青年农民工组成临时夫妻的自我内疚感、夫妻伦理和家庭负罪感的心理压力就会降低。因此，当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出轨行为不再受道德舆论束缚时，临时夫妻就自然变成行为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