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娜 |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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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如果说21世纪的前10年，由于打工引发的自由恋爱成为潮流，那么在2010年之后，已经进入了“后自由恋爱”时代。打工背景下的自由恋爱引发了农村社会的婚恋革命，其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造成了跨省婚姻的大量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母都在适时调整自家的婚恋策略，其中“爱情快餐”就是其婚恋的表达形态之一。本文作者认为，在流水线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正在制造并经历着“爱情快餐”：他们的爱情短、平、快，挣脱了传统规范的束缚，有着标准化生产的路径与套路，也有着特定的物质标准。这种爱情快餐迅速崛起，日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亲密关系的重要形态：它既挣脱了农村民间制度对于婚恋行为的限制，也失去了民间制度对于婚恋行为的保护；同时，它模仿了城市中自由恋爱的形式，却又难以支付起自由恋爱的社会成本。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和理性化的增长，恋爱男女被置于一个充满风险的恋爱环境中，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小心翼翼地谈着一场说不定又说不清的恋爱，他们享受爱情快餐的同时，一方面要保卫自我，另一方面也在追求确定性，可是结果却常常差强人意。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大农民参与到城市中的工业生产以来，农村青年的私人生活就与工厂、城市建立了割舍不断的关联。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到城市务工，必然会伴随着恋爱与婚姻的发生。只是，由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旧需要回归到农村来缔结婚姻，因而，农村的婚姻市场在打工经济之后随即呈现剧烈变迁之势。农民的婚姻恋爱问题构成了其私人生活领域最重要的面向之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的考察也就构成了理解农民私人生活变革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对于中国农民私人生活实践的研究，最典型的是阎云翔。阎云翔以东北的下岬村为例研究了农民私人生活的变革，他发现，农民的婚姻家庭生活并不像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只有家庭，没有爱情”，中国的农村年轻人已经懂得了追求爱情、独立自主、表达欲望等，私人生活中的“个人”在成长。而且，择偶标准更加注重个人特质，婚前性关系变得普遍，爱情的语言和姿势更加丰富，阎云翔将这种择偶时期的变革称为“浪漫革命”。青年人的个体自主性在成长，尤其体现在情感、欲望、消费等私人生活方面，因而阎云翔认为年轻一代个性的发展并不全面;而私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并没有带动年轻人的公共责任增长，于是这种个性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总结起来，这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观念，阎云翔将其归结为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社会主义国家促成了这种私人生活的转型。
阎云翔经验研究的时间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变革的各个层面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而事实上，世纪之交正是农村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经过20年的变迁，农村社区的性质改变了，而农民也已经日益挣脱了时空的束缚。这种背景下，农民的私人生活变革不断深化，需要我们重新理解。阎云翔研究的经验基础发生于一个农村社区，并且在农村社会的场域中来解释，他剔除了社会流动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将其变革归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而今日的农民已经完全不同于20年前，流动性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命底色，不理解农民的流动也就无法理解今日农民生活的变革;在流动中，城市文化以更加具体的样态渗入到了农民工的行为逻辑中。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打工经济的影响已经日益向纵深扩展。在农村，打工经济带来了“婚恋革命”，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婚恋现象，以及各种婚恋问题。从农村主位的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多呈现出“问题化”的一面，然而，仅仅发现问题显然不够。我们需要转变视角，从农村主位转向农民工主位，在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中来理解转变的发生。本研究认为：
第一，我们需要重视社会流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行为模式的影响。打工经济前期，流动是农民不得已的选择，由此带来的婚恋自由具有婚恋解放的意义;而今，流动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常态，婚恋自由建构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意义。
第二，我们也需要重视城市文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行为的形塑，尤其是穿梭于城乡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体验。城市打工场域中的恋爱自由与乡村场域中的婚姻生活形成了文化上的张力，这构成了他们重要的婚恋困境。
第三，我们需要建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研究视角，社会流动是塑造他们主体性的核心要素。然而，作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人与客体化的婚恋场景也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逃避不了的结构性困境。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在富士康郑州厂区所做的社会学调研。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发生在工厂的环境，这是一个集聚大量年轻人却空间密闭又流动性极强的环境。工厂恋情的发生情境很不同于农村生活场景，也与城市生活场景有所区别，它造就了一些特殊的婚恋行为模式。自由恋爱的逻辑演绎，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快餐”情势正在快速崛起。流水线上的爱情快餐给予了我们一个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私人生活的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