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看似个体行为，似乎不会对周围的人造成影响，实则不然，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连带产生多重社会问题。换句话说，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行为对配偶、家庭、地方社会等多方面均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1. 经济纠纷
青年农民工组成临时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尽管是“搭伙”生活，但一般由男方承担更多的费用，这主要是男方为了取悦女方，不得不采取经济消费来满足女方的需求。随着女方的消费欲望增大，男方逐渐满足不了女方的要求时，那么矛盾就会逐渐升级。尤其是当女方提出“分居”时，男方认为自己花了很多费用，而女方却随便提出分居，男方容易感觉到自己被骗。有的青年农民工说自己要求女方退回赠送的金银首饰。有的则会要求女方平摊同居过程中一半的生活费、房租费。
我们访谈过程中青年农民工说，如果双方组成临时夫妻到了难以共同生活时，哪怕男方要求女方分担各种费用，但是女方基本是不会补偿给男方的。用某些青年农民工的话说，临时夫妻本身就是一种“合作生产模式”，具体来说男人是生理需求，女性是经济理性考虑，男方承担各种费用负担，女性提供生理服务。一旦临时关系破裂，吃亏的一方就会提出偿还，但是一般诉求均未果。因此，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之间产生的经济纠纷是最基础、最常见的矛盾纠纷，这样的经济纠纷常常引发各种矛盾。临时夫妻经济纠纷导致发生严重刑事案件案例大有所在。
2. 家庭破碎
青年农民工打工时间、空间、年龄与离婚一定程度上存在关联，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时间越长，受到外面城市生活的影响越大，青年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就越容易异化，夫妻感情就会逐渐冷淡，只要一方组成临时夫妻，就容易导致离婚。另外，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离家距离远，没有机会回家，青年农民工生活上越枯燥，情感上越寂寞，夫妻生活受压抑越严重，其寻找异性的冲动越强烈，同时其所组成临时夫妻受配偶和亲属社会网络关系约束弱化，青年农民工外出不遵守夫妻伦理的越轨婚姻行为很自由，即远离家乡的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工个体性生活更加凸显。
如前所述，在婚姻市场挤压情况下，随着儿子年龄越大，就意味着其在婚姻市场上竞争力减弱，那么子代要完成婚姻大事就必须支付比年轻男性更高的婚姻成本，才能吸引女性来完成婚配，由此父母就逼着儿子年轻时就“闪婚”。但是闪婚带来潜在婚姻隐患就是夫妻感情不和谐，双方的性格不一定适合。那么闪婚之后，当他们进城务工时，由于人际交往复杂，有的经受不住各种诱惑，一旦感觉到婚姻不幸福，就会采取组成临时夫妻的方式来“试婚”。这就是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导致农村离婚率逐年攀升，单亲家庭的增多又影响未成年人人格健康发展，从而引起一些未成年人犯罪。
3. 非婚生子
青年农民工组成临时夫妻过程中，男女双方的价值取向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就是男性更多是生理性或生物性驱使，而女性更多是经济性或情感性需求。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有两种类型容易发生非婚生子：第一类是工具理性型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因为男方是以临时夫妻方式使女方怀孕后，让女方的丈夫放弃配偶权，从而把别人的妻子占为己有。在这类临时夫妻中，男方有着强大的心理准备和一定经济准备来应付临时夫妻女方丈夫的惩罚，甚至会用命来应付临时夫妻丈夫的暴力惩罚。第二类是文化程度低、“一对多”的临时夫妻现象，因为女性不断更换临时丈夫，相处过程中，女性规避怀孕的意识缺失，就容易怀孕并生下孩子。如我们在浙江调研，由于女方频繁换临时丈夫，两人组合临时夫妻6个月就生下一个孩子，女方说就是现在临时丈夫的，而男方则不承认，最后双方引起了激烈的矛盾。简言之，临时夫妻掺杂着情感、经济、威胁等复杂因素，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下，女方怀孕酿成非婚生子的现象较为普遍。
4. 性病传播
我们通过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因临时夫妻导致性病传播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临时夫妻传播性疾病的风险较高，尤其是变相卖淫型的临时夫妻，因为女方频繁更换临时男性，其性伴侣不固定，也就容易造成各种性病交叉传染。如我们在深圳访谈的女性张某，27岁，已婚，但她说自己外出打工3年，已经换了10个“男朋友”，有的是已婚的男性，有的是未婚的男性。关于青年农民工群体对预防性疾病传播的认知，大部分青年农民工对如何预防性疾病传播认知程度低，尤其是文化程度低的人，其认知程度更低。我们的统计分析高达76.94%的青年农民工认为只要自己有个相对固定的临时配偶，那么自己被传染上性病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他们没有认知不排除他（她）之前与异性组成临时夫妻时，就已被感染上性疾病。我们访谈了解到大部分人认为临时夫妻就等于是固定性伴侣，他们在共同生活期间，更多是为了规避怀孕，而不是为了预防被染上性疾病。由于临时夫妻更换频繁，导致交叉感染的概率非常大。如我们收集的一个案例，一个女性3年换4个男性，最后4个男性被这个女性传染上艾滋病，而且生下的孩子因母婴传染，也被传染上艾滋病。
5. 治安隐患
青年农民工组成临时夫妻时，他们在经济上、情感上所产生的纠纷，最后会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如果双方无法处理好，则会导致矛盾升级，临时夫妻之间的私人问题就会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调研后发现有三种临时夫妻类型影响地方社会治安:第一种是临时夫妻期间，在男性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各种费用，他的经济花销很大，而自己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临时夫妻的成本。在男性面临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他就会通过其他渠道来解决经济压力。在发达地区，当地治安管理部门说组成临时夫妻绝大多数的男性常常是通过偷盗方式来获得经济收入。如我们在某省工业园区调研，当地社会治安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表明，发生偷盗和打架斗殴的社会治安案件中，约80%案件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作案。第一种是临时夫妻之间，一方觉得自己吃亏了，就会报复对方。第二种类型原配夫妻一方知道配偶出轨，就到打工地报复出轨一方或第三者。尤其受害者是男方，那么就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来报复对方。如我们调研所遇到正在解决的一个案件就是老公从安徽到浙江把老婆和第三者暴打一顿，临时丈夫被打成重伤。
6. 引发刑事案件
临时夫妻纠纷引发的最大危害就是酿成刑事案件。通过分析，临时夫妻所引起的刑事案件大致有三种类型:原配夫妻之间的刑事案件、临时夫妻之间的刑事案件和原配夫妻一方杀害第三者的刑事案件。本文所谓的刑事案件，是指因临时夫妻关系所引发的严重的人命刑事案件。究其原因，当配偶一方与异性组成临时夫妻后，受害一方感觉自己被蒙蔽或欺骗，夫妻双方难以妥善解决，那么受害一方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报复对方，要么丈夫杀害妻子，要么妻子杀害丈夫。如云南的马某多次与妻子交谈无法解决，马某就到打工地等妻子下班，杀死妻子。
临时夫妻之间发生的刑事案件则由经济、情感等复杂因素引起。如临时夫妻在同居生活过程中，由于生活费、房租费、水电费，尤其是女性对男性提出经济上的过分要求，导致男性最后“破产”，当女性认为男性经济上再也难满足自己的欲望时，就提出中断临时夫妻关系。这时临时丈夫一旦被女方抛弃，就觉得自己被对方欺骗或诈骗，在双方不能理性处理经济纠纷时，男方可能会完全失去理智，就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对女性进行报复。如我们在沿海某省工业区，了解到很多案例，就是因临时夫妻产生纠纷，男方杀害女方的严重刑事案件。又如一女性到打工地把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女性杀害等等。
▍结语
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在打工经济过程中发生的一种非常态化、灰色化、非法化的拟制夫妻关系。它是一种侵犯配偶权，破坏社会风气、破坏家庭和谐，影响地方社会治理，存在隐形社会风险的灰色男女婚姻关系。青年农民工群体发生临时夫妻现象，是青年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离散（夫妻离散）导致家庭功能弱化，外出务工一方面临情感上、生理上等多重困境，而采取与异性组成“拟制夫妻”关系，即采取灰色临时夫妻关系来弥补各种功能需求。
从发生机制来说，临时夫妻是个体内生性功能需求和外界社会性开放因素双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青年农民工价值异化所采取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应然。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表面上是异性之间以“搭伙”关系来过日子，表面上看，临时夫妻貌似只是个体行为，它不会给他人带来影响。实则不然，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会破坏夫妻关系，导致农村离婚率上升，衍生单亲家庭增多，未成年人犯罪，性疾病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传播。临时夫妻衍生的各种纠纷，严重影响地方社会治理，有部分青年农民工以临时夫妻为名从事婚姻诈骗、变相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最为严重的是一旦临时夫妻关系破裂，那么就会引发严重的刑事案件，给地方社会治理带来严重的影响。
综上所述，临时夫妻是青年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家庭功能缺失导致出现的一种变异婚姻关系。我们认为要解决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关键在于解决青年农民工家庭分散化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大致可以从以家庭为单位城市化，青年农民工就地城镇化，社会组织嵌入公司企业，准熟人社会设特别委员（治理）等为着力点，探索建构一个青年农民工家庭如何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支持体系，使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化进城中能确保家庭完整，从而解决家庭分散化引发的夫妻之间情感上、生理上的分离问题。让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能够过上家庭完整而且有体面尊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