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节已经提到，亲子的联系最终目的其实是在解决生物断隔和社会绵续的矛盾。一旦做父母的认真地把孩子的前途看成了自己的事业，这个矛盾也就消失了。可是社会绵续却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延长,而是一个变迁的历程，因之,亲子关系的困难又加深了一层。
假定在一个社会变迁极慢的社会中，社会标准历久未变,子女长成后所具的理想和他们父母所具的，和所期望于他们的理想并无重大的差别。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亲子之间还是潜伏着冲突的可能，这是我在上文中已说明的，因为现实总是赶不上理想，而父母以他们所没有完成的理想,交卸给子女，子女同样不能完成时，就成了“人生大事留给将来”的大毛病，而引起了不满。这不满实在就是理想对现实的不满。父母站在理想的立场来责成子女,他就觉得子女总是“不肖”。不肖者并不是生物上的变异，也不是行为上有什么和父母太不相像的地方，而是现实对理想的差别罢了。这种差别既然永远不会消灭，则即在社会静止的状态中,亲子间的契洽仍有困难,何况静止的社会到现代已经不很容易见到了呢？
若是社会上只有一个标准，每个人所具的理想，都是一模一样.世代之间的隔膜就不过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可是社会标准不常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上并没有绝对的价值,人们还是得依它对于生活上的贡献而加以取舍。生活环境发生变动，社会标准也得有一番调整。所谓社会变迁，从这方面看去，实在是社会标准的竞争和兴替。社会上不断发生新的理想和新的行为方式，不论是出自个人的发明或是由别地的输人，若是这些新的比原有的更能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它们就被人接受,代替原有的成为社会上新的标准型式。
话说来似乎是很容易，很简单，可是事实上新旧的交替总是会展开争斗的。这一幕争斗却常加剧了父于之间的隔膜。亲子之间因为隔着一代的时间，他们很可能接触着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发生理想上的差别。这是在变迁剧烈的社会中常可见到的事。做父亲的代表着旧有的社会标准，而且握着社会交给他的权力,要把他的儿子造成合乎旧有标准的人物。为儿子的若接受了一套新的理想，新的理想又和旧有标准格格不入时，则他就处于两难的地位了。他既不能抛脱他的父母，因为父母是他生活的授予者和保障者，而且又有童年期亲密的感情把他们互相锁住;他又不能抹煞了自己的希望，跟着前辈走上一条他认为是死路上去。世代的兴替，社会的变迁,不知在多少人的心头玩弄过这套绞人心肠的把戏。
我在这里记起在某一本尼采的传记上读到过的一段故事。尼采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她爱她的上帝，也同样爱她的儿子。她一心希望尼采能皈依真理，同进天国。尼采呢？却是个宗教的叛徒，怎能领受她这番好意？他屡次想把他不能信教的真情衣白给他的母亲知道，可是他明白这个表白是他母亲生命上的一个严重的打击。不表白吧，他又不愿意，怎能欺骗一个爱他的人？于是他烦闷,矛盾，不知如何是好。他受不住这内心的煎熬,在狂风里一直向附近的市场走去。风愈刮愈猛。迎面来了一个卖气球的小贩，拚命地拉住了一把系住在天空中乱舞乱跃的气球的细线。线太细了，风太猛了，眼看着一阵风起,吹断了每一根线，吹起广每一个气球，送它们直上天空。尼采嘘了一口气,仰望着无所颐忌，毫不留恋的天空里的黑点，吐出了下面一句话来：“Tatwllfly.flesatlast”（“要飞的，终于飞了”），
“要飞的，终于飞了。”亲子间感情的细线，怎能挡得住世代兴替的狂风！
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线，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碰头了。西洋的现代文明侵入我国，酝酿到五四，爆烈出来的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这岂是偶然的呢？文化的绵续靠了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为此曾把亲子关系密密地加上种种牵联。但是文化不只是绵续，还需不断的变化，于是加上的牵联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亲子间的爱和憎，平行的存在，交替的显稳，正因为社会结构的本质中有着这条漏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