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过该方程可以得出的部分结论
只有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才能明确2019-nCov传染病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通过本文提出的防疫总方程主要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真正科学的认知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前提
人类认识上的通病就是发生问题之后总是习惯于去怪罪别人，尤其找一个被道德绑架和追责的对象，目前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此次2019-nCov以及2002-2003年的SARS之所以比常规的流行感冒更危险，原因就在于它会导致人的免疫系统做出过度反应，杀伤正常的肺细胞。如果没有这个过度反应，无论上次的SARS还是这次的2019-nCov，即使根本不去管它，最终结果和一次普通的流感也差不多。目前如果过度去强调追责，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可能会在重压之下做出不适当的过度反应，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
事后诸葛亮式（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是诸葛亮了）的指责并不会带给人们有效的经验教训总结。现在有谁（尤其是那些马后炮最起劲的人）在12月8号出现疫情时，就明确清晰地给了人们一个对疫情走向的判断，同时给出其判断的确切科学依据是什么，并且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吗？没有，不是政府和媒体层面没有，不是普通专业的医学界没有，包括最权威的学术界也没有。“是否存在人传人？”，“疫情是否可控？”等这些当前传染病学里的概念本身就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最初有8个当地医学专业人员透露出一定的信息，他们曾被当作谣言。这导致现在人们从最初要对当地政府追责，变成去对第一批考察的权威专家追责。他们是否有责任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希望对这场疫情的反思不要变成中国人习惯的纯粹政治斗争的导火线，而是真正科学反思的契机。这8位当地专业医护人员是值得尊敬的，但就算当初这8位当地专业医护人员传出的信息的确被认真看待了，是否就足以得出系统的正确结论？这个问题只要简单地去回顾一下当时传递的信息就足够了。吃后悔药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据本文的防疫总方程，以12月8日的数据为基础就可以做出非常精确的判断——疫情已经进入大爆发阶段，并且它可以给出什么才是初期阶段必须迅速获得的最重要测量数据。这些医学理论在过去没有，如果没有这些，无论把这场疫情变成畅快到何种程度的政治斗争，都不解决真正的问题，下次还会犯同样的错误。没有本文所揭示的防疫总方程，即使当初那8位医学工作者传出的信息被认真看待，也绝不可能得出系统准确的结论。
有人从基因战和生物战角度的阴谋论来研究这个问题，相应的武器研究已经是国际间公开的绝密，问题并不是能否作这种假设，而是应当如何科学地进行相关的研究——如何获得受到基因战攻击的确切证据，以便进行有效的反击？如何防止和有效应对基因战攻击？不能仅仅是提出各种怀疑。
极力地去追究别人的责任，似乎就不再用考虑每个人自己都应当思考些什么，应当反思些什么了。1988年的上海甲肝，2002年的SARS，这次的新型肺炎都有强有力证据显示与食用野生动物相关。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难道不该都认真的反思一下自己做错了什么吗？疫情中的社会舆论也会对传染病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一出事就只是想着去追究别人问题，而不是全社会成员都先反思自己，本身就是疫情定期爆发最关键原因之一。并且，如果是敌对国家进行有针对性的基因战攻击，在疫情爆发期间进行配合性的舆论战，定点攻击应对疫情的关键决策点和工作环节，使其决策和行动走样，也会极大地有助于疫情更快更大规模地扩散，并使疫情快速向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2.对医院体系的反思
本次疫情有两个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除延后判断疫情爆发外，在全面启动应对措施上也存在一定的瑕疵。封城和进入一级响应的确是极为必要的，但配套措施稍晚了一点。很多人只是在简单地赞扬更早采取一级响应的地方政府，但事实上，在没有基本准备的前提下，直接进入一级响应人为引爆了传播的第二轮行情（野生动物市场是第一轮行情引爆地）。尤其是作为重点疫区的武汉。大量疑似病人在这种信息的刺激下蜂拥而至到医院，进不了某个医院又不断转到其他医院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极大加剧传播性。
以上是截至2020年2月2日晚24点的新疑似和确诊病例的变化情况。从上图可见1月20日前变化是相对平缓的增加，22日之后增量逐步加大。而在25日之后有一个突发的异常高峰和持续走高。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前期积压的确诊病例此后体现出来，26号的异常高峰应当主要是这个积压释放的体现。二是23和24日大量人员蜂拥到武汉当地医院就诊极大增加了“医院感染”。这会在23日之后的14天之内呈现出来。23日各地逐步进入一级响应，武汉封城，去武汉当地医院就诊的人员爆满。23和24日大量人员拥挤在武汉当地医院，带来了25号之后疑似和确诊病例爆发性增长。
湖北的确诊人数在27号及之后一直在1千左右徘徊，在23和24日之后7到8天的平均潜伏期处，2月1日的新增确诊从1347暴增到1921，应当是这次失控带来感染加剧的体现。
尽管传染病医学界早就知道“医院获得性感染”（hospital acquired infection，或医院感染），医护人员与病人、病人之间、医护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cross infection）以及诊疗过程中的医源性感染（iatrogenic infection）（参见：杨绍基、李兰娟、任红等《传染病学》[第8版]，p2）这些专业术语，但是，“知道”和“如何正确地做”是两回事情。很多研究表明医院的环境本身就是很多疾病的重要来源之一，因为众多不同疾患的病人拥挤在医院里，与大量医护人员密切接触，是传染病传播的最理想场所。
因为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现在的医院大多以普通企业的方式在发展。为了形象和经济效益，追求规模大、科室齐全以及“三甲”的品牌。但事实上，越是这样的“好医院”，对病人的吸引力越强，病床越抢手，长期有一大堆人员排着队挂号、付费、待诊和取药的地方，就越是病潮汹涌，各类病原体也越是齐全，其环境里的病原体浓度就越高，感染起来效率也越高，越是容易出现“超级传播”现象。当年的SARS如果没有“小汤山医院”，很难如此快速地扑灭。2019-2020的新型肺炎中也以极端地高速度（10天左右时间）新建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但是，小汤山医院只是一个临时建设的医院，2010年就拆除了，却没有从中认识到一个更深刻的教训——人类的医院本身就不应该按照病原体的主要汇集地和扩散地模式来建设。既然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作用如此之巨大，为什么不在常规的医院建设上从中学会点什么？而只在灾难发生时才想到它们，用完就拆除呢？除了野生动物市场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比现在的三甲医院病原体种类更齐全、人流更拥挤的集散地吗？
适当的经济规模、分散、专业才应当是未来医院的发展方向。当然，有那么多医院已经按现在的模式存在了，不可能一下把它们全改掉。有一个采用全新技术的方法可以在现有医院体系下尽最大可能减少病人集中到医院。例如，采用5G高清视频技术进行远程预约挂号、远程诊断、远程付费、快递上门送药......必须到医院面对面处理的问题，可以在病人精确预约的时间到达处理，不要在医院排队。必须排队的地方采用隔离化、定时消毒的小单间，公共区域一旦超过一定的人员，就应限制进入等。
3.环境重要性
本文的防疫总方程研究结果明确指示：传染病流行过程中病毒的基因变异是次要的，环境（尤其是环境里病原体的浓度）是传染病流行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防治过程中可操作性最强的一个环节。传染病流行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奇怪的变化并不是病原体本身特性改变，而是传染环境的变化造成。因此，切不可以某个阶段以统计学方法得出的数据就说某个病原体传播率是多少，从而以此来判定未来传染病的走向。因为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会自己改变传染的环境，从而极大地自我改变传播率。
体外人工培养的病原体研究的确有些表现出传染特性上的变化，如肺鼠疫在体外培养多代之后致病性会降低，但“基因变异说”有一个很难解释的内在逻辑矛盾之处：因为基因变异而带来的任何生物进化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物种进化的各向差异性，会形成分散的进化树。基因变异是一种很随机的现象。之所以进化出某种新的物种，是因为这种基因突变更适应某个环境，从而它的繁殖率更高，并逐步侵占其他同类的生存空间。因为适应不同地区和空间，同源的物种就进化发展成不同的物种（进化树上的各个分支）。可是病原体基因在一场持续时间很短的流行过程中，在极为广泛的地区显示出相同或非常类似的变化特征。如果其原因是基因变异造成，那么就是无以计数的病原体同时发生了一样的基因突变，这只有一种可能，是病原体的基因本身早就确定了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向这个方向变化。这在基因科学和进化论的逻辑上都难以解释。我们未曾见到过有哪个论文明确说明了传染病在短时间的传播过程中其基因突变是怎么改变了病理特征，到底哪一段基因造成了这样的变化。“基因变异说”都只是一些假设和猜测。
本文的防疫总方程是在假定病原体基因整个流行过程中基本一样，仅仅是通过流行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改变，就可以在数学上精确推导出各种符合实际但表面上看似奇怪的变化，这就完全避开了基因突变说的内在逻辑困难。并且，它证明了防治传染病的基本规律——改变环境远远比改变人体本身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
防疫总方程是假设一切传染病都是可以人传人的。之所以很多传染病没有在“临床上”表现出来，只是因为人传人的传播率低于某个阈值。但如果进行广泛的免疫学检测，我们预测那些统计学上没有人传人的传染病中，也可发现因人传人而使相应感染者存在相应病原体或特异性的抗体。如果传染病流行过程中对环境的改变超过一定限度，初期不存在人传人现象的传染病，就会在某个阶段突然展现出大规模人传人的特性，且越来越强。所有以上预测都不依赖于病原体的基因发生改变，而仅仅依赖于防疫总方程的数学模型本身的精确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