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村的高音喇叭就这样一直设在村庄中心, 且位于全村制高点, 再考虑到从喇叭中播放出的内容,它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提醒国家的在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米村只有村集体的这一座高音喇叭, 而过去的农村普遍闭塞, 喇叭也就成为当时绝大多数村民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这一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改变,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丰富了村民获取信息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初, 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 刚开始时有电视的农户不多, 晚上周围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后来电视普及了, 大伙就各回各家看自己想看的节目, 其中, 中央电视台和地方新闻台是村民最常看的频道。那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 商品经济刚刚起步, 电视上偶尔会播放几则商业广告;至于高音喇叭, 则跟过去一样, 播报上级政府的通知, 或召集村干部、村民开会, 不过政治宣传已大为减少。
90年代以后, 做买卖的村民逐渐增多, 他们一般会到“十字街”上摆摊, 主要贩卖红薯等农产品或批发回来的衣服。有时候, 为了更快地卖出商品, 村民就会找到广播员, 让他用高音喇叭“吆喝”几句广告。因为是集体资产被用于私人用途, 广播员会按每次2元的价格收费, 收回来的钱算作集体收入, 用作喇叭维护费。后来由于村民用喇叭来喊广告的需求越来越大, 尤其是每逢集市的时候, 最多时一天能有二十几则, 到2000年后, 村集体就不再收取使用费了。对此, 村主任的说法是, “你就帮他 (村民) 广播广播, 为人民服务, 现在都不在乎那2块钱了”。在播报通知方面, 集体喇叭依旧会被使用, 但黑板报早已被弃用。杂货店的喇叭建好后, 部分村集体通知甚至会拿到那里去广播:
“凡是大队的人都有我的电话, 他接到通知了就给我打个电话, 也是我广播。比如刚才说的学校开学了, 就安排我去广播。” (对杂货店老板的访谈)
“大队喇叭有时候坏了, 大队需要, 也是上我这儿来。上我这儿多, 为什么?我这儿没事就都在, 都有人。大队有时候没人, 有时候坏了听不见了, 就上我这儿来, 我也是为大队服务。”(对杂货店老板的访谈)
经历几十年的演变, 喇叭的政治功能不断弱化, 从早期的“国家象征”变为如今的“广告载体”,本来附着于喇叭身上的国家权力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下逐渐隐退, 这背后反映的是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悄然转变：
高音喇叭在搭建之初显然是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之一进入乡村社会当中;那时的社会结构也相对简单, 国家权力能够毫不费劲地控制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国家意志的身影在乡村社会背后若隐若现。可以说, 那时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元的, 仅有无所不包的国家权力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喇叭功能的变化则折射出国家试图转变其在乡村社会中权力运作方式的现实。广告内容的出现意味着农村经济不再为国家完全管控, 村民有了自己的经济诉求。对私人搭建喇叭的默许表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对农村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权, 经济活动愈发成为一种个体行为, 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实际上赋予了村民个人一定的经济权力。另一方面,电视、电脑和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出现使得村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通过影视节目、网页网站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获得满足。最终, 国家能够直接、完全控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行政系统内。村集体的高音喇叭依旧隔三差五地播报来自上级部门的通知, 但这些来自“国家”的声音往往淹没在商业广告、电视节目等信息的海洋当中。此时乡村权力结构是多元的, 国家权力仅是村庄诸种权力力量 (如经济、文化等) 中的一种, 更接近于政治权力。
“祛魅” (disenchantment) 是韦伯提出的、用以描述人类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我们知道或相信, 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 我们就能够了解……在原则上, 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在原则上, 通过计算, 我们可以支配万物”。
人类对“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普遍存在一种敬畏之心, 但在“祛魅”以后, 就把它视为寻常的、可利用的工具。对村民而言, 国家权力是一个虽触不可及但又能对自己施加影响的存在, 这种距离感让村民对其亦心生敬畏, 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即是村民在集体经济时期都会十分注意听喇叭的广播。然而, 当国家权力是多元权力中的一种时, 其在村里的地位就不再特殊,村民会选择性服从甚至无视国家权力的要求, 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不理会喇叭播报的政府通知。当下国家权力在乡村遭到的冷遇可近似看作其被“祛魅”的结果, 这里的“祛魅”指的是国家权力不再具有“卡里斯玛式”的感召力, 而“沦为”多种常规权力之一的过程。
国家权力的“祛魅”似乎说明其在乡村社会已遭遇弱化, 但仔细考虑, 这一断言未免有些许草率,如前文所言, 这更多意味着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渠敬东等学者将这一转变概括为“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社会转型过程, 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已由过去“大包大揽”的方式,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调整, 变为依赖不断改进的程序和技术进行治理, 其中“行政科层化”是该转变的主要特征之一。
“科层化”意味着作为国家意志代理人的各级政府倾向使用受过专业训练的行政人员, 行政程序也基本依据既定的法律法规来执行。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组织化的制度, 同时也是一种秉持“事本主义”精神的制度。
换言之, 国家减少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动干预, 通常是人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向国家索求服务, 近几年全国各地基层政府广泛修建的标准化的行政服务厅便是上述转变的例证。因此, 国家权力从农村集体高音喇叭身上隐退并非其弱化的表现。毋宁说, 这说明国家在从“台前”走到“幕后”,但当人们因事与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还是依旧能够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