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 高音喇叭是再普通不过的事物;而在四十多年前, 它在农村的出现却是一种国家行为, 尽管当时的功能同样是传播信息, 但在性质上有着更浓烈的政治色彩。要理解这一点, 需要先了解中国农村信息通讯手段的演变过程, 在此继续以米村为例。
(一) 喇叭“拔地而起”
新中国成立以前, 信息传播的需求不是很大;建国后, 国家迫切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传达政令和进行政治宣传, 将自己的意志落实到基层农村, 以巩固新生政权。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 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水平, 米村的信息传播手段都较为原始。
据村主任回忆, 当时村里有消息需要通知到全部村民的时候, 就把这些消息抄到村生产大队办公楼房外边的黑板报上, 因为村生产大队就设在“十字街”上, 村民每天出来活动时都能看到。除此以外, 村里还配备了若干个手持小喇叭, 有通知的时候村干部就提着小喇叭在街头巷尾走动、四处吆喝。有时候, 通知需要传达给特定人群, 而有的人恰好没看到黑板报的内容或没听到小喇叭的吆喝, 这时村生产大队就会派民兵直接上门传达。在当时, 要传达的信息内容还是比较单一的, 主要包括会议通知 (如村干部会议、党员会议或全体村民大会) 、各个季度的生产工作安排 (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 、政治宣传等。
到60年代, 米村开始有村民用上了由二极管制作的收音机, 家里拉上线以后就能够收听到来自北京的中央新闻, 还能听到戏曲表演。米村是大村, 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大, 在60年代末就通上了电,此时村里也尝试安装了一个大喇叭, 但这个喇叭十分笨重, 且声音不是很大, 传播不远, 很快就被弃用。因此, 当时村里发布通知依旧沿用50年代的办法。村主任举例说, 60年代和50年代的时候一样, 要宣传“参军光荣”, 村生产大队就拉了支队伍在村里转, 并大喊宣传口号。
直至“文革”期间, 米村才开始搭建高音喇叭。刚开始时是在全村五条主要街道及十条小街里各安装一个小喇叭, 以此确保大部分村民都能听到。然而, 这样的设置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只要喇叭一响, 声音就会在巷子里四处窜响, 结果是广播只有在喇叭底下或附近能够听清, 其他地方会由于回声过大而听不清。鉴于这一弊端的存在, 村生产大队很快就把各街道的小喇叭撤掉, 在办公楼顶架起一座高约5米的高音喇叭, 东西南北四个朝向各设置一组竖排小喇叭, 每组3个, 功率大, 传播距离足以覆盖整个居民区。高音喇叭属于集体资产, 村生产大队安排了专职广播员来管理, 也是为了防止他人随意播放广播。在那时, 高音喇叭所播报的内容与50~60年代无异, 且因为正处于“文革”时期, 政治宣传的内容还要更多一些。
从黑板报、手持小喇叭到高音喇叭, 米村终于找到了一种不需要耗费太多人力物力、效率相对较高的信息传播工具。这座喇叭也一直沿用至今, 四十多年间向村民传达着来自中央和上级政府的各类政策信息, 完成不同时期的政治宣传任务。可以说, 在诞生之初, 喇叭便与国家意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二) 高音喇叭的权力隐喻
高音喇叭“从无到有”的搭建过程实质上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对这一话题的相关讨论最早始于对西欧“民族-国家”建立的研究 , 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战争形成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业已完成, 对一个既成的国家而言, 以多种方式巩固统治是下一阶段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福山将这一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建设界定为“新统治制度的创设和既有制度的强化”, 主要强调的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具体举措方面, 税收制度的完善确保国家有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强化官僚体制、指导经济生产、提供教育服务以及开展“赤脚医生”医疗卫生项目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均有助于国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
制度建设只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吉登斯指出了通讯技术在增强现代国家的行政力量方面的积极作用:运输技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行政力量进一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运输技术的发展融合了“时—空”, 大批量运输要求对时间和空间进行精确的管理, 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满足了这一要求;电报、电话、电视等发明更是使得通讯与运输分离, “时—空”几乎得以完全融合。在这一意义上, 高音喇叭的搭建就具有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意涵, 正因为通过喇叭的播报, 国家政令才得以跨越整个中国, 相对及时地传达给村民。
曼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政治权力——专断权力 (despotic power) 和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 , 后者指的是中央集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执行政令的制度性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行使基础权力的一种方式, 建高音喇叭则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具体内容。不论是从政权建设的角度还是从权力的角度, 高音喇叭都与国家权力紧密勾连在一起。可以说, 高音喇叭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一个强象征, 其搭建意味着国家权力更加深入乡村社会生活, 国家的存在感愈发增强。
具体而言, 高音喇叭之于国家权力的意义在于, 它既“协助权力中心构建了一个庞大辽阔的国家疆域, 可以让遥远闭塞的边疆时刻与中心保持紧密联系”, 又“利用感染力强、受众面广、没有文字障碍等优势, 将所有能听到声音的人集合起来, 完成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