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历史类文章时，喜欢从史书中寻章摘句，以此证明自己的博学。我在写历史时，虽然也会从史书中找相应证据作为佐证，但我更注重过程分析，这在书本上找不到具体证据，但稍有生活阅历的人很快就能明白我的意思。
史书上的内容，永远只是一家之言，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状况，才更贴合历史的真相。
比如说，明朝初年的“空印案”。
“空印案”大致是这样的：在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年间，他发现帝国的地方官员到中央报账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
之所以会这样做，官僚们给出的解释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而户部在审核各地财政报表时又非常严格，一定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电报、电话和网络，一来一回非常麻烦，所以官员们都习惯携带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等户部核查过详细数额之后，再填报具体数字。
朱元璋一听到这种说辞，当时就火冒三丈，立刻指示相关部门严查此案。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早已习惯了战争时期的那一套重手法，所以朱元璋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杀招，直接干掉了几百个官员，连坐了数万涉案人员。
这番说辞，粗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可实际上，这是地方士绅和官僚联手，想方设法糊弄皇帝，与政府争夺税收的博弈。
道理很简单：官僚们带着盖有印信的空白书册来到京城，你说是为了防止钱粮因押运受到损耗，可谁知道你不是为了从中贪墨呢？换言之，你如何自证清白？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听到一个词：潜规则。什么是潜规则？就是端不上台面，但大家都默认的规则。违反潜规则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却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孤立和排挤，而“空印案”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潜规则案例。
不管你怎么强调客观困难，都必须承认一点：“空印案”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因为任何书册都必须先写内容再盖章，这是谁也无法反对的。
客观地说：潜规则不好查更不好抓。违法行为之所以会演变成潜规则，主要原因是因为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争相捞好处，受损的只是国家，而非某一个具体的人。在这种背景下，潜规则就可以半公开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再看“空印案”，官僚们真的侵害了某人的利益吗？我们好像找不到具体的受害者；可这种行为会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朱元璋发火也在情理之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领袖面对潜规则案件，也只能命令相关部门出台一套解决方案，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有关部门的官员都卷入了相关事件中？你让嫌疑人出台一套嫌疑人管理办法，这和让狼看羊圈有什么区别呢？
大多数领袖面对潜规则案件时，命令相关部门出台一套解决方案，并不是为了解决当下案件，而是为了防微杜渐。
换言之，这一次就算了。我给你们画一个圈，你们要贪要腐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只要你们敢跳出圈，我就绝不轻饶。这叫什么？这叫用潜规则对付潜规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官腔”。
领袖这么做，就相当于他默认了自己无法杜绝这一违法行为，只能适当地加以限制。事实上，如果能把握住这条底线，我们就得承认：领袖干得还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没看懂，那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造楼房，政府会默认相关官员贪墨部分，但是别弄得天怒人怨，也别让开发商搞出什么大新闻，更别把这楼造成个豆腐渣工程。
只要别出这些事，你们贪一点就贪一点吧，我假装没看见。可如果出了事，那就别怪我摘你们的乌纱帽，也别怪我送你们进监狱吃牢饭，更别怪我拿你们的脑袋平息民愤！
很无奈，但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法不责众”是所有领袖都要考虑的现实状况。
可朱元璋不信这个邪，在他的人生信条里，就没有“法不责众”这一说。换言之，违法就是违法，有多少人违法，我就杀多少人，拿出我当年打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劲头，你们这点人恐怕还不够我杀的。
朱元璋乱刀剁下，大明帝国人头滚滚，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被杀光。
如果单看朱元璋的这番举动，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皇帝怕是野兽转世吧？
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就有这种论调：皇帝太变态，太没人性了。翻开史书看看，哪有这样做事的皇帝呢？官员又不是你养的牲畜，哪能成批地杀呢？
不要说当时的官员，就是后世的读者，也经常会对此发表议论，比如说：这是元朝旧俗，官僚们沿用合情合理嘛。再说了，所谓的“空印案”，不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坐在一起，对着一些空白书册集体做账吗？这种行为顶多就是有贪污嫌疑，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
后世读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完全是因为他们站队站歪了，习惯于从官僚的角度来看问题。
没有哪个官僚是省油的灯，他们敢这样大张旗鼓地玩潜规则，就是构建利益共同体，一旦被他们得手，整个大明帝国就要被蛀空。
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把整个大明帝国变成一个人情社会，用各种裙带关系维系感情。长此以往，这个国家还是朱家的天下吗？
客观地说：“空印案”是大案吗？严格来说算不上，但这件事的性质及其恶劣。朱元璋之所以会大发雷霆，是因为他无法忍受有人挑战皇权的威严。
当然了，我也并不认为，我们应该从朱元璋的角度来看问题，朱元璋也并不代表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朱元璋是一个皇帝，他所想的不过是如何将自己的江山，从一世传到万世。
我只是强调，“空印案”并不是简单地谁有理谁没理，而是官僚和皇权都试图压服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官僚们选择沉默，朱元璋选择大开杀戒，都是出于捍卫自己利益的目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利益点不一致。
举个例子，大家都说汉武帝刘彻雄才伟略，打得匈奴远遁漠北，是大有为之君。但对于刘彻治下的官僚和百姓而言，刘彻是个什么东西？
整天就知道死要钱，打仗打得国内户口减半，豪门士族看到刘彻，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这种皇帝怎么可能不遭恨呢？
再举个例子，大家都说荆州牧刘表是个暗弱无能的家伙，曹操瞧不起他，刘备随时准备干掉他，孙权也对他恨得牙痒。但对于荆州百姓和当地豪门士族而言，有哪个领导能比刘表更完美呢？
从不折腾百姓，一向尊重豪门士族。刘表活着的时候，荆州大部分地区都能保持和平稳定，简直就是乱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如果坐在电脑前，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刘彻这种领导；可处于现实的角度，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喜欢刘表这种领导。
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敢于下狠手整治所谓的潜规则，但潜规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这块土地适合潜规则的生长。
所以，朱元璋在一顿乱砍乱杀之后，也只能被迫使用潜规则对付潜规则。换言之，朱元璋也被逼着“打官腔”了。
“空印案”之所以被认为是冤案，完全是因为无人敢揭露内幕。潜规则所代表的利益面太广了，如果有人敢揭发相关内幕，就等于与所有潜规则中的受益者为敌。
我们可以模拟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死不招供，就意味着与无数官僚站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就算皇帝想杀你，他也未必敢动手。如果你运气不好，遇到了朱元璋这种屠夫皇帝，那你就算被杀，舆论也会站在你这一边，大家都会认为你死得冤枉，你的孤儿寡母也会受到社会普遍的同情和帮助。
可如果你为了讨好皇帝，主动或被动揭露相关内幕，就意味着你站在了整个官场的对立面。在这种背景下，就算皇帝不杀你，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因为你为了自己能活命，就出卖成千上万的同僚；如果他们最终没事，肯定会联合起来收拾你。如果他们运气不好都被杀了，请你仔细算算，自己得罪了多少人？这帮官员被杀死了，总会有新人来顶替，他们看到你这样的官场败类时，又会怎么对待你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空印案”不但没能成为贪污案，反而成了朱元璋滥杀无辜的铁证。后世史书说起“空印案”的时候，总说朱元璋疑神疑鬼乱杀人，典型的心理变态。
虽然史书一再为“空印案”洗地，但我坚定地认为：“空印案”肯定有鬼。因为在没有监管的前提下，我不相信每个官僚都能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别说官员，就是找出一群所谓的“高素质人才”，我也不相信他们能够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是人性使然。
但必须承认，“空印案”并不是什么大规模串联的恶性案件，它是典型的潜规则案例。正因如此，许多涉案人员其实很冤枉，因为在面对潜规则时，你要么加入要么拒绝，想躲开是不可能的。
在大家都希望因此获利的背景下，你如果像一块茅坑里的石头那样又臭又硬，我相信你的下场不会太好。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一个人坐在相应的位置上，他就必然会被卷入案中，无论是否愿意。
当帝国稳定之后，经济就会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社会的整体经济份额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可新问题也会应运而生：这部分多出来的份额，应该怎样处理呢？
基于政府的利益，自然希望继续增加税收；基于社会的利益，自然希望政府回馈社会。
在“空印案”里，官僚们具体搞了什么鬼，我们已经很难还原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官僚们肯定会借此机会，适当地侵蚀帝国赋税，然后与士绅等基层代表瓜分相关利益。
所谓的“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坐在一起，对着一些空白书册集体做账，只是为了工作方便”，这种话只能用来骗小孩子。
大明帝国后来的诸位皇帝，只能看着官僚们精心设计出来的假账管理国家，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明帝国的政府资源，都被既得利益集团一点一点的蚕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大明帝国的家底，想调动十来万大军，那简直就跟吃盘菜一样简单。
想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在江南打仗时，几乎每次主力对决都是二三十万大军混战。要知道，当时的朱元璋连江南都没统一。
后来，大明帝国统治着大江南北，无论土地、人口还是物资，都获得了成倍的增长。结果呢？大明帝国想调动十万大军平叛，都把帝国折腾得鸡飞狗跳。
借助“空印案”，先跟大家聊聊官僚政治的本质，方便我讲述明末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