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事情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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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假设存在瞒报行为，那么得认真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要瞒报。任何一个主政的官员并不是只考虑一件事情，而是要在大量工作事务之间进行平衡。不要以为主政的人只是有私心，他们能主政一方绝大多数真不是吃干饭的。去看看第三条的法定传染病定义，如果是本地出现了丙类的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或者乙类的狂犬病、甚至是艾滋病，有哪个官员有兴趣去瞒报吗？闲得没事干了。任何政府的官员不是万能的百科全书，他们怎么可能对传染病那么多细节了解得清楚。如果不会引起社会反响的事情，交给专业机构和主管部门去处理好了。那为什么出现COVID-19时却有兴趣去瞒报呢？很简单，最主要考虑的问题是会不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2019年12月最初遇到这个疫情的时候，当地官员最大的担忧是什么？是不是“SARS”。如果是SARS，那是很多人盯着的，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反响，很可能瞬间引发人们恐慌，或者很多外地客户不再去当地了，造成巨大的经济冲击。17年前遇到SARS，今天遇到的COVID-19爆发期间，人们都会火力全开，所有官员们嘴上谁也不会再说什么了。但是，一旦疫情过去，进入正常生活，绝大多数情况下遇到的意外情况，都只是原因属于现在已有传染病的“不明原因”传染病。如果出现很可能较为敏感的传染病情况，说白了，当地官员就得在巨大的经济影响与冒险瞒报赌一下，最终结果可能只是现有普通传染病之间进行平衡。如果瞒不住了，大不了就是多延缓了几天。如果最终结果只是正常的传染病，那就躲过一场可能瞬间造成数以亿计损失的经济恐慌。如果没堵赢，那就只能认倒霉了。
从2019年12月初最早发现疫情到12月底，当地官员心目中考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他们当时的心目中只要不是SRAS，那就没啥大事。可是到12月26日左右发现的结果是很有可能是SARS。当时本地较权威的医院测量结果也是“疑似SARS”。这时就不能不上报了，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发了紧急通知，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武汉进行了调研。很多事情可以说鬼使神差，判断错的事情把问题搞得糟糕可以理解，但一些正确的判断却也让事情变得更糟。人们只关注到了“未见人传人”“传染性不强”等错误的判断，但却没注意到这些判断中其实包含一个正确的判断：那就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传染病，并不是SARS。人们以为那些表面上错误的判断误导了人们的行为，其实在事实上造成最大误导的却正是正确的“不是SARS”的判断。对当地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哪里搞得清楚新的传染病会是什么情况，让他们突然放松下来的最重要因素正是其中正确的判断：不是SARS。
为什么会有8个医生被“训诫”的事情，如果真实还原当时政府相关官员的心态不难理解，因为急于要摆脱的一个关键阴影就是：疑似SARS，当时很多媒体在追问并且最担心的事情不同样就是“它是不是SARS”的问题吗？以为自己就是神仙？放在当时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SARS就很可怕，就是大事，就是大新闻，如果不是SARS，那就没啥大事。哪里会未卜先知这个不是SARS的SRAS-2远比SARS要让人更加头疼十倍百倍？
我们今天来理解，把信息透出去的人是“吹哨人”。这里有两个问题一定要搞明白，一是当时医院做出疑似SARS的判断的确是错的，它并不是SARS。二是如果严格按传染病防治法来说，把病人的诊断书传递出去甚至可能是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里（二）“谎报”和（七）“泄露病人隐私”规定的。从当时当地官员的心态看，明明权威专家已经确认了不是SARS，你们医院的专业人员怎么还向外传可能是SARS呢？并且还把涉及病人隐私的诊断书给传出去了？如果从“训诫”处理来说，当地官员的目的不是要训诫这几个医生，而是通过在权威媒体公布处理谣言来澄清“不是SARS”这个事实。而这个澄清既不是公开指名道姓（不是最轻违法处理的通报批评），也没改变任何人的工作和薪资，这个处理作为一种“违法处理”可以说是“最轻描淡写”的方式。而放到今天的背景下就可以放大成受到“天大的迫害和委屈”了。所以，在31日卫健委专家调研后，当地官员的心态明显很放松了，会照开，4万人的公开宴照样吃，晚会照样办。真正的原因不是权威专家说“传染性不强”“未见人传人”，作为政府官员哪里还关心这些东西，有人传人又能怎么的？感冒不也人传人吗？感冒传染性还很强呢！只要不是SARS，哪里还管那么多，就当一个新的感冒看待好了。到现在很多人包括人家特朗普还把这个疫情当作大号的感冒看待呢！当时背景下的本地政府官员怎么可能不这么想？明摆着，从2020年1月1号到1月18号之间，当地就是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新的感冒看待的。当时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有任何人敢为自己这么辩护吗？没有任何人敢，现在当地人员谁要是敢这么说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些也会让真正的事实和真相被蒙上厚厚的一层迷雾，任由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随意怎么说都可以了。他们当时哪里会想到仅仅三个星期以后，当钟南山院士为组长的第三批专家到武汉后，发现事情已经完全不对劲了。原来以为只有SARS才是可怕的，没想到这个不是SARS的SARS-2比SARS更加可怕。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18日间，当地官员像过山车一样经历了头晕目眩，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狱、一会儿又是天上、然后更加地狱般的认知变化过程。
因为人们站在现在的情景下去追责，就会把更多的事情往追责的方向上去想、去说、去靠，所以什么事情都尽可能变成责任并且是尽可能更大的责任了。我之所以说现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去追责，最多只是换一批瞒报的人，是因为根据现在的认知和相关法律，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肯定最初阶段还是瞒报。现在疫情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就是去追责了，他们会真正接受教训吗？不会，因为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都没搞清真正的教训是什么，他们怎么会清楚，他们只会以“认倒霉”的心态来看待一切被追责的结果。下次再遇到疫情报告时，99.99%的情况会是虚惊一场。如果真的直接报告了，引发社会恐慌导致当地经济在短短1、2个星期内损失数十亿，最后只是虚惊一场，大量小企业破产，那更多可能面对的是另一种追责的和遭本地的老百姓谩骂。那种情况下众人就会骂那些被训诫人该负更大的责任，而不止是被简单地训诫一下就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知瞒报是违法违纪行为，当地官员也肯定会有赌一把的强烈动机。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下次遇到类似情况肯定还会是这样。切不要以为当地官员只是出于个人私心，但的确是出于本位主义小公心的小私心。你站在旁观者立场上可以轻松地说，只要信息公开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可是负责一方事务的官员，平时要考虑的事情千千万万、面对的各种潜在风险也千千万万，如果是你碰上最初阶段仅仅几个病例的疫情与可能面临数以十亿计经济损失的风险之间的选择，你会轻易地就抱持只要信息公开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态度吗？真碰上SARS和SARS-CoV-2这样万分之一以下可能性的疫情，那也只能认倒霉了。99.99%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真的就只是虚惊一场。如果情况是那样，数以十亿计算的当地经济损失和被当地老百姓的谩骂完全就是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就算追责了，下次遇到同样的事情，明知瞒报是违法的，甚至明知有万分之一可能性面临大疫情的风险，但瞒报还是必然的“理性选择”（特别强调下是打引号的“理性选择”）。尽管这样的结果让人很难接受，但我们如果不面对这样科学分析的结果，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在原地打转。
我们这样分析当然不是说任何追责的事情都不能做了，即使纯粹是为严肃法纪也需要去追责。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正因为仔细研究过所有现存法律法规和人们的认知之后才发现，追责仅仅能起到的就只是严肃法纪和让普通百姓出口气的效果，对于总结经验教训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认识不清真把这当作经验教训总结的话甚至起到反作用。
六、将“新型传染病”作为专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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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我们明白了真正的事实以后才会明白，要想真正解决瞒报的问题，办法只有两个：要么得让这种性质的瞒报面临可能被判处极刑的风险，使其即使面对当地巨大经济损失的风险也必然会放弃任何赌的想法；要么使所有官员根本就不再有任何瞒报的动机。
如果要实现第一点，我们不能在现有的传染病防治法里做文章。你不能说有人瞒报了一个流感就可能被杀头。因此，必须专门制定另外一个《新型传染病防治法》（或者在现有法律框架里专门列出条文规定这个事情，与新制定一个几乎等效）。
如果要使所有官员都不再有瞒报的动机，就得让这类传染病最初的公报信息不可能再对经济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这里遇到一个巨大的难题：要想有效预防新型的传染病，必须要进行社会动员，让所有人都统一行动。而这样做又很可能导致社会恐慌和重大经济影响。这是一个客观的难题，只要解决了这个难题，让疫情警报与经济影响很大程度上脱敏，有几个人会关心多了几个少了几个流感的？解决方法其实是有的，没有几个人会关心本市新确诊了一、两个狂犬病，虽然它的死亡率近乎100%。要让人们即对新型的传染病有统一防治行动，同时又不让人们产生过度的恐慌情绪，也还是需要专门制定《新型传染病防治法》，引入我称之为“自动决策机制”。其原理就是像人的免疫力一样，要平时就多一些疑似新型传染病自动决策机制，它肯定有相当高的误报率，而这恰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使人们平时就像搞防空演习一样产生习惯。这样真遇到烈性的全新传染病时，就会既有专业的行动，又不会出现恐慌情绪了。关于这个自动决策机制本文不详细展开，有兴趣的网友可关注新书以及后续相关文章。
我们此处只想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学术界、法律界、媒体界还是管理层、普通民众，都应当把“新型传染病”作为一个专题概念进行研究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定位真正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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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作者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现为析易船舶总经理。文章2020年3月12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纯科学（为什么我不赞成太多讨论追责问题），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陈昕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