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鸡汤退化史｜大象公会
到了大冰的时代，这锅鸡汤终于要熬干了。
文｜伍桥
在中国，心灵鸡汤似乎迎来最尴尬的时代。虽然公认的鸡汤作家仍能雄霸畅销书榜，但这一文学类型的声誉几乎沦落到了歧视链最底部，以至于标志人物纷纷强行划清界限。
口碑扑街并不意外，今天的当红鸡汤文确实经常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路过了许多的城市和村庄，吃过许多漂亮女孩子煮的面，每一个姑娘都比你胸大、比你腿长，可没有一个能煮出你那样的面来，又烫又香的西红柿鸡蛋面，烫得人眼泪噼里啪啦往碗里掉。
——大冰《乖，摸摸头》
这段话明显套用自沈从文，只是油腻得让非粉丝读者望而却步。
· 沈从文原作早已是鸡汤读者心目中的千古佳句之一
不过，鸡汤文风尽管今天被认为空洞矫情而饱受嫌弃，但中国读者几十年来都是在鸡汤美文的浇灌下茁壮成长的，有几代人的青春作为见证。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今天人们眼中的标准鸡汤题材，如「以梦为马，浪迹天涯」、「谁的青春不迷茫」之类，源头都只能追溯至改开初期。
· 三毛与丈夫荷西
1980年《音乐爱好者》杂志第一次刊登三毛歌词《橄榄树》之前，多数中国人熟悉的「流浪远方」主要限于支边、劳改、上山下乡和持介绍信外出乞讨，最多只能激发出「这是我最后的北京」的恋家之情，很难让人对漂泊生活产生浪漫想象。
与特殊现实相匹配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主流文学创作长期延续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风格，充满战斗精神和黄土气息，广阔天地没有小确幸和青春迷茫的容身之所。
即使时人眼中的抒情美文作家，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其作品也不以温暖人心为目标，浓烈的时代精神更是与今天的鸡汤文化难以兼容：
凡给蜂螫过的人都知道，蜂在攻击动物时那种英勇搏斗、视死如归的精神，简直令人赞叹……蜜蜂，使我想起既能辛勤劳动，必要时又能挺身战斗的人。这样的人既是善良的，又是英勇的。他们不是喝血者，不是寄生虫，不是强盗，也不是懦夫；他们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
——秦牧《花蜜与蜂刺》
我说「原来寿命这样短。你不是总得往蜂房外边打扫死蜜蜂么？」
老梁摇一摇头说：「从来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数，自己便悄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
——杨朔《荔枝蜜》
· 散文家秦牧
这种沉迷宏大叙事和战斗精神的中国文学，在改开初期终于难以为继。
时代激荡，年轻人心智尚未成熟便已多次和总路线一起动摇，饱受摧残的内心不再轻易接受斗争和奉献的动员，百废待兴的国产文学已无法满足新的阅读需求。
·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引起大讨论，堪称当代青春迷茫题材的鼻祖：「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我有些茫然，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与此同时，国内报刊也逐渐开放，广大读者第一次看到了不以政治教化为主要功能的境外美文。
特别是散文发达的台湾，代表作家的作品陆续在《读者文摘》等同类刊物上发表出来，令1980年代的中国读者深感震撼，其中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和华人社会的柏杨、李敖、龙应台等人，作品往往能引起大规模的社会讨论。
不过，与长于挑事的台湾公知相比，更能抵达年轻读者内心的，是远离宏大话题的散文作家三毛。
· 三毛成名后，每天都会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通过三毛与读者之间书信的主题，可以大致勾勒出三毛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轮廓
《读者文摘》编辑刘英坤曾如此描述当时席卷校园的三毛热：「大学女生宿舍每个人一个蚊帐，一个屋子六个女生不去上课，每个人都是一包瓜子，一本三毛。宿舍里特别静，只听见嗑瓜子的声音，读得特别投入。」
三毛作品中体现的，既有波西米亚式的自由自在、狂放不羁，也有布尔乔亚式的精致讲究、捍卫秩序，其对待生活的审美化态度，更令刚刚放下革命文学的中国读者如痴如醉。
· 三毛作品中的美好描写，让中国读者眼中的撒哈拉不再只是非洲人民反帝斗争的尖锐地区
作为今天鸡汤美文的祖师，三毛和同期长篇小说红遍全国的琼瑶一样，为大陆后继作家指引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道路：《雨季不再来》有着郭敬明式的青春疼痛书写，《梦里花落知多少》提供了标准的理想爱情伤痕模板，《撒哈拉沙漠》则提供了比大冰高明许多的异国风情。
这些后来常被文学读者认为流俗的写作，在其诞生初期起到了难得的抚慰心灵、而非激励斗志提高觉悟的作用。1989年4月，三毛赴大陆探亲期间，「男女学生在校园里排成长队与三毛握手，请她签名的人数不胜数。」
与此同时，早在三毛风靡大陆的时代，尽管「鸡汤」一词还远未出现，内地这一类型的后继者便已纷纷涌现。
土产鸡汤的崛起
较早尝试这种个人化、情感化题材的，也许是1980年代巡回全国作报告演讲的李燕杰，他因为专注于年轻人在理想、成才、婚恋、家庭、自我修养等方面的困惑，而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共和国四大演讲家」。
也许是太多饥渴的心灵需要滋养，一时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李燕杰式的演讲者，甚至纷纷自称「纺织李燕杰」「煤炭李燕杰」「辽宁李燕杰」等。
然而，1977年担任大学讲师期间批判江青出道的李燕杰，虽然对年轻人话题尚算得上敏感，但创作模式毕竟不可能与岁月静好的小资文人同流合污，而是时刻注意向年轻人灌输正确思想：
· 1980年代李燕杰的报告演讲《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
国产鸡汤的成熟，还要依靠年轻一代作家的加入。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1988年，汪国真最有名的诗《热爱生命》在《读者文摘》上刊登，同年被《青年文摘》等杂志转发。当时，这种通俗易懂、积极向上的汪氏诗歌虽然没有正式结集出版，但已在青少年中广为传抄。
等到1990年7月，他的诗集已经被《新闻出版报》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文艺类独此一本。1991年，汪国真诗集销量持续走高，达到近两百万册。
据汪本人回忆，当时每天至少接到几百封信，请求指教的、诉苦的、求爱的都有。
在青少年市场大受欢迎的国真牌鸡汤，不久便被更专业化的鸡汤美文所取代。
今天读者最熟悉的标准化鸡汤文，即用优美的语言讲小故事，再从中得出某种人生感悟，便是在1990年代成熟、定型。
· 1993年美国出版的《心灵鸡汤》一书，1996年国内开始出现简体中译本，为同类文本赋予了「鸡汤」这个容易传播的名称。图片为《心灵鸡汤1》的第一篇文章《创造出力量》
1990年代开始走红的周国平，虽然一再声称自己的作品不是鸡汤，但其散文作品也完美契合了这种模式，而且能够从远古文明谈到希腊智慧再到《圣经》启悟，将「灵魂引向朝圣」。
这样的鸡汤烹制水平，不但断非常人所能及，而且走出了与前辈台湾美文不同的新路，又不像李燕杰的报告演讲那样说教，可谓既温暖心灵又提供营养。
能够与周国平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余秋雨。1992年《文化苦旅》一出版，就畅销不止，好评如潮，一直到2008年以前，他都是中国鸡汤的霸主之一。
除了轻松易读的文字、曲折的小说叙事和煽情的诗性语言，余秋雨还提供了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而且不像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那样令良民百姓心惊胆战，反而额外赠送给读者一种忧国忧民的高级体验。
今天羞于提及余秋雨的大龄读者，很多都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说莫高窟有个王道士，第一次知道天一阁的风雨，第一次感受到传说中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
《文化苦旅》不仅风行大陆，而且畅销境外，尤其是在鸡汤故乡台湾得到相当高的评价，白先勇甚至盛赞其为「世纪中国最后一位大师级散文作家」。
这并不意外，余秋雨走红台湾时，当地政治主流强调本土意识，余的适时出现正好安慰了当地大中华情结者的沮丧内心。
从李燕杰、汪国真到周国平、余秋雨，土产鸡汤的熬制技术由糙入精、不断升级，和1990年代繁荣的图书市场一起成长壮大。
不过，周余的题材毕竟太过沉重，与1980年代以来鸡汤读者的年龄层并不能长期契合。
国产鸡汤的未来，终归要回归汪国真读者的精神追求。
偶像年代，盛极而衰
从1999年酝酿新课程改革开始，一种崭新的高考作文模式诞生了。
高考作文题开始追求开放多元，只给出一段材料，由学生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发挥。
于是，堆砌心灵鸡汤的「意林体」作文成了高分赢家。从1999年到 2016年，高考作文几乎成为考生自由挥洒鸡汤的主场。（详见往期文章《高考作文：意林体已死｜大象公会》）
· 在应试教育的刚需下，各种搜集心灵鸡汤的美文书籍应运而生，鸡汤进入批量生产时代
但是，单纯的鸡汤美文毕竟空洞无味，过于强调真善美的老式美文尤其显得说教不堪，除了应付考试，并没能真正俘获广大青少年的心。
引领了新鸡汤风潮的，是通过2000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郭敬明。
作为《纽约时报》认证的「中国最成功作家」，郭敬明是当代中国最畅销的作家之一。据2013年统计，当时中国所有传统文学类刊物发行量加一起，才仅抵得上郭敬明旗下５本杂志的发行量。
郭敬明作品最受诟病的是，他的小说模式高度近似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情感鸡汤，故事和人物都不是重点，关键是要以绮丽的文字升华细碎的叙事和个人情感，以按摩读者的心灵。即使人物生活中的痛苦也要被无限放大，整个世界都辜负他们，以切中青春期读者的情感要害。
比如这种令非郭敬明读者吐槽不止的表达方式：
四个人互相交换各样不同的目光。悲伤的，心疼的，怜悯的，同情的，爱慕的，像各色油漆泼入空中，搅拌，最后变成黑漆漆一片。
——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
正如《萌芽》编辑所说：「郭敬明的走红，完全超乎想象又顺乎情理……就像当年的汪国真一样。这个年龄的孩子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产品，而他恰好地提供出来了。」
郭氏鸡汤的另一个维度是励志，在短短十年间，郭敬明从一个普通的小城青年成长为身家数亿的文化名流，并且自豪于通过努力奋斗获得成功，并没有所谓的「拼爹」和走捷径。
因此，他的读者确实也是将他视为励志偶像：「不管多少人骂他，可是他的成功不容辩驳，多少人终其一生都难以达到他现在的成就。初中的我就开始和他一样为了能去上海读书而努力，而现在我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至于批评声浪，成功作家本来也无须介意——三毛曾被毒舌无品的李敖讥为「白云乡式的逃世，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余秋雨也曾被朱大可批评为「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但这种行业内口水从来也只有文化人自己关心，传播寿命很少超过鸡汤本身。
然而，到了2016年，随着郭敬明最忠诚的读者渐渐长大，情况似乎急转直下。郭敬明的第二部电影《爵迹》票房只有3.8亿，电视剧《幻城》的最终收视率也始终没有突破1%。
面向其他年龄层和不同需求的老一代鸡汤作者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于丹，继2012年被轰下讲台后，于丹2014年发表的「雾霾说」又传为一时笑谈。
与此同时，新一代鸡汤作家虽然销量尚可，但却难以重现老前辈们的辉煌。
201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乖，摸摸头》成为年度黑马，售出150万册。2015年，大冰的《阿弥陀佛么么哒》上市仅两个月，销售已突破100万册。
随着新书的不断推出，大冰也很快开始遭到群嘲，而且嘲笑他的不再只是文化界同行。
不过，面对退化的美文创作，最先掉头而去的还不是读者。
从2017年开始，高考作文的命题风格骤然转变，把握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成了近年来写好高考作文的关键。
「熟读《意林》三百篇」的备考已成往事，而新时代的散文写作，无论是否为了应付高考，也许都更需要比鸡汤美文更久远的情怀和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