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国学大师”在某校的讲座上，发表了“爱占便宜是穷人”“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温柔”“耍脾气是贱人”等“国学”宏论，引来学生们三观破碎一地。“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出自晚清《增广贤文》）这样令人反胃的句子，现在都已经被奉为“国学经典”，这样看来，“国学”和“大师”们可以休矣！
回头看看传统的蒙学读本《增广贤文》《太公家教》等，里边“油腻而丧”的信条真不少：像“红粉佳人休使老，风流浪子莫教贫”；“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这样的明哲保身、功利主义、得过且过的信条，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反应，显然无法作为“国学经典”，承担今日复兴传统文化的责任。
李零教授早在2008年出版的文集《放虎归山》里，就对国学和传统等话题做过深入探讨，近来又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多次演讲。经李先生同意，编者整合了李先生的演讲材料，限于篇幅，选刊部分内容。
传统、国学和国粹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
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妈妈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首都师范大学的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国粹也是个可笑的概念。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城里的胡同四合院。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曾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
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传统不必这样红
我们的信心该建在哪里？是真传统，还是假传统？这个问题，和大国崛起有关。
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有小国背景。如小邦周克大邑商，亚历山大征波斯，都是小国胜大国。
亚述，号称世界第一帝国，本来是处于四战之地的小国。因为怕挨打，才穷兵黩武，以血腥杀戮和野蛮征服著称于世。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为我们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历史上的大国，往往都有这种背景。
中国曾经是大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大帝国。然而世事沧桑，近百年来，我们衰落了。就像历史上的很多大国一样。
近代，从前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伊拉克是亚述、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准备挨打的对象（看看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和《三百勇士》的暗示吧）。早期探险家初到这些地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天堂般的奇迹，怎么会是这等荒凉破败。
欧洲，所谓大国崛起，原来都是小国。希腊、罗马是小国，即使成为大国，内部也很松散，还保持城市自治。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也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归，没有政治统一，只有宗教统一。草原帝国，都是部落聚合，也是以宗教为凝聚力，聚得快也散得快，缺少真正的粘合剂。和亲、女王一类东西，也是小国的特产。
西方传统，是小国传统，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国有关，和他们保持的原始特点有关。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征服和奴隶制之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是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残酷；上层特别优雅，下层特别野蛮。今天的大国，古风犹存。我们面对的还是古老的现实。
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他们的统一是宗教大一统，不是政治大一统。普世性的宗教，和政治大一统有类似功效。这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
对比他们，我们该作何感想？
上世纪80年代，怨天尤人骂祖宗，大家还记得吗？当时骂什么？主要是骂专制主义、骂封闭停滞，骂小农经济、骂吃粮食，不吃肉，心理自卑，达到愤懑的地步。大家恨传统，简直恨到了根儿上。
当时，我写过三篇文章（一篇登在《中国文化报》上，一篇登在《东方纪事》上，一篇登在《知识分子》上），力陈传统并非如此：其弊固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众恶归之，集为怨府，把明明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全都怪在传统的头上。但这种声音，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国人几乎一边倒。
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卖祖宗，急转之下。我们的自信心仿佛一夜之间就提高了，高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
一句话：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表面自大，骨子里还是自卑。
现在的人，迷托古改制，常拿欧洲说事。他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迫于宗教传统的巨大压力，不托古，不能求新。大家乐道的阐释学，不过是这类玩意儿。说是复兴中国文化，其实是步欧洲后尘。现在，西方史家有反省。大家猛回头，才发现，很多传统都是假传统。假希腊，假罗马，对传统和现代都是破坏。
中国的传统很实在。没有教，不必造。现在，很多英雄气短的人，宁愿相信假传统，也不愿相信真传统。就像古之好事者，登临怀古，没有真古迹，也要造一个出来。中国需要这样的造神运动吗？中国的运动还少吗？
现在的复古，是真复古，还是假复古？孔子教导我们说，他的目标是奔西周，你会照他说的办吗？王莽倒是打这个旗号，你能学得来吗？说复古的，往哪儿复，怎么复？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你的复古方案是什么？请给大家说说看。你要迷这帝那帝，曾胡左李，就别讲什么“走向共和”。
上个世纪初，国人惊呼，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然而现在怎么样？国未亡，种未灭，中国人还在，中国的万里河山还在，以往的历史，可以平心静气看。
我的看法是：
研究传统，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历史遗产，虽遭破坏，还是相当丰富。古书也好，古物也好，古迹也好，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尚未开发的地下资源，更几乎百分之百在中国大陆。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人。中国人还在，不信邪的精神还在。我们的一切，已经纳入现代化的视野，古今中外已经摆上了同一桌面。
台湾有点东西，都是大陆带走的，集中在史语所和台北故宫，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很小。他们，报告发光，图录出尽，就没有资源了。人，台独政治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传统文化。
香港太小，没有祖国的万里河山，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主流，眼中没有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只能从旅游和电影了解），殖民统治太久，没根。他们的居民，要么很土（各种怪力乱神的崇拜），要么很洋（官场、课堂说英文，连名字都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很淡薄，缺乏自主原创力。
欧美和日本的汉学家，是另一个天地，他山之石吧。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几个美籍华人就是国际汉学界。
对中国传统，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人是中国的人，根本用不着气短。
我们的文化资源，世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着有血有肉的中国生活，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体验，写中国自己的历史，这是最大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自卑？我们有这么多真东西，干吗还要拿假的壮胆，拆了真的造假的，跟着别人起哄。
托古改制，自欺欺人的阐释，全是无聊把戏，对中国的形象，有百弊而无一利。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
传统不必这样红。
古书应该怎么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那是忠言。有人说，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却反对读古书；不让别人读，自个儿躲起来悄悄读。我读过鲁迅的书，他的想法没这么简单。
第一，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并没有说，绝对不许读古书，而只是说，新书和旧书，还是以新书为主，旧书最好搁一边儿，当务之急，还是读新书。
第二，他说，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今天我也这么看。
第三，他说，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看看中国的历史有多么烂，我看也很有深义。世界历史学的趋势，日益重视生活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
第四，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我看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
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
六经是孔子时代的经典。汉以来，儒生是以孔子的经典为经典，五种不同的东西凑一块儿，没什么道理。现在，经典的概念早已变化，文史哲各系，分别去读，没什么不好。
汉代有五经，唐代有九经，宋代有四书五经。《论语》本来不是经。汉代，《论语》是四大传记之一，所谓传记，多是儒家的子书。四书五经，《论语》也是四书之一，不算经。只有十三经，才把《论语》列为经，这是后起的概念。我们拿《论语》《孟子》当子书，和《老子》《墨子》搁一块儿，是恢复诸子的本来面貌。
宋代树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一脉单传。这个道统是虚构。五四以后，《论语》降为子书，道统被打散。孔、孟重归诸子，跟《荀子》等书搁一块儿，这也是儒家的本来面目。没有这种调整，只有经学史，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
现在，很多自己都读不懂经书的大人，却疯狂鼓吹读经，甚至鼓吹少儿读经，我是不以为然的。少儿读经，不是读《诗》《书》一类经。《诗》《书》，连教授也啃不动。他们所谓经，是《三字经》这样的经，其实是蒙学课本，可笑。
我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不是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而是以“鬼子”为榜样，读他们理解的四大经典：读《论语》，读《老子》，读《孙子兵法》，读《周易》经传。我觉得，这样安排更合理。
第一，这四本书最有思想性，最有代表性。《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兵法》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第二，它们的篇幅比较合适，《论语》大一点，有15000字，其他三本都在5000－6000字左右。别的子书太大。
总之，古书可以读，但不必是过去的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