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有先见之明的意见。1982年到1991年间，美国香烟的平均尼古丁含量增高了10%以上，其中增加最多的就是低焦油的品牌。尼古丁含量高的低焦油香烟问世，乃是消费者担心香烟有损健康引起的诸多回应之一。抽烟影响健康无疑是烟草业在20世纪后50年中遭遇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第一次达到“临界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有多篇研究报告指吸烟可能导致肺癌与其他癌症。
烟草公司的老板们痛恨这些早期的癌症研究者，除了因为他们伤害公司的利益，也恨他们伤人感情，破坏了人们从抽烟得到的“无邪”乐趣。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吸烟者的乐园。纽约远近驰名的夜总会“鸟域”（Birdland）里面烟雾太浓，以至于开张不过几星期，吧台后面的金丝雀就被熏死了。社会习俗和连续多年投下的数百万元广告资金，共同造就了抽烟的理想心态，反正大家都在享受人生，何不放松身心来点上一支？癌症的阴影却毁掉这教人舒适的假象，也连带毁掉了香烟业最得意的合理化解释，即烟草公司的老板们总认为公司虽然在赚钱却也是在做好事。托马斯看见中国人抽烟时的感想——抽烟者绝不可能花同样代价买到这样的快感与舒适——其实就是烟草业的道德基础之一，另外两个是制造就业机会、贡献政府税收。奥尔顿·奥克斯纳（Alton Ochsner）、厄恩斯特·温德（Ernst Wynder）以及其他穿着白色实验衣的噩耗使者把这个道德基础彻底摧毁了。他们把抽烟和特定的致命疾病关联起来，把一种可以排除焦虑的产品变成会大量制造焦虑的产品，而且使医学界开始明确反对吸烟。医生们纷纷戒烟，并且劝告病人也戒掉。
烟草业起初对癌症之说采取否认与推卸责任的响应方式。电视节目主持人阿瑟·戈弗瑞（Arthur Godfrey）于1952年9月安抚观众：“你们一天到晚听人说香烟对这个那个什么的有害”，其实根本不必担心，因为“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对你们的鼻子、喉咙，以及“附属性的器官”都不会有害，某某负责任的咨询机构和某某合格的医学专家都已经担保了。美国烟草公司的保罗·哈恩（Paul Hahn）以及其他烟草业领袖都知道，各个品牌单打独斗必败无疑。许多牌子各自跑出来说糊弄人的话，只会增加一般大众对癌症问题的注意。（只有呆子才不知道“附属性的器官”是肺的委婉表述法。）烟草业必须组成联合阵线。1953年12月哈恩和烟业领袖们在纽约市豪华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会晤，决议创立“烟草企业调查委员会”（Tobacco Industry Research Committee，简称TIRC）。
TIRC有钱，有人才，也有手段。委员会的捐款来自各家老板自愿从每1 000支香烟抽出0.25美分的会费，另外再视需要而拨款。TIRC的日常运营由伟达公关（Hill & Knowlton）主持。伟达公关是赫赫有名的公关公司，总部设在帝国大厦，在他们的协助下，TIRC很快就变成一个平稳运转的假情报散播机构。TIRC在多家（公正可靠的）报纸上刊登全版广告，否认香烟会引起肺癌的论断；发送宣传小册，引用否认抽烟与恶性肿瘤有关的权威言语；纠正报章上有关香烟与健康的“不实报道”；搜集对禁烟人士可能造成伤害的信息；资助实验所与流行病研究以营造烟草业急于追求事实的印象。资助研究的行动也暗示，只要研究发现香烟之中含有致癌物质，香烟公司就会立即将此物质排除，还给消费者完整无缺的乐趣与享受。短期之内，这些策略奏效了。抽烟与癌症有无关系的争议在1955年虽然持续存在，而且有广泛的报道，但原先那种危机意识已经缓和了，香烟销售量又渐渐上升了。
TIRC的调查人员也监控着国外的发展。欧陆的比利时、法国等国都有肺癌死亡病例明显增加的现象，但欧洲的吸烟者比美国的冷静。例如，巴黎烟草商能觉察到的唯一影响就是有滤嘴的香烟销售量增加了。至于英国来的消息，也很令同行受鼓舞。英国大烟草公司在1956年成立了英国版的TIRC，叫作“烟草制造业常务委员会”（Tobacco Manufacturer’s Standing Committee，简称TMSC）。由于其运作的背景中有不一样的制度的与文化的约束——例如“英国医生们对所有外界资助抱持的极端敏感且保留的态度”，所以行动必须更加谨慎。不过，TMSC也效法TIRC，采取许多同样混淆视听与转移话题的策略。他们质疑纯粹统计式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宣扬烟草业慷慨资助肺癌研究的行为，针对某些科学家不符烟草业利益的研究结果加以驳斥。
TMSC的活动不止限于传播误导情报。由于英国政府和“医药研究审议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已有反烟的宣传，TMSC急于知道效果如何，便自行调查了一般大众与医学界对抽烟及健康的看法。结果以好消息居多。一次调查的结论是：“民众似乎相当满足于现状。他们知道专家们正在做癌症研究，确定的答案迟早会出来；而烟草业正在资助这些研究。结果未知之前，就继续抽烟吧！”TMSC的公关顾问艾伦·坎贝尔–约翰逊（Alan Campbell-Johnson）私下提出更直截了当的评估：“惰性与瘾头的力量仍然比损失与危险的阴影强。”英国和美国的情形一样，烟草业与公关公司合力打赢了癌症战的第一回合。
但是医学证据越来越多：心脏病、肺气肿、婴儿出生体重低，都与抽烟有关。美国卫生局长于1964年发表了反烟的报告与电视公益宣传之后，美国的香烟消费量终于开始下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成人平均每天半包，逐步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包。这时候美国人平均每年有多达50万人因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过早死亡，有100万人在戒烟，有1 500万人打算戒烟。
烟草业有两种对策，两者都倚重广告业。第一个是：吸收10来岁的年轻人抽烟，以递补已经死掉或戒掉的吸烟者。基于法律考虑，烟草商坚决否认有这些意图。但只需仔细看看他们内部机密的文书往返，就知道事实正相反。雷诺公司1975年的备忘录上说：“为确保骆驼滤嘴香烟销量持续、长期增长，必须加强渗透14至24岁年龄层，这个年龄层另有一套比较自由的价值观，他们也代表香烟事业的明天。”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Brown and Williamson Tobacco Co.）一位心怀年轻人的顾问在1975年提出的妙策是：“尽你所能（在虑及某些法律束缚的情况下）多讲香烟与大麻、葡萄酒、啤酒、性爱等等的关系。不要提健康或相关的话题。”智威汤逊公司为据称烟草较浓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打出“量浓可以少抽”的口号，一位主管不以为然，在公文的空白处批下：“不合年轻人的口味，就是要危险才刺激。”
不论哪儿的广告人都知道，要想吸收年轻的吸烟群，就得把香烟塑造成解决年轻人心理困惑与社会焦虑的东西。那时候的年轻人买烟并不是为了享受尼古丁，而是为了装点自我的门面。在他们看来，香烟象征独立、性感、不服从权威。（曾有一种日本香烟品牌是以代表叛逆青年的美国影星詹姆斯·迪恩命名的。）为了摆出姿态而吸上烟的后果如何，十几岁的年轻人不会去看，即便看了，也是透过一知半解的模糊眼镜去看。他们正是拉风的品牌最理想的推销目标。业务人员瞄准了快餐厅、录像带出租店、便利商店，这些都是尼古丁、酒精、咖啡因、糖、油脂、盐的袖珍市集，也是青少年下午消磨时间的主要去处。业务人员在最靠近初高中的商店里放满各种赠品，设置了各种促销手段：折扣价、免费打火机、附赠鲜艳的Ｔ恤。雷诺公司驻佛罗里达州的业务代表特伦斯·沙利文（Terence Sullivan）坦承：“我们把青少年当作目标。那时候我说这样做不道德，而且可能是违法的。人家却告诉我，这是公司的政策。”
公司政策也强调更进一步扩张国外市场，这是维持或扩大顾客基础的第二途径。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香烟已经是美国经济结构之中广告量最大的产品，烟草商同时又往国外促销上投注了数以十亿计的广告费。国外的规定不及美国境内的严，例如，日本香烟包上的警告语只是“为保健康吸烟勿过量”。于是，塞班岛上出现了“云斯顿”（Winston）香烟，特鲁克群岛有骆驼牌大抽奖，塞内加尔看得见L＆Ｍ的大广告牌，万宝路男子汉的形象更是无所不在。挪威的中间偏左派国会联盟通过全面禁止香烟广告的决议，这是个特例，后来却也成为惯例。1975年这项法规正式实施以后，本来持续增长的13至15岁吸烟人口群开始减少，成年人的烟类消耗量也减少了。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项全世界健康紧急状况报告，可见烟草业者以国外收益抵消国内损失的策略奏效了。当时全球成年人每人平均香烟消耗量维持不衰，全世界的香烟市场在人口增加的支持下却有每年大约1%的增长率。领先英国香烟出口的BAT，正在发展中国家和前东欧集团国家之中大肆扩张。［铁幕消失以后，BAT的帕特里克·希伊爵士（Patrick Sheehy）兴奋地表示：“这是我在烟草业40年来所见过的最令人振奋的时刻。”］美国各大公司的业务在国际做得越来越多。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是最积极经营出口的，在美国境内每卖一支香烟，就在国外卖两支，甚至还是在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的贸易施压的助力之下攻陷了日本市场，算是完成了当年杜克未酬的壮志。1994年间，日本境内每售出8支香烟就有1支是菲利普·莫里斯的。这是不得了的成绩，因为日本男性有2/3（日本医生有将近一半）是吸烟者。相形之下，美国成年人口只有大约1/4吸烟，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群几乎都不吸了。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哈佛拉德克里夫（Radcliffe）的学生是不讲究戒烟的，但以1970年毕业的这一届学生计，到1995年只有6%是吸烟者了。相对而言，全世界效率最佳的香烟公司的故乡美国，差不多已经成为芸芸吸烟者汪洋中的不吸烟孤岛了。
“麦克世界”
历史学者称这种情况为内化（internalist）。烟草业扩张的故事讲的是内行人和创新者如何应变解围，他们为了不减少利润而增加市场占有量、平复大众的恐惧，想出各式各样组织上的、技术上的、媒体宣传上的对策。竞争对手也会亦步亦趋，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大家集体努力的结果是，世界上更多地方更多的人吸掉更多效用更强的香烟，这些香烟还附有精力与健康的符咒。
其他瘾品发展史中也有类似的内化情节。烈酒酿造业经历两个世纪的酵母选样、发酵槽与蒸馏机作业磨炼，早已成为高效率的企业经营，能不断大量推出包装美观、质量稳定的产品。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的发达国家，出现成年人每人平均消耗量不上升甚至下降的状况以来，从业者就展开了双阵线的行动。一方面用甜的、添加水果味的、含酒精的饮品抓住刚开始喝酒的年轻一代，另一方面用华丽的广告在马来西亚、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扩张销路——这是把万宝路手段搬到伏特加酒的世界里来用了。销售违禁瘾品的人自有另一套创意，例如，海洛因贩子惯用“F-16”或“氢弹”之类的品牌名称来强调自己卖的不是街角交易的掺假货。
科技与广告从“外部性”的角度也有相辅相成的功劳。某种产业以外的创新发明的影响之大，往往不输这个产业内部处心积虑创新的结果。回想到古代的一大突破——人类能驾驭火种，看似不相关，却是瘾品之所以能普遍使用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没有火，根本不可能有古罗马的长颈盛酒瓶、烟斗、茶、泡水加热的碎麦芽（酿酒用）、提炼的鸦片，以及其他。控制自如的火乃是精神刺激革命所仰赖的原始科技。而且，随着时光推演，控制与携带火种的方式也更趋便利。摩擦火柴的发明，是19世纪吸烟者莫大的福音。从此他们自己爱抽的方头雪茄便摆脱了种种不便的限制。如果没有摩擦火柴以及后来的安全火柴，香烟革命说不定不会发生——也许要一直等到有人发明了打火机以后。
铁路与公路辟建以后，不但降低合法瘾品的运输成本，也帮毒品贩子省掉了不少麻烦。以印度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可卡因供销为例，大部分是先走私进入加尔各答，再沿着两条西北向的铁路干线穿越联合省区进入旁遮普以及更远的目的地。（铁路干线沿途的都市都成为毒瘾最严重的地区，可谓意料中事。）再看美国，19世纪的私酒业者必须用骡子拖的滑橇从山路运货到市场；20世纪的徒子徒孙们都是用加强马力的汽车跑碎石子路了。有了飞机运输，世界各地的瘾品供销速度更快。阿拉斯加州的首位商业飞行员于1923年在该州东南起飞，此人乃是“希尔斯兄弟咖啡”（Hills Brothers Coffee）的业务员。飞行家林白曾说：“民航飞机使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躲过商业的蹂躏。”
林白并不因为自己缔造了航空史上的重要纪录而得意忘形，反而担心“快速交通可能带来极恶劣的标准化发展”。他担心未来会是一个被北美洲消费模式操控的同质化世界，这套独霸的模式不容忍地域风俗，会颠覆部落固有传统，会破坏环境。作家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将林白担忧的状况命名为“麦克世界”（McWorld）。思维敏感的人会对“麦克世界”的状况忧心忡忡，正急于打开新市场的西方国家瘾品制造者却额手称庆。这也许是科技发展无心插柳使他们获利的典型实例。
回顾一下百事可乐当年的国际广告攻势中败北的经过，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1963年间，百事可乐为了要追上可口可乐的业绩，在全世界都打出同样的广告——“活起来，你是百事新世代”。用同一个画面，同一个声音，在全世界的百事装瓶公司使用同样的意象和主题，结果效用不大。在某些文化里，十几岁的年轻人并不自认为特殊的非成人群体，强调世代自主的口号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当时的德、日社会都是由成年人控制可以用来买汽水的钱，小孩子无权过问。百事可乐这个广告词译成英文以外的许多语言都是讲不通的。国际广告事务专家艾伯特·斯特里斯贝里（Albert Stridsberg）认为，百事公司忽视了国际营销既定的策略，买产品的人和产品销售都在各国当地的市场之中。国际营销的成功要诀就是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广告手法、饮料甜度、容器大小、定价，都要视国情而变。推销新产品的人总不免要走过文化的雷区。昔日BAT起用当地人来卖香烟，才有惊无险走过去。百事可乐一步走错就炸得遍体鳞伤。
好在有媒体推波助澜促成了“麦克世界”的兴起，又有美式英语和青少年文化伴随着流传，穿越雷区渐渐变得容易，瘾品的国际促销流程也简化了。最早看出这种趋势的人士之一也是斯特里斯贝里。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已经在描述国际性广告事业如何可在纽约、伦敦、巴黎设总部运营。他强调，各国市场虽然还不是一模一样，却因为经济富裕、旅行、晶体管收音机、卫星传播、商业电视都便利西方文化的传播，彼此越来越相似了。以上的条件加上电子方面的其他进步（斯特里斯贝里预言“卫星转播、同轴电缆、记忆库”将联合组成一个全球性的声音影像网，果不其然），又为西方的影像与世界性产品的优势铺了路。配合年轻人主题的国际广告，在习惯MTV节奏的世界里更易产生效果。瘾品的促销虽不能这么大张旗鼓来做，道理却是一样的，例如，津巴布韦的中小学生的西方文化倾向越强，就越有可能尝试大麻和其他吸入类瘾品。
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有史诗气魄的作品《制造原子弹》（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其中论及单一民族国家据应用科学与工业技术为己用而制造毁灭性武器。这些国家为了保卫自己，为了逞其野心，在20世纪的战争中造成上亿人死亡，其中又以1914年至1945年间死亡者占多数。核战争是从法国马恩河（Marne，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战役地点）到日本长崎的机械化毁灭过程的最高潮。罗兹认为，1945年以后的伤亡规模变小并非凑巧。因为军事破坏力太大了，是否发动全面战争必然成为需要谨慎评估的政治问题，强国的领袖终于认识到这无异于集体自杀。
瘾品发展史上不乏相似之处，制造瘾品的大公司与卡特尔因为本国政府着眼税收与出口而获得纵容，得以利用应用科学与工业科技来保护利益与扩张市场。他们也和军事部门一样，既研发自己的技术，也利用其他领域的发明。瘾品制造业在20世纪造成1亿以上的人过早死亡，单是吸烟致死的就有8 000万。［若将人口增加与科技进步（机械、汽车增多）的因素纳入考虑，20世纪因酒精导致过早死亡的人数最少也有2 500万。20世纪因烟酒以外的瘾品致死的人数应亦以百万计。］如此的杀伤力已经引起全世界公共卫生界对烈酒采取积极对策——对于烟类产品更不在话下。改革人士更期盼烈酒也能纳入管制瘾品之列，一并归入禁止做广告的项目。
改革人士目前尚未达成这个目标。合法瘾品导致人命损失的数目仍持续增加。这种情形存在的原因，追根究底，还是为了钱与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