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基因组革命正在非常有效地推动着我们达成对人群差异和个人身份的新理解，帮助我们寻找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自己的位置。传统的信念常常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的理解。现在基因组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基因组革命已经摧毁了传统的关于身份的刻板印象，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认识个体身份的基础。要认识基因组革命在这方面的威力，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个发现，即人类历史上反复发生过的混血事件，是如何破坏了几乎每一个被用来支持生物学民族主义的论据的。纳粹的意识形态认为存在着一个“纯种”的雅利安种族，他们使用印欧语言、植根于德国，而且其历史足迹可以通过与绳纹器文化相关的考古证据追踪。但是基因组革命的发现粉碎了这种说法：使用绳纹器文化相关手工艺品的人是从俄罗斯大草原大规模迁徙而来的，而俄罗斯大草原可不是德国民族主义者能够接受的来源。49印度民族主义者否认有任何来自南亚以外的迁徙人群影响过印度文化，但事实是，基因组革命发现，当今的印度人几乎有一半的血缘是衍生自过去5000年里的多次来自伊朗和欧亚大草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50类似的，认为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人（Tutsis）拥有来自欧亚西部农民的血统，而胡图人（Hutus）则没有该血统的想法也是一派胡言。该想法曾被用来支持种族大屠杀。51我们现在知道，几乎每一个当今的人群都是过去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上不同人群反复融合的结果。融合是人类的天性，没有任何一个人群是，甚至有可能是“纯种”。
科学界以外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基因组革命有着重写人类起源故事的潜力。非裔美国人正处在这项运动的最前沿。当年的奴隶贸易使得许多非洲人背井离乡，并被强制剥夺自己的文化，在短短几个世代的时间里，他们祖先的宗教、语言和传统习俗就消失了。1976年，亚历克斯·哈利（AlexHaley）的小说《根》（Roots）通过描述奴隶昆塔·金特（Kunta Kinte）及其后代的坎坷命运，利用文学的方法开始去找回失落的根。52跟随这一传统，哈佛大学的文学教授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 Gates Jr.）充分利用了遗传学研究的潜力，去帮助非裔美国人找回失落的根。在他的电视纪录片《美国人的脸》（Facesof Americans）里，以及在之后的另一部纪录片《寻根》（Finding Your Roots）里，他曾经对大提琴家马友友说过，马友友可以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13世纪的中国，而他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也永远无法理解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盖茨还是展示了遗传学的实力：就算是面对没多少系谱记录的非裔美国人，遗传学也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53
一个新的产业，个人血统测试，也开始蓬勃发展。它利用了基因组革命的威力来塑造新的家庭历史，还可以对消费者的基因组进行比较。盖茨制作的电视节目就是通过追踪明星嘉宾的DNA和系谱，利用明星个人故事的感染力来帮助观众理解遗传学数据在揭示未知的家庭历史方面的威力。例如，该节目发现了一些嘉宾之间的此前未知的深度血缘关系，也就是发现他们在过去几百年里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使用遗传学数据不仅把嘉宾的祖先定位到某个大陆上，还可以进一步定位到这个大陆的某一个地区里。
作为一个定居美国的白人，我的祖先也曾经被迫离乡背井、远离故土，我深有同感，认为所有的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都有权利尝试着去利用遗传学数据来填补他或者她的家庭历史上缺失的部分。但是，如果有人默认个人血统测试结果有着科学的权威性，那么我想提醒一下他们，这些结果非常容易被误读，而且在这些公司提供的报告里，基本都不会像科学家一样给临时性的结果附带一个警告。
该产业里最成功的一些例子就是为非裔美国人提供遗传报告。有一家叫作“非洲血统”（AfricanAncestry）的公司，利用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将它的客户与西非的部落和国家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推断常常是基于检查客户携带的DNA类型在哪一个人群里频率最高。这种结果很容易被过分解读，因为不同类型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频率在整个西非地区都非常相似，很难准确地定位到具体某一个人群里。
举个例子，假设某一种Y染色体类型在豪萨（Hausa）人群里的频率比周边人群的略高，包括约鲁巴人、曼德人（Mende）、富拉尼人和贝尼人（Beni）等。当“非洲血统”公司送出它的检查报告时，它可能会说这个非洲男性个体的Y染色体类型在豪萨人群里最普遍。54但是依然有可能、甚至是非常大的可能，该个体真正的祖先并不是豪萨人，因为西非有很多人群，这每一个人群对非裔美国人的血统贡献都只是一小部分。55然而，许多人在使用了这些遗传测试后，就以为他们知道了自己的起源。群体遗传学家里克·基特斯（RickKittles），该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曾在描述这种感觉的时候断言：“我的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尼日利亚北部，豪萨人的家园。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专门前往尼日利亚，跟当地的人交流，学习豪萨人的文化和传统。这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是谁。”56
基于全基因组数据的血统检测在理论上应该比那些基于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有着更大的威力。但是现在，就算是使用全基因组的方法，我们也无法得到非裔美国人的非洲祖先所在的具体位置，部分原因是当今西非人群的数据库还不够完整。我们还需要非常多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上边描述的这些遗传检验。
对非裔美国人来说，另外一个障碍可能是，在他们的非洲奴隶祖先到达北美以后，这些祖先也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剧变。来自非洲不同地区的人被贩卖到相同的地区，并在那里发生了融合，在少数的几代之类，本来在文化和血统上非常不同的人群就融合到了一起，无法分辨了。在2012年我和卡塔日娜·布莱进行的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中，我们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这种非洲血统几乎完全同质化的现象。当时，布莱分析了15000多个非裔美国人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这些个体来自多个地方，包括芝加哥、纽约、旧金山、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海群岛。她想检验在所有的这些非裔美国人群体里，是否某些群体跟特定的西非人群有着更亲近的血缘关系。考虑到美国奴隶的多条不同到达途径，57我们推测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在美国的四个奴隶贸易港口，新奥尔良是由法国人运营的，而巴尔的摩、萨凡纳和查尔斯顿则是由英国人运营的，这四个港口的奴隶主分别从非洲的不同地区掳掠奴隶。但是我们发现，非裔美国人的西非祖先们的混血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在大陆的非裔人群里，我们无法发现任何非洲血统上的差别。只有在南卡罗来纳州沿岸的海群岛上，我们才发现当地的非裔美国人跟非洲的一个特定地区有紧密的血缘关系。该地区便是塞拉利昂，这也是海群岛岛民依然使用的古拉方言的非洲发源地。所以，如果想追踪非洲奴隶的来源地，那么我们只能使用来自第一代奴隶的古DNA了。58
个人血统测试公司所提供的测试报告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发生在非裔美国人身上。这些问题的发生来自这些公司面临的运营压力，毕竟，只有为客户提供有意义的报告，公司才会得到经济回报。不仅是一般的公司，就算是最严格最有科学精神的公司，也面临这个难题。在2011年到2015年，遗传检测公司23andMe为客户估算他们的尼安德特人血统的比例，这也是基于当时最新的研究进展：非洲以外人群有大约2%的血统来自尼安德特人。59但是，该公司的估算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大多数人群里不同个体间的尼安德特人血统比例相差还不到一个百分比，而他们公司的估算结果却能够给出几个百分比的差异。60有好几个人都曾经非常兴奋地跟我说，他们的23andMe尼安德特人血统测试结果表明，他们的尼安德特人血统携带比例处在世界上所有人的前几个百分比。但是，由于这个测试的不准确性，这些人真的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尼安德特人血统的可能性，我觉得只是稍微高于50%。我曾经对23andMe公司的人提出过这个问题，甚至还在2014年的一篇专业文章里强调了这个问题。61后来，23andMe公司的报告不再提供这些血统相关的描述了。但是，它依然为客户提供他们所携带的尼安德特人特有突变的数目，以及基于这个数目的排名情况。62这个排名，跟之前基于血统比例的排名一样，并不是有力的证据，不能说明某个个体携带的尼安德特人DNA就一定高于人群平均水平。
个人血统测试公司提供的报告并不都是不准确的。确实也有很多人从这些报告中得到了满意的信息，尤其是关于他们家庭关系的信息。在书面记录已亡佚的情况下，血统检测大有可为。帮助收养儿童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就是一个好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帮助寻找大家族里的亲戚。
从我自己的角度讲，我对于检测个人血统这件事情没什么兴趣。在我准备写这本书的过程之中，我也考虑过是否应该把我的DNA送到一个个人血统测试公司，或者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分析，然后在这本书里分享我的结果。这也是很多跟踪个人血统测试这个行业的记者们惯用的手段。但真的，我毫无兴趣。我所来自的那个人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已经被过度研究了。我很有信心，我自己的基因组跟来自这个人群的其他基因组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我情愿把研究我基因组的资源用到那些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人群上。另外，我也担心“自我研究”这种模式所带来的问题。面对那些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文化过分感兴趣的科学家，我总是很自然地充满戒心。他们真的太关心自己了。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我总是鼓励他们去研究自己族群以外的人群。当然，我的努力并不总能成功。使用基因组学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与周边人群的联系，但如果仅仅关注个人与自己家庭和族群的联系，我觉得非常狭隘、令人失望。
基因组革命为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思考“我们是谁”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我们需要时刻记住人类超乎寻常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当下如此，历史上也如此。理解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核心的追求，这也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对地理学、历史学和生物学保持兴趣的原因。有一点讽刺意味的是，像我这样一个不信教的人，反而是从《圣经》的一个故事里找到了启发，想明白了基因组革命将如何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是谁”这一存在主义的问题。
每一年在犹太民族最古老的节日“逾越节”里，犹太人都会坐在餐桌旁，一起回忆“出埃及”的故事。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因为它提醒了犹太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同时也鼓励他们从祖先的故事里学会如何做人做事。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犹太人虽然一直作为少数族裔旅居他乡，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身份认同，逾越节相关的故事和传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逾越节的故事开始于古以色列的神秘列祖（Patriarchs）们：第一代的亚伯拉罕（Abraham）和撒拉（Sarah）；第二代的以撒（Isaac）和利百加（Rebecca）；第三代的雅各（Jacob）、利亚（Leah）、拉结（Rachel）、辟拉（Bilhah）和悉帕（Zilpah）；第四代的12个儿子（以色列部落的祖先们）和一个女儿底拿（Dinah）。这些个体与今天的庞大人群相距太过遥远，我们很难看出他们跟当下存在什么有意义的联系。把这个古老的家族跟后来庞大的犹太人群联系起来的关键人物是约瑟（Joseph）。约瑟是雅各的儿子，他被自己的兄弟卖到了埃及去做奴隶，但约瑟后来成功逆袭，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当饥荒笼罩大地的时候，其他的家庭成员也迁徙到了埃及，约瑟并没有计较他们此前对他犯下的罪恶，而是敞开双手欢迎了他们。400年后，他们的后代繁衍成了一个民族，有着超过60万可从军的男人，还有更多的女人和孩子。在摩西的领导下，他们摆脱了别人的压迫，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四处流浪，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法典。后来，他们回到了他们祖先的应许之地。
在了解了这个逾越节故事之后，犹太人可以直观地理解，在他们的族群里、在几百万的个体间，他们是怎么相互联系到一起的，又是怎么跟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的。这个故事使得犹太人可以跟其他的几百万教友直接联系起来，并用同样认真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而不用管他们之间具体的血缘关系。这使得我们不再只是从我们长大的小家庭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世界，将我们从那个狭隘的视角里解放了出来。
对我而言，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做出贡献的大量相互联系的祖先人群，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帮助我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也帮助我避免被我们人类的巨大人口数目所吓倒——人类的总人口已经是几十亿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基因组革命已经揭示了混血在我们这个物种历史上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我们当下所有的个体都是相互联系、血脉相通的，而且在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建立更多的联系。这些相互联系的故事让我有了身为犹太人的感觉，虽然我自己不一定是《圣经》里女列祖和男列祖们的后代。我也有了身为美国人的感觉，虽然我不是美洲原住民或者首批到达北美的欧洲、非洲开拓者的后代。我现在使用的是英语，而我的犹太人祖先是在一百年前才开始使用这门语言的。我受到过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我的直接祖先的文化运动。我宣称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虽然它们并不是我的祖先创造的，虽然我跟那些人群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真正的祖先并不重要。基因组革命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历史。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那么它会给我们提供另一种可能的世界观，以代替罪恶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也会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分享人类共同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