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社会学种族类别是否对应着有意义的生物学分类？与第一代面对这个问题的群体遗传学家和人类学家相比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基因组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认识。在解答这个问题上，基因组革命所带来的数据有可能将我们从老套的争论框架里解放出来，为新的认知进展提供机会。
一直到2012年，把遗传学数据解读为指向一成不变的人群类别，还是一种貌似合理的做法。人们认为这些类别，例如东亚人、高加索人、西非人、美洲原住民和澳大拉西亚人，在过去上万年的时间里相互隔离、没有发生过混血。上文提到的马克·费尔德曼2002年领导的那一项研究，发现了与这些类别有着较好对应关系的聚类结果，而且他们提出的模型似乎确实能够解释世界上很多地区的遗传多态性（当然有一些例外）。32在其他的论文里，费尔德曼和同事们提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这些人群之间的结构是如何产生的。他们提出的想法是：在不早于5万年前，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和近东，沿途各地都留下了后代人群，这些后代人群又进一步衍生出他们自己的后代人群，而当今各个地区的居民都是直接衍生自历史上第一次到达当地的祖先人群。33他们的这个“系列奠基者”（serial founder）模型，与17世纪到20世纪的生物学种族理论家提出来的相比，要高级、复杂得多，但这些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假设，人群一旦建立，之间就不再发生混血。
但是古DNA带来的发现已经使得“系列奠基者”模型站不住脚了。我们现在知道，时移世易，当今的人群结构并不能反映几千或者几万年前的人群结构。34当今世界上的人群是历史上高度分化的人群相互混血的产物，而历史上的人群已经不再以“纯种”的形式存在了。例如，历史上的古代欧亚北部人为当今的欧洲人和美洲原住民都贡献了大量血统，但他们自己已经不复存在了。35再例如，历史上近东存在过多个古老的人群，他们相互之间的分化程度就如同今天的欧洲人和东亚人。36今天的绝大多数人群都不是完全衍生自当地1万年前的人群。
人群结构的性质跟我们原先假设的并不一样。对于那些认为人群结构的真正性质对应着传统的刻板种族分类的人来说，这个发现就是一个警告。正因为以前我们对于早期人类起源的认识并不准确，古DNA革命才为我们带来了排山倒海似的惊喜，因此面对我们关于人群间生物学差异的本能想法，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大的样本量来对大多数与认知和行为相关性状进行令人信服的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技术本身已经成熟了。这种高质量的研究一旦实现，它们发现的任何遗传关联都是我们无法否认的。而且，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在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一定会有人开展此类研究。当这些研究发表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好面对它们的准备，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它们做出回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肯定，这类研究的某些结果会让我们惊讶。
不幸的是，当今有新的一群作家和学者，他们不仅主张人群间存在着平均的遗传学差异，而且还认为他们可以根据传统的、老套的种族分类来推测这些差异。
《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韦德便是这群作家学者中的一位，他在最近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主张，认为关于人群之间差异的传统的刻板印象是有其遗传基础的。2014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 Genes, Race and Human History）。37韦德的所有书都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学术界倾向于集结成派以推崇正统的观念，但这些观念常常被少数敢于说真话的反叛者所推翻。他曾就科学不端行为写过报道，也曾把人类基因组计划描述成浪费纳税人金钱的庞大机构，他还曾抨击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在帮助我们寻找致病突变方面没什么价值。韦德的《天生的烦恼》一书又是老调重弹。他暗示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已经集结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联盟并打压真理，而他所谓的真理就是，人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正对应着传统的刻板印象。
韦德提出的主张有一部分确实有道理，他正确地指出了学术界企图树立一个不可信的正统观念的错误做法。但是他所提出的反对性“真理”却是没有科学基础、也没有社会价值的。韦德的书把具有说服力的内容跟完全假想的内容糅合到了一起，而且使用了同样的权威语调，使得一些外行的读者在接受那些可靠内容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其他的部分。与韦德此前的书相比，在那些书里敢于说出真理的少数反叛者都是有创造力、有成就的学者，这本新书的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韦德没有说出任何一个支持他的猜想的严肃遗传学学者。38通过支持那些反抗错误正统观念的人，韦德错误地暗示了这些人的替代性理论肯定就是正确的。
让我们来讲一讲韦德那些引以为豪的假想中的一个吧。在书中的一个章节，他专门讨论了由格雷戈里·科克伦（GregoryCochran）、杰森·哈迪（Jason Hardy）和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三人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主张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标准差）和不成比例的诺贝尔奖获奖数（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有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在过去的1000年里犹太人群一直从事借贷工作，而这项工作需要写作和计算。39他们也提到，家族黑蒙性白痴和戈谢病（Gaucher disease）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里有很高的发病率，这两种疾病的发生都是由于遗传突变影响了脑部细胞里脂肪的储存。针对这一现象，他们进一步提出假说，认为这些致病遗传突变之所以在当今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里的频率高，是由于这些突变也能够提高智商，从而更好地适应自然选择。他们主张，虽然携带这些突变的两个副本会导致疾病，但是当个体只携带一个副本的时候，是有竞争优势的。这个主张现在已经有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两个疾病的产生是出于随机的坏运气：在中世纪的时候，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经历了一个人群瓶颈阶段，当时的少数个体繁衍出了今天许多的犹太人，而很不幸的是，当时的祖先人群里的许多人就携带有这些致病突变。40但是，在韦德的书中，他无视现有的证据，依然重点描述了那个可能的假说。
哈本丁是出了名的喜欢对人群之间的行为差异提出各种毫无证据的假想性解释。在2009年的一次主题为“保护西方文化”的会议上，他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断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血统的人有一种“只要不必要就不工作”的倾向——他说，“在非洲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有业余爱好的人”。他认为，这是因为在过去的成千上万年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没有经历一些欧亚人群所经历过的对勤劳的自然选择。41
韦德还重点强调了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Clark）写的一本书——《告别施舍》（A Farewell to Alms），克拉克在这本书中主张工业革命之所以最早在英国腾飞，原因是在此之前的500年里英国的富裕阶层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克拉克认为，正是这种高生育率把资本主义崛起所需要的个体性状传递到了整个人群中，这些性状包括个人主义、耐心和愿意长时间工作。42克拉克自己也承认，他无法区分代际之间发生的变化是由于基因传递还是文化传播造成的，但韦德依然不管不顾地把克拉克的主张作为证据证明“遗传学有可能发挥了作用”。
在这里我花了不少篇幅讨论韦德书中的错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强调：尽管有不少学者都企图去维持一个不可信的正统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非正统”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而韦德暗示的恰恰就是如此。他写道：“每一个主要的人类文明都发展出适合它自己的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制度。但这些制度，虽然受到了文化传统的强烈影响，建立的基础却是受遗传控制的人类行为。当一个人类文明建立了一套持续多个世代的独特制度体系的时候，也就说明存在着相对应的一套影响人类社会行为的遗传变异。”43通过这些心照不宣的文字，韦德暗示：关于人群间存在着差异的种族主义的想法是有合理性的。
韦德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深信自己已经洞悉人群差异真相的人。在2010年的那次关于“DNA，遗传学和人类历史”的会议上，我不仅第一次遇见了韦德，还惊讶地发现詹姆斯·沃森坐在我身后，他在1953年与其他人共同发现了DNA的结构。直到几年前，沃森还是冷泉港实验室的主任。冷泉港实验室也正是这次会议举行的地方。一个世纪以前，这个实验室就是美国优生学运动的中心，它的研究人员记录了许多个体的性状以帮助选择性生育，他们还游说立法给被认为有缺陷的人实施绝育手术，以避免基因库的所谓退化——该法案还曾在多个州通过。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沃森被强制免除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也恰恰是因为他的优生学态度。当时他在一个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的专访中说道，他是“发自内心地对非洲的前景感到绝望”，他还补充，“我们所有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假设都是非洲人跟我们有着一样的智商，但所有的检测都说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44事实上，并没有任何遗传学证据支持这个说法。
在那次冷泉港实验室的会议上，沃森曾经侧身过来对我以及坐在我身边的遗传学家贝丝·夏皮罗（BethShapiro）说了一些话，大意是：“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搞清楚为什么你们犹太人比其他人聪明这么多呢？”他又接着说，犹太人和印度的婆罗门都是非常成功的人群，因为过去几千年里这两个人群都从事着学者的工作，所以自然选择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遗传学优势。
众所周知，沃森常常以挑战正统观念为乐。他的桀骜不驯对他科学事业上的成功或许曾经是重要的。但现在，作为一个82岁的老人，他思想上的严谨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随意散布自己直觉想法的任性。当年，他在发现DNA结构上所做的工作经过了各种严格的检验，但现在，他已经懒得将同样严格的检验应用到自己的想法上了。
当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仿佛就感到沃森、韦德或者他们的前辈们正站在我的身后盯着我，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科学的历史进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过分迷信自己的直觉或者偏执地遵从个人的偏见，都是非常危险的。犯下最大错误的人，往往是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想想我们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我们曾经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旋转的，认为人类的支系与类人猿的支系是在数千万年前分离的，我们也曾经认为今天的人群结构有着5万年的历史。但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结构基本上是过去5000年里人群融合的结果。面对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其他错误，我们应该警醒，不能迷信自己的直觉或者身边的刻板印象。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哪一种类型的差异，我们直观的期望都非常有可能是错误的。沃森、韦德和哈本丁的主张之所以犯了种族主义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指出了当下的学术界否认人群间存在着差异的可能性，而在于他们仓促地提出了没有科学证据的主张，45他们自以为知道了人群间有什么差异，而且以为这些差异就对应着传统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这基本上是一个必然错误的信念。
人群之间由遗传控制的差异到底有哪些？差异的方向是怎样的？差异又是如何引起的？关于这些问题，当下的我们真的还是毫不知情。举一个例子，在成功的短跑运动员里，压倒性的多数都带有西非血统。从1980年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会里100米男性短跑项目的冠军，就算是那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运动员，都携带有相当近的西非血统。46最常被用来解释这种状况的遗传学假说认为，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携带西非血统的人的平均短跑能力加强了。平均水平的少量加强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在最高水平的较量上，它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例如，如果西非人的平均短跑能力提高0.8个标准差，那么能够超过99.999999 9%欧洲人的西非个体数目就会是原来的100倍。
但自然选择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另外一种可能的简单解释是，携带西非血统的个体的短跑能力有着更大的差异，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个体要么能力很强，要么能力很弱。47西非人群在平均短跑能力与欧洲人群相同的情况下，假设西非人的遗传多样性比欧洲人的高大约33%，那就会导致西非人有着范围更宽的个体短跑能力，使得西非人群中短跑能力能够超过99.999999 9%欧洲人的个体数目增加到原来的100倍。48不管这是否完全解释了为什么西非人在短跑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这种逻辑，无论是什么生物学性状，包括认知相关的性状，我们都可以推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群里有更大比例的个体拥有极端的水平或者能力。
在未来的几年里，或许遗传学研究会证实与认知和行为相关的性状确实是受到遗传变异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有可能证实这些性状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差异，不仅仅是平均值上的不同，还有可能是人群内部个体之间差异的范围也不同。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做好面对它们的准备呢？就算现在不知道哪些具体性状会有差异，我们也应该提前建立一个新的能够容纳这些差异的思考框架。我们不能再任性地否认这些差异存在的可能性，否则一旦这些差异被发现，我们将猝不及防，连个应对的策略都没有。
基于基因组革命的最新发现，一种诱人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人类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人群融合来论证人群之间的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但这种方案无非是换了新包装的陈词滥调而已。而且，这种论证依然是错误的。假如随机挑取两个当今的人群，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许多祖先人群相互之间隔离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足够让显著的平均生物学差异发生。发现人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正确的对待方式应该是，充分地意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不应该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的方式。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保证每一个个体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尽管个体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不管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多么巨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让每一个个体都受到尊重，那么就算将来我们真的发现人群之间存在着更小但依然显著的平均差异的时候，我们已有的体系也可以很自然地处理这些差异。
除了保证每一个个体都得到平等的尊重以外，我们还需要时常记得人类的性状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不仅仅是与认知和行为相关的性状，还包括我们的运动能力、双手的操作能力，以及社会交往和共情的能力。对于绝大多数这些性状，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群体里的任何个体都可以在任何一个性状上出类拔萃，这无关于他或者她的群体来源。就算是某个人群，由于遗传和文化上的综合影响，在性状上有着不同的平均值，这也无法剥夺该人群中个体成功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性状，或许有一些个体从遗传学预测的角度来讲能力偏低，但是勤劳和合适的环境就可以让这些个体改善自己的能力，最终甚至超过那些遗传学预测的能力高的个体。考虑到人类性状的多维度、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勤劳和教育对遗传能力的补充程度，我们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欣赏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群，把他们看作我们人类共同天分的各种具体呈现，不管每个个体随机遗传得到的天分如何，我们都应该为每一个个体提供成功的机会。
对我来讲，要找到正确对待人群之间差异的方法，最自然的途径就是去学习我们是如何对待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异的。事实上，两性之间的差异比人群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这也是上亿年的演化和适应的结果。男性和女性之间在遗传物质上相差了好几大段：Y染色体只有男性才拥有而女性没有，第二条X染色体只有女性才拥有但男性没有。大多数人都接受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异是巨大的，也认同这些生物学差异还进一步导致了男女在体型、力量，甚至在性格和行为上的平均差异。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影响。比如说，在许多工作岗位上，当今的女性比例要比一个世纪以前的高得多。今天，我们不仅承认这些差异的存在，还竭力赋予每一个个体同样的自由和机会。当然，一直到今天男女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不平等的状况，这说明我们在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上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承认甚至拥抱真实存在的生物学差异，同时也挣扎着走向更加平等的未来。
种族主义对一个人的真正冒犯，说到底就是用一个人群的刻板印象来判断它的个体。这种做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当应用到具体个体的时候，人群的刻板印象从来都是误导人的。那些“你是黑人，那你肯定很有音乐天赋吧”，或者“你是犹太人，你肯定很聪明吧”的说法，毫无疑问，都是有害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着独特的优点和缺点，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相应的独一无二的对待。假设你是一个田径队的教练，有一个年轻人想要尝试一下百米赛跑。你知道，这是一项西非人占据统治地位的项目，甚至有可能有着遗传基础的影响。对于一个好教练来说，这个年轻人来自哪个种族是无关紧要的。想要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短跑速度？很简单，把他或者她带到跑道上计时跑一下就知道了。大多数的情况也都可以类似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