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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监管

2019年5月9日  来源: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 作者: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 提供人:taoquan44......

证券监管

报纸上一直充斥着政府面临各类预算危机的新闻,比如从基础教育、公立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司法系统、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到延缓全球变暖的科研资助,几乎全都涉及。事实上,在每个领域都应当有一点“预算危机”,这样资源才不会被视为免费的(这也是对纳税人的钱的尊重)。然而,这些多重预算危机已经超越了合理预算情况。如果按照新故事的逻辑,政府应当被看作一个“问题”,而不是“帮手”,那么各个政府部门都应该拼命抢夺资源、维持预算,不管民众实际需求所在。

监管证券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对企业会计和证券评级的监管可以让公众获得应得的公开信息,作用重大。更早之前,我们引入了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提出的潜在泡沫概念,专指那些未被发现的、越积越多的金融问题。在本书第二章(讨论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次贷潜在泡沫被戳破以及后续资产市场的冻结共同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既然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在抑制潜在泡沫上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那么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部门的预算是否也受到了新故事的影响。

只需看一眼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预算,我们就知道它的经费远远不够。2014年,该委员会审查了超过50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它自身的经费预算仅为14亿美元。17折算下来,平均监管1美元资产的政府投入大约只有1美分的1/400。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进行对比,以证实我们的第一感觉:这点预算太少了。首先是一家部分受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监管的公司——美国银行,它每年单是花在市场营销上的经费就高于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整体预算18;然后是共同基金,它们平均要为其每1美元的持有资产花费1.02美分,这已经是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平均监管成本的400倍了。19

如果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确实缺乏资金,那么应该会有相应迹象。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在真正应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未能对衍生品、评级机构做出有效的监管。委员会内部也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例如,美国纽约南部地区法院法官杰德·拉考夫(Jed Rakoff)曾经因拒绝签署一桩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与花旗集团的和解方案而引发争议,原因是他认为和解条件太过妥协。20杰德·拉考夫曾经断言,自2008年以来,由于缺乏资金,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几乎只起诉公司,而不追究个人的违规行为,这条规律罕有例外。21这种起诉方案主要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起诉公司比起诉个人要方便快捷得多。然而,起诉公司对违规行为的震慑效果也要弱许多,这是由于对公司的罚款是由所有股东承担的,而针对个人的处罚则是由那些实际应当负责的人自行承担的。

麦道夫案使我们可以更仔细地观察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运作及经费不足所导致的后果。众所周知,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是恶名昭彰的欺诈案犯,他的庞氏骗局愚弄了一批富有的投资者。他的投资者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封信,告诉他们手头的麦道夫资产又增值了多少,这种收益十分规律。有一位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惠特曼城的量化投资者哈里·马科波洛斯(Harry Markopolos)追踪了这些收益,并把自己的质疑提交给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波士顿地区办公室。他声称麦道夫的投资回报不仅高且平稳(基本上月回报率为1~2个百分点),这有违金融规律。22麦道夫对此的回应是,他通过采用一种“套管式”的投资组合策略实现了平滑收益。麦道夫表示,通过购买期权避免巨额亏损、卖出期权回避超高收益,这两者组合就能达到效果。23尽管这种策略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滑收益,但是马科波洛斯认为这样做对麦道夫而言成本过高,几乎不可能实现他对投资者承诺的高回报。他指出,麦道夫更有可能采用的是庞氏骗局手法,因为若真使用了套管式策略,那么麦道夫需要的期权数量比美国市场中交易的期权总量还多。24

尽管论点很有说服力,马科波洛斯的举报在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中却遭受了很大的阻力:他最初于2000年和2001年在波士顿向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投诉石沉大海。25但是马科波洛斯非常坚持,于是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纽约地区办公室同意于2005年11月开启调查——该办公室对麦道夫有司法管辖权。当时,分部主管梅甘·张(Meaghan Cheung)与法务专员西蒙娜·舒赫(Simona Suh)被分配负责此案。26但是他们与分配任务的高层多里亚·巴亨海默(Doria Bachenheimer),都更多地把怀疑视线放在举报人马科波洛斯的身上,而不是被举报的麦道夫。这三位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成员都怀疑马科波洛斯可能是出于某些利己动机。巴亨海默对此有一个很简洁的表述:他可能是一个赏金猎人。27此外,马科波洛斯与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调查团队间有很明显的“文化”差异,因为前者是一位专职的量化分析人员。巴亨海默对此的表述是:他的举报全部基于“理论”。因此,他不符合律师眼中的“揭发”标准,那必须是某些有内部信息的人,并且在法庭上有可靠证据证实不法行为的存在。28火上浇油的是,愤怒的马科波洛斯在之后的一次电话交谈中直接痛斥了梅甘等人,大骂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无能。29因此,当麦道夫来到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接受梅甘和西蒙娜的质询时,这两位调查员已经很好糊弄了,麦道夫本人又是一位欺诈大师。结果可想而知,没有发现任何欺诈的证据,这个案子不久就结案了。

我们的兴趣所在并非麦道夫案的细节,我们所在意的是它所反映出的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亟须更多经费的情况。尽管纽约地区办公室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有迹象表明该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是非常尽职尽责的,很注重履行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自身的职责。30然而,调查小组并不能完全理解马科波洛斯的举报内容和动机。如果调查组中有一位具有金融背景的调查员,那么就可避免出现这些误会。此外,新故事导致美国社会对监管人员普遍缺乏尊重,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导致的“士气低落”,再加上能够吸引员工的合适的薪酬和工作量,那么马科波洛斯的举报、麦道夫的辩护可能会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更多的资金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次调查进行得不够好,这正符合一句俗语——“一分钱一分货”。一美分的1/400只能换来这么多。新故事认为“政府正是问题所在”,因此民众对政府部门十分吝啬,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仅是受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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