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学步时性格大胆的小孩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变得害羞，而幼时害羞的小孩到了长身体的时候却可能会变得大胆。为了让读者对上述现象发生的过程和原因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让我们来看看威尔和萨姆的故事。威尔在3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害怕而出现动作僵硬。他有一个性格外向的亲妹妹，还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好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威尔逐渐开始喜欢与人交往。尽管威尔9岁时的性格还谈不上非常外向，但他已经稳步迈进了性格区间分布的中间地带。萨姆的父亲患上了癌症，并因此分别在萨姆5岁和7岁的时候两次住进了医院。不言而喻，这样的不幸对萨姆的家庭造成了伤害。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度是我们所有样本中最外向、最好交际的萨姆，后来却变成了那拨中间分子中的一员。
威尔和萨姆分别从行为抑制与行为非抑制的两个极端向中间区域靠拢，尽管他们都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半的儿童在性格区间上的移动方向相反，他们是从中间向两个极端迈进。有些儿童真的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3岁的时候，肖恩（Shawn）是我们样本中行为抑制倾向最少的儿童之一，他当时一看到罗比就径直走了过去，对着机器人喋喋不休，面带微笑，容光焕发。我觉得他甚至想把罗比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带回家。但是当肖恩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癌症突然去世。我们在一年之后重新看到肖恩的时候，他的性格已经改变了许多：在陌生人面前他的动作出现了僵硬；“冒险室”中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提得起兴趣。他成了我们的研究对象中行为抑制倾向最强的人之一。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对人们的基因表达如此关注的原因了：一些儿童蹒跚学步时曾在机器人罗比面前露怯，到了四年级却会兴致勃勃地跟头戴面具的陌生人打成一片，他们身上的“害羞基因”一定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另一些儿童，他们3岁时会径直走向罗比，但到了9岁的时候则会缩在角落里，不敢搭理在不远处坐着读书的陌生人——他们身上的“害羞基因”发生了什么，我同样非常感兴趣。跟能够在派对时活跃气氛的妹妹生活在一起，会如何影响威尔的DNA？循循善诱的老师们对威尔的鼓励会如何影响到基因，会如何将一些基因关闭，而将另一些基因开启？看到住院的父亲身上插满了管子和电线让肖恩产生过多的压力荷尔蒙，加上父亲的过世给肖恩带来的情绪冲击以及此后数周甚至数月的焦虑（“爸爸不在了，我该怎么办？”），这些因素具体会如何改变肖恩的DNA？我也非常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很遗憾，尽管我们知道在老鼠大脑中采集米尼所发现的压力荷尔蒙受体基因的准确位置，但我们并不知道该基因在人脑中藏于何处。而且即便我们知道它在人脑中的准确位置，人们恐怕也不愿意让别人从自己的大脑中挖出一勺组织样本。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只能求助于将大脑捐献给科学研究的人，米尼对自杀者大脑的分析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项对儿童的研究为我早早地上了关于大脑可塑性的一课。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最能够将人与人区分开的大脑特征，比如额皮质的脑电图活动模式，可能会经历剧烈的变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行为抑制特质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稳定性；而凯根的结论则正好相反。应该如何解释这个矛盾？我们后来意识到，行为抑制那样的气质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表现出的稳定性的高低，这本身也是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换言之，在一些人身上，该特质会从学步期一直持续到青春期的早期，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不会。因此，在全部儿童中似乎存在一个子群，在他们身上，行为抑制及其相关的大脑活动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保持稳定；而对另一个子群的成员来说，这种稳定性并不存在。凯根的研究可能无意中正好选取了来自第一个子群中的儿童：在这些儿童身上，害羞会持续整个青春期。但那样的儿童只占全部儿童的15%。正如我们在威尔、萨姆和肖恩的身上所看到的，新的周遭环境（善于给学生鼓励的老师，以及一个能够影响他人的妹妹）与痛苦的人生经历（身边至爱亲朋的病故）会调整一个人的气质与情绪风格。如果生活环境保持稳定（这里所谓的“环境”，还包括我们的个人经历），我们的气质和情绪风格也同样会保持稳定；反之则相反。
情绪风格的一个关键方面可以后天改变，这同样适用于个性、气质以及其他受基因影响的特质。根据这个发现，家长和教师们可以判断并试图重塑儿童的情绪风格。即便一个儿童的基因类型（genotype）让他有焦虑的倾向，但只要他是在一个无忧无虑、充满关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就能够通过改变特定基因的表达程度，而名副其实地“调低”那些基因的作用。同样，如果一个儿童具有害羞的基因倾向，但只要他的父母给他以适度的鼓励，让他鼓起勇气去和别的小朋友交流，而不是给他过度的保护，纵容他的害羞，那么他到了青春期乃至成年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喜欢与人交流。环境能够塑造的不仅只有行为甚至大脑功能。环境还关系到基因的开启和关闭，从而关系到我们会表现出哪些遗传到的性格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