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用罗比来对付这么大的孩子，我们都知道9岁的儿童可能会对机器人感兴趣，也可能会把罗比直接弄翻在地。因此，为了测试这些儿童的行为抑制水平，我们决定将他们每个人置于三种不同的环境之中。首先，我们会在房间里安排一个陌生人（我带的一个研究生），当孩子们进来的时候，他正在读一本书。有的孩子直接连蹦带跳地跑过去问：“你在读什么啊？”另一些小孩就不会去注意他，只顾玩着自己的玩具。在第二个环境中，一个戴着面目狰狞的狼脸面具的科学家会跟孩子们说话，然后他会把面具摘下来，请孩子们亲手去触摸和佩戴。有的小孩吓得往后退，而另一些孩子却急着想试。最后，我们把孩子们领进一间房间，屋里摆满了各种略微有些吓人的玩具，比如长逾两米的火车隧道、一台平衡木、挂在架子上的大猩猩面具等。我们对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度量：这小孩会不会主动去接近陌生人？他愿不愿意让陌生人坐在他旁边陪他玩？多少分钟之后小孩才会对陌生人说话？多久之后他才会走到距离陌生人一米的范围之内？小孩对狼脸面具有何反应？他会玩“冒险室”（risk room）中的道具吗？
除了观察儿童的行为，我们还度量了两方面的数据：跟他们3岁时一样，我们在6个月之后获取了这些9岁儿童的脑电图数据。不管是3岁还是9岁，胆子大的小孩（用实验的术语来讲，就是具有较少的行为抑制倾向）左脑的前额皮质要比右脑活跃，而害羞的小孩（具有较多的行为抑制倾向）右脑要比左脑活跃。
这种非对称的脑额部活动模式，之前我已经见过多次：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右脑比左脑活跃），在心满意足的婴儿身上（左脑比右脑活跃），在观看搞笑视频的人身上（左脑比右脑活跃），以及在观看令人不快的视频的观众身上（右脑比左脑活跃）。但脑额部活动的左右不一致与某种显然并非情绪的东西发生关联，这还是第一次：这次我们发现左右脑活动的左右不一致与性格是害羞还是大胆有关。在每个年龄段上，我们都发现了大脑活动与行为的高度相关性。左脑（而不是右脑）前额更活跃的儿童表现出了更少的行为抑制倾向；右脑前额最活跃的儿童所表现出的行为抑制倾向最为明显。胆大的儿童能够迅速从挫折中恢复，将手上的事情继续推进下去，困难不会让他们偏离正常的轨道；而在遭遇困难时，害羞的儿童反应时间要长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陌生环境中会有一个较长的动作僵硬期。这个发现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情绪风格中的情绪调整能力维度可以在前额皮质左右不均的活动模式中得到反映。
收集各组儿童的行为和脑电图数据花去了我们一整年的时间，而分析这些数据又用去了我们一年。在好几个月的日子里我们都在消化这些数据，希望发现从3岁到9岁的这6年中，这些儿童的行为抑制倾向是否发生了变化。当莫琳跟我分享这些数据的时候，她难掩惊讶之情。为了计算这些儿童蹒跚学步时的数据与他们7岁和9岁时的数据存在怎样的关联，莫琳仔细检查了每一个指标：多久之后才会同机器人或者陌生人说话？多久之后才会靠近机器人或者陌生人？小孩一共拿起了多少件让人害怕的玩具来玩？莫琳之所以会那么惊讶，与其说是因为她发现了什么，不如说是因为她没发现什么——在孩子们3岁、7岁和9岁测得的数据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所有这些行为抑制指标在3岁和9岁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03。如果读者对统计学并不熟悉，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略作解释。相关系数为1意味着两个变量之间的变化保持一致。对同一个人来说，以英寸为单位的身高与以厘米为单位的身高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相关系数为0意味着两个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纽约扬基队一个赛季中获胜的场数，与那一年里嫁人的、名字叫“维拉”（Vera）的女性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
行为抑制指标在3岁和9岁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3[69]，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行为抑制并非一个稳定、持续的性格特质。“在害羞、适中和大胆的三组儿童的数据之间出现了完全随机的重新排序！”莫琳兴奋地脱口而出，“每一组中约有1/3的儿童6年后仍保留在同一组内。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各组之间转移的样本。”各组中都有整整2/3的儿童在9岁时已经不再归属于自己最初（3岁时）的分组。
这个结果与凯根的结论相左，当时我们震惊了。于是我让莫琳请教了威大儿童发展的权威和统计奇才希尔·戈德史密斯（Hill Goldsmith），以确保我们没有出错。前文讲过，我们用了一些指标来将儿童分为害羞、适中和大胆三类：小孩多久之后才会开始同罗比玩？多久之后才会跟陌生人说话？等等。在把所有这些指标综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我们的方法可能有误。根据希尔的建议，莫琳将所有的分析重做了一遍，然后她又在我的办公室里找到我，用同样惊讶而确定的语气说：“还是随机分布的！”如果一个小孩在蹒跚学步时被归为害羞的一类，那么他在9岁时仍然害羞、变得大胆，或者处于中间阵营的概率都是相等的。同样，对于在学步时就有大胆性格的儿童来说，用他3岁时的情况来预测他10年之后的气质，就跟用抛硬币来猜一样不靠谱。
为了确保我们的行为测试在各个方面都经得起推敲，我们还对这些儿童前额脑电图的活动模式进行了分析。也许在我们获取行为数据的过程中出了大错——这些数据很少是无懈可击的——但脑电图却是完全客观的。然而脑电图也向气质无法改变的教条“开炮”。一些儿童3岁与9岁时的脑电图模式保持一致，正如一些儿童身上的行为抑制倾向会有持续一样。但总的来说，3岁与9岁时的脑电图模式之间的相关系数还不到0.1。同样的大脑功能模式持续了数年的儿童与行为抑制倾向保持不变的儿童，正好是同一拨人——看到这个结果让我们如释重负，这相当于是进一步验核了我们度量指标的效度（validity）。脑电图表明：大胆的儿童左脑前额区相对更活跃，而害羞的儿童右脑前额区相对更活跃。这也与行为数据相符，因为左脑更活跃的儿童恰好就是那些跟罗比交朋友、主动与陌生人聊天的孩子。
这些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期。3岁时的大脑和行为指标无法预测孩子们9岁时的情况。大多数人以及他们的大脑在3岁与9岁之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进行这项研究之前，关于受基因影响的那些特质的稳定性，我已经有了一些假设。但研究结果让我本人的那些假设开始受到了质疑。在这些结果的激发下，我也开始了对人类大脑可塑性的思考。
关于这些数据有一点最值得注意。当时盛行的儿童发展模型一直都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在性格区间上处于害羞和焦虑的最远端（那样的婴儿即便只是听到有人清清嗓子都会大声尖叫，然后大哭不止，无论怎么哄都没用），那么他日后将会是一个焦虑的儿童，有罹患焦虑症的风险；该模型还认为，如果一个儿童异常大胆，他就会在家具上玩攀岩，会在楼梯上玩极限（把上菜的托盘当做滑板），所以他会是急诊室的常客，到了青春期他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等到他长大成人，恐怕就是当金融衍生品交易员或者毒贩的料了。“但我们的数据表明，孩子们的性情和气质体现出了更多的变化而不是稳定，”莫琳最近跟我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境，“不是说那些儿童长大后学会了一些社交技巧，因此会比小时候更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但他们内心深处仍然焦虑不安。不是这样。只有陈旧的模型才会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在自己的基本气质之上加上一层文化规范，但他们内在的羞怯或者大胆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的发现是，大脑发生了变化。一度害羞的小孩会变得不再害羞，甚至会加入大胆的阵营；而一度大胆的小孩也可能会变得不再大胆，甚至会走向害羞的一端。对2/3的儿童来说，整个体系——从大脑到生理机能，到气质，再到行为——全都改变了。这对气质恒定说提出了质疑。”
“我们已经表明，如果你让一个儿童学会跟别人交流，他的生理基础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害羞的小孩也可能会变得大胆，”莫琳接着说，“如果你把一个害羞的儿童置于一个让人焦虑的情形之中——不用走极端，带他到游乐场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沙盘就行——并在该情形下给他以支持和鼓励，你就能让他学到该如何应对。对于大胆的孩子，你应该让他们学会在周遭环境中读出危险的信号。你要让他们学会停下来看看别的小孩在干什么，要让他们懂得没有必要事事争先，面对别人的激将也大可一笑了之。我们这项研究发现，一切都可以改变，甚至包括他们的惊跳反应（startle reaction）。改变不仅仅发生在表面。曾经害羞的儿童即便从行为上看已经不再害羞，但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其实都害羞’——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内心深处’也是可以改变的，决定一个人是害羞还是大胆的大脑模式是可以改变的。”
为了在麦迪逊当地执业，将儿童心理学付诸实践，莫琳离开了学术圈，但她为我们的开创性发现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要问我这个发现对我现在作为精神病科医生的工作有怎样的帮助（我的病人是3岁以上的儿童），我的回答是：我会试图去帮助人们了解个体差异的存在，我会让他们知道个体差异并不一定就是问题。也许你就是神经过敏，听到噪声都会让你吓一跳。神经质风格的人感官非常敏感。但只要这种风格没有给你造成问题，它就不是个问题。没有必要将这些个体差异理解为是一种病理现象。对儿童来说，那只是一种类型，而不是一种缺陷。当我告诉那些把小孩送到我这里来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其实并无大碍，不用求医问药，很多人都感到如释重负。他们应该理解自己的子女，应该站在孩子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