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杰罗姆·凯根一直是研究气质的遗传基础的先驱。我认识他的时候，还在念研究生一年级。凯根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对研究儿童气质的发展充满热情，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他在心理楼的走廊里碰到了我们这些研究生，他都会开玩笑地问一句：“今天，大自然可曾向你们揭开自己的面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一直都鼓励和鞭策我们去发现儿童性格发展的决定因素。在那个年代，在办公室里抽烟还未被禁止。杰罗姆的烟斗为他的办公室留下了他独一无二的嗅觉印记。
行为抑制从根本上来讲是焦虑的一种，而凯根是行为抑制研究的先驱。[60]所谓行为抑制，是指在遇到不熟悉的新事物时，出现动作僵硬的倾向。我们此前在第4章中介绍那项针对猴子的研究时，对行为抑制曾有论及。在日常情况下，行为抑制的表现和害羞非常相近。在低龄儿童身上展开系统研究，探索行为抑制与个体行为及其生物学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这样的科学家凯根是第一人。
他的发现主要来自一项长达多年的研究。这项研究首先在儿童年龄很小的时候评估他们的行为抑制倾向[61]，将他们划分为有行为抑制倾向与无行为抑制倾向两类，若干年后，等当年的儿童已经二十出头，再对他们的行为抑制倾向重新做一次评估，然后比较他们在两次评估中的得分。凯根请儿童的父母为自己孩子的行为抑制程度打分，他本人也会亲身观察，还会对儿童的大脑做核磁共振测试。后者表明，那些在学步时期被划归为具有强烈行为抑制倾向的人，与无行为抑制倾向的人相比，在成年之后会表现出更高的杏仁核激活水平。环境中的危险事件会引起我们的恐惧与焦虑，在这个过程中，杏仁核扮演了关键角色。杏仁核激活水平过高是具有行为抑制倾向的儿童与成人的共同特征：他们对环境保持高度警觉，总是试图发现潜在的威胁或者危险。一般人觉得无关痛痒的轻微噪音可能就会让他们吓一大跳。凯根的结论可以简单概括为：行为抑制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气质特征。9岁时害羞的人，到了16岁还会害羞，成年之后仍然害羞。凯根显然发现了行为抑制的大脑机制——过于活跃的杏仁核，再加上在凯根进行这项研究的年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取决于遗传基因，于是，行为抑制的不可改变就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当时的媒体上经常有“生而害羞，死犹害羞”（Born Shy, Always Shy）之类的标题。
直到几年前，称情绪风格乃至其他任何生理、心理特质受到基因影响，似乎都会有这样的弦外之音：该特质将会伴随我们终身。毕竟，除非受到外伤或者经历了整容手术，我们鼻子的形状以及眼睛的颜色都无法改变，而它们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在传统观点看来，情绪风格那样的由基因决定的心理特质同样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后来，一场革命席卷了基因学，“受基因影响就等同于无法改变”的教条自此被彻底推翻，就像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的雕像一样。科学家做出了两个令人吃惊同时相互关联的发现：第一，受基因影响的特质是否会显现出来取决于儿童成长的环境；第二，具体的基因，也就是我们体内每个细胞中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就像装了开关一样，可以开启，也可以关闭，但究竟是开是关，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经验。流行的说法是，情绪风格的差异受到基因和经验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不是其中的某一种可以单独解释的。不过这种说法就像是说太阳还挺热一样，是四平八稳的废话。真实情况比那要有意思得多。流行的看法认为，任何事情只要是由基因决定的，都将会与我们终身相伴。（我们具体的DNA如何能被改变呢？）其实恰恰相反——父母、老师、照料者对待儿童的方式以及儿童的生活经验可以极大地改变他们的性格特质，即便该特质受到基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