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诞生的理论前提
社会契约论的提出，标志着以“探索社会的本质”为宗旨的社会学正式拉开了序幕。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立足于社会整体的角度，广泛借助其他学科理论，对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分析。
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会学没有基础理论或共同理论，然而，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确立必然受到与其相对应的时代因素的影响。
通过追溯社会学的诞生过程，可以发现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萌芽于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和英国经验主义之父约翰·洛克等人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奠定了近代政治哲学理论的基础。实际上，“社会契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法国著名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形成国家、法律以及社会秩序的原理是人们互相之间的协议和约定，卢梭将其具体归结为“普遍意志”和“社会契约”。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和《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对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反驳。
休谟凭借《人性论》一书成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霍布斯和洛克主张法律和社会秩序是一种契约，休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社会秩序并非目的性的约定或契约，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非强制的惯例（convention）。也就是说，社会秩序的形成并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结果。
社会学的诞生与古典理论的确立
社会学从萌芽到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大约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
确定一门学科的开端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几乎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然而社会学却是个例外。“社会学”这一学科名称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在其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社会学（法语：Sociologie，英语：Sociology）”一词。
在《实证哲学教程》的序言中，孔德认为社会是有秩序的、进步的。从实证主义观点出发，综合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就是孔德所构想的社会学。
斯宾塞是社会学诞生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孔德与斯宾塞立足于社会有机体论，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强调适者生存和自由放任主义。社会进化论的灵感来源于著名的达尔文进化论，对19世纪的美国社会和日本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社会系统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直到19世纪末，源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确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优秀的社会学家层出不穷，其中包括《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作者斐迪南·滕尼斯，《论社会分化》的作者格奥尔格·齐美尔，古典社会学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以及《社会分工论》的作者杜尔凯姆等人。就历史性意义而言，该时期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形成时期。
其中，韦伯提出了近代化的根本性原理在于“合理性”的观点，为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Time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这种将时间比作货币，主张“利用”时间的精神，正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即近代社会的基本理念。
此外，韦伯客观分析了宗教对于人类的影响，运用科学的方法，阐明了宗教对社会产生本质性影响的原理。韦伯认为人们必须认识到经济活动的“俗”与宗教活动的“圣”，对于社会而言是缺一不可的一对概念。
杜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在局部社会中，由于分工尚不发达，社会成员之间普遍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集体情感，联结社会的纽带是一种机械团结。而在分工制社会中，发达的社会分工强化了个人对于社会的依赖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机械团结逐渐转化为复杂的有机团结。
滕尼斯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种法理社会和异常的分工形态，正常的社会应该是由家庭和乡村组成的礼俗社会。资本主义若要形成正常的分工形态，就必须重视“有机团结”这种独特的道德意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芝加哥学派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理论的中心转向了起步较晚的美国。
当社会学在欧洲兴起的时候，美国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家。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实现了国内市场的统一，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将社会学由欧洲介绍到美国，其中，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尤为受到人们的青睐，随后，大都市（Metropolis）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光鲜与艰辛并存的大都市社会使得市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帕克领导的“城市社会学”应运而生。帕克原本是一名新闻记者，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世纪后半期的芝加哥吸引了大量的海外移民和以黑人为主的美国南部的劳动力，人口的急剧增长加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芝加哥成为一个集聚了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等要素的大都市，可谓是美国社会的缩影。
1890年，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出资创办了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成为引领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区，围绕该社会学系所形成的社会学学派称为“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帕克以芝加哥这个急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为实验场，对其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创立了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城市结构的“城市社会学”。
此外，在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乔治·赫伯特·米德在其学术论文《自我的形成与社会控制》中主张自我的产生具有社会性，自我的成长来自与他人的互动，扭曲的成长历程将导致自我失去其社会性。美国社会学协会创立者之一的查尔斯·霍顿·库利也提出了著名的“镜中我”的概念，认为个人和社会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功能主义社会学引领下的新时代代
功能主义诞生于已经成熟化的社会背景之下，为社会学学科的体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逐渐成熟起来的社会学迈上了理论社会学研究的新道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帕森斯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功能主义主要研究各部分对其他部分及整体所发挥的功能；结构主义则是通过对社会的结构性分析，探究其整体性结构和规律。帕森斯将两者相结合，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又对行动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建立起了庞大的社会行为分析的一般理论体系。
帕森斯在其著作《社会行为的结构》中将行动体系具体分为四个子系统：（1）人格系统，构成人的动机的组织性系统；（2）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同其他行动者之间的角色关系构成；（3）文化系统，由价值规范和符号形象构成，对个体的行为方式起规范作用；（4）行为有机体系统，行为有机体的生物特性决定着系统适应问题的特质。其中，社会系统这一理论构想由于极具普遍适用性，时常被用以分析日本、东欧各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不受国家体制不同的限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
以美国为中心风靡一时的帕森斯理论，因其自身的保守性而受到批判，开始走下坡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该理论遭到了来自各方面更为猛烈的批判和否定。
欧洲社会学的复兴
后工业时代下的社会学进一步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研究对象也更为精细化。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芝加哥学派第三代学者赫伯特·布鲁默对帕森斯的结构主义社会观提出反驳，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的，即著名的“符号互动论”。欧文·戈夫曼将研究视角聚焦到更为具体的日常生活,认为社会是一座舞台，人生是戏剧，试图借用戏剧演出的方式来说明社会成员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多种角色。
此外，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详尽阐释了信息社会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间出现种种冲突的必然性原因。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以法国为中心风行全世界，对于语言的分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所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对从“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开始，历经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直到语言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为止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发展出一套颇具社会学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
福柯深刻地揭露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压制性后果，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作为该时代诸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福柯的影响力堪比曾经的帕森斯。
德国的社会学在哈贝马斯与卢曼两位社会学家激烈的学术争论中，实现了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中主张20世纪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世纪，语言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被具有独立运行逻辑的庞大“系统”所控制，并认为唯有社会学能阐明20世纪的社会特征与结构。
然而，卢曼在其著作《社会系统》一书中认为，帕森斯提出的“社会系统”是由小到个人大到世界系统的递进关系构成的，而他想要构建的是一个平等多元，能够相互补充和渗透的系统。后期，卢曼又明确指出“个人”并不是其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英国的社会学发展方面，中左派布莱尔工党政权的“思想导师”吉登斯在“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吉登斯不满于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主张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必须遵从一种“双重解释学”。此外，对于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吉登斯在其著作《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提出了“结构二重性”的观点，认为结构与行为无论何者优先，两者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的，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
多种理论综合并存的当代社会学
当代社会学呈现出多种理论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社会学理论的中心又重新回到了欧洲。与此同时，学界也很难再出现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观点。
尽管世界各地不断地兴起各种新的理论和范式，然而学术争论所围绕的中心理论，却并不一定都是源于专业的社会学家。
学者们尝试着将这些现代性的思潮和范式全面吸收，发展出新的综合性理论。虽然随着社会学的专业化发展，这一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在全球化取代了本土化、信息化社会与风险社会急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学的理论构建逐渐呈现出全新的发展局面。
除了固有的劳动、宗教、阶级、家庭、性别差异等问题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时代潮流也开始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研究方面，形成了结构化、功能主义以及现象学等不同的研究视点和研究立场，在多种理论并存的背景之下，社会学理论的综合统一变得尤为困难。
虽然社会学没有统一的基础性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学科危机或者弱点。在各类不同性质的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学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必将以多元化的方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学门类
入门者须知
价值无涉
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术语。“价值无涉”虽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学概念，但却经常为人们所误解。实际上“价值无涉”并不意味着要抛却价值而达到无价值，也不是要保持价值中立，而是要求研究者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观念，并努力做到不受其影响，以自觉自省的态度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性的理论描述。
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
在勒内·笛卡尔、孟德斯鸠、孔多赛、圣西门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孔德建立了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学思想。实证主义只承认“实证的”事实，认为关于事实的知识只有通过一般观察才能得到。
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继承了弗朗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的英国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认为只有以经验为依据获得的知识才最为真实可靠。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Gemeinschaft／Gesellschaft）
一般指“人格关系”和“物象关系”，在社会学中则指两种基本的社会类型，滕尼斯将社会分为契约型社会和共同体型社会。此外，韦伯早期曾将行动者以其主观所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的行动统称为社会行动，并将其中目的合乎理性的行动称为目的理性行动。后期，他将建立在感情性或传统型的归属感之上的群体关系，称为“共同体关系（vergemeinschaftung）”，而将基于对利益或目的进行理性调整的关系称为“结合体关系（vergesellschaftung）”。
社会性别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兴起的概念，指在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性别差异。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更倾向于指人们对于性别的看法、情感和态度。如“男子气概”和“女人味”等词汇并非表达了人类的本质性别，而是一种为了维护男权社会、显示男性性别特征的主观性判断。因此，社会性别指的是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性别差异。
社会系统理论
美国帕森斯提出的，从系统分析的观点出发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论。系统论发展于近代时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继承了研究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关系的依附理论，并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思想，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进一步提出了世界系统论。
失范（anomie）
法国哲学家居约在其《未来的无宗教信仰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杜尔凯姆将其引入社会学中，用以描述当社会提供的条件不足以使个人实现其抱负和获得幸福时所出现的混乱状况。
杜尔凯姆认为，当社会整合出现故障时，规范对人的约束失去效力，社会就会陷入失去正常秩序的失范状态。
象征互动论
布鲁默所提出的社会学理论，是对以帕森斯为首的结构主义社会观的反驳。布鲁默的象征互动论认为，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的，事物本身不存在客观的意义，意义是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赋予事物的，个体在互动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并借助语言、行为、符号（象征）把意义传递给同伴。
神授魅力
指超自然的、极不寻常的能力。用于形容人时，指某人由于神的赋予而具有非凡的力量和资质。韦伯将“个人魅力型统治”与“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并称为三大基本统治类型。
具有超凡能力的统治者通过预言和奇迹领导人民，当日常的统治生活出现危机时，“神授魅力”能赋予革命领导者以权威，为统治势力的扩大提供正当性。
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论》
该书出版于1968年。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种幻想的共同体，吉本隆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幻想、对幻想、共同幻想”三种水平的幻想形式，并通过具体事例对三种幻想间的交叉和转换进行了阐述。
在该书中，吉本解读了《远野物语》中的村落以及《古事记》中的早期国家形态中所表现出的共同幻想，对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全共斗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到了全共斗一代人的追捧。目前，也有一些批评的言论指出了该书的问题点。虽然人们对于这部著作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就研究日本这一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形成过程而言，该书依然具有阅读价值。
① 以大学为单位，由无党派激进系统的活动家和一般学生所组成的全学共斗组织。与一般的单位自治会或单位自治会联合团体不同的是，它包括研究院的研究生和教职员。1970年在同安保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学潮中成为主角。——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