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认知事物之间的关系时，有两种基本途径：
- 一种是通过亲身的作用体验，来感受事物的性质和影响，这种认知途径通常称之为实践认知；
- 一种是基于已习得的实践认知基础之上，通过相似特征迁移而获得对新场景下的事物关系认知，这种认知途径通常称之为关联认知。
通常来说，基于行为动作所刻录下来的事物关系，要比单纯基于感知系统同步而刻录下来的事物关系要牢靠很多，这是因为基于行为实践时所传入大脑的信息量要远大于基于感知迁移所传入的信息量，也更容易支撑场景要素信息沉淀在皮层网络当中。基于实践、基于劳动所获得的知识，比基于关联迁移所获得知识相对要扎实一些。进一步的，基于关联认知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基于行为实践可以让人信服一种想法。[1]
不实践，永远不知道何谓水性
虽然实践认知所获得的关系认知更加牢靠，但并不意味着关联认知就没有用处。当个体的学习实践越来越多，习得的素材愈来愈充实，思维体系越来越成熟之后，实践认知和关联认知的关系就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主要表现有两个：
一方面，基于有效的思维逻辑和丰实的学习素材，可以有效控制关联认知的实际误差，使得关联认知对行为的指导力越来越有效，并且通过缜密的关联分析能够直接而快速的指出潜在问题的所有演化的可能，使得在实践之前就能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
另一方面，基于实践不一定能够有效的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例如有些系统的一些特殊问题表现很难在实践中直接呈现，这个问题所引发的连带影响就很难被发现，基于既有的实践方法摸索，有可能等到系统生命期耗完也不一定能够发现其问题所在。此外，基于实践也可以解决问题，但不知道问题解决的深层次原理，这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关联认知代表一种理论方法和阅历经验，实践认知代表一种参与和执行，两者的认知逻辑有着本质的不同。
理论建构，更多依赖关联认知
当然，关联认知的固有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对关系认知的不可靠性。而当长期抛离实践之后，我们自以为万能的关联认知，就会制造出许多自相矛盾的问题和麻烦出来，这些问题的出现，成为我们反思自身认知局限的重要突破口。
康德的四个二律背反问题就是一个典型，这里仅以其中较为知名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来展开说明，其描述为
正命题：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有限制；
反命题：宇宙没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没有任何限制，它在时间与空间中都是无限的。
有很多学者对这组命题的逻辑性的正确与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布伦什维格（Leon Brunschvicg）指出：“康德哲学把作为容器的空间和时间，同作为内容的物质和力分割开来，结果引起了二律背反；而爱因斯坦的概念则以容器同内容的不可分割性作为特征，这就使我们摆脱了二律背反。”[2]
本处我们不做这种哲学式的探讨，而仅仅从认知系统的逻辑生成机制角度，来解构这一组对立性命题如何从无到有贮存在脑海当中，然后从中来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映射宇宙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是来源于具体的作用过程的，基于对历史所沉淀的作用过程的不同背景的关联对比，滋生了主体对时空概念的认知。[3]任何命题都对应着一个基本逻辑，有的可以通过具象思维来映照比对，有的则需要通过抽象思维来匹配关联，它们都与行为的个性逻辑或共性逻辑有关。[4]
对于康德二律背反的正命题来说，其认知背景是主体已完成的行为过程（通过“有”反映），这个过程运动信号是组织正命题逻辑性的基础，任何一个支撑前景认知的背景过程都是有行为牵引点和收敛点的，任何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主体都是可以通过关联实时场景参照的异动频率而间接感知时间快慢和运动走向，而基于牵引点和收敛点，则可以感知时间的长短和活动空间的大小。对于主体所经历的所有事情来说，它都有一个可以感受的有限时间跨度和空间范畴，把这种逻辑认知迁移到任意行为过程之上时，就形成对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认知。由于人总是置身于宇宙之中，与宇宙有着内在的关联性，这种有限性认知也可以通过相关性认知而进一步迁移到宇宙上。从整个过程来看，基于实践过的行为过程信息库作为参照，所形成的关系认知相当于是一种均值归纳算法，它给出的是关系要素的一般情况。
对于反命题来说，情况会相对复杂一些。反命题的源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命题创造者的深度思考下的成果，一种是研读者对既定命题的跟进分析，这里仅以后者来做说明。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正命题可能还未消化，接着又来一个对立性的反命题，此时很容易激发虞觉运作机制（人的第6层意识[5]），引起主体对各种潜在关联信息的回溯。反命题作为前景时，其背景是一个未完成或未经历的行为过程（通过“没有”反映），当没有具体经历做背景参照时，前景认知的关联性就可以变得极其活跃，任何能够与当前认知要素组合形成一个完整逻辑的关系组合都能即时的被主体的认知系统所捕捉，这个逻辑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关键是主体是否对这一逻辑触发了质疑，如果有质疑但是找不到反例来分化矛盾性时，质疑就失去效果。换句话说，从人的认知建构机制上来讲，关联认知是逮到一个关系组合就算数，只要它能够通过价值分化机制的对比分化校验。反命题中的无限概念，会进一步解放关联认知的任意可能性，由于认知系统所沉淀的关系库是一个相互交错的信息库，主体在唤醒一个具体关联对象的同时，也很容易唤醒特征相似的对象，因此在界定时间和空间的边界或表现形态时，任何所关联的形象都能基于记忆回溯过程而快速的被另一个边界形象所替代（因为没有行为逻辑做约束），这种替代性同具体形象是否已经出现过没有关系，这就使得认知替代是没有止境的，这种永远无法定型的逻辑关联意味着系统边界在任意关联尺度上的无形化，这也正好符合了无限这一概念的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过程可以看到，主体在认知正命题和认知反命题时，是一个次第发生的两个不同的认知过程，每个人的具体认知结果可能因人而异，例如看完反命题再回看正命题时，可能又会滋生新的矛盾性。由于两个认知过程的信息组织和处理过程有着许多差异性，严格意义上来说，两个命题并不具备可比性，这同休谟的因果论问题有相近之处（休谟因果论问题的全新诠释——从相关关系到因果关系）。
具体来说，正命题和反命题的差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 一是关联认知和实践认知之间的差异，正命题更趋近于实际认知，而反命题更趋近于关联认知；
- 二是背景尺度之间的差异，正命题是以实际经历过的作用过程为背景，而反命题则将背景延伸到了任意作用尺度之上，这种尺度上的事物性质表现是主体不能直接获知的，只能间接关联，而在很多情况下，当一种尺度处在极微或极宏观的情况下，事物的性质会发生质的变化，由此使得这种间接关联往往与实际相差甚远；
- 三是具象认知与抽象认知之间的差异，正命题可以基于具象思维来关联推导，而反命题则属于一种抽象思维，基于具象思维可以归约从而抽象化，但基于抽象思维来反过来建构具象样本时，在尺度不同的情况下很容易出问题，抽象思维通常是无关尺度的，具象样本则是有明确尺度的，并且由于抽象思维的可关联性较强，其所唤醒的任何具象样本都难以代表抽象概念本身的无尺度性。
上述所列的各种差异，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矛盾问题的不同角度。解构矛盾问题的内在逻辑性问题，无论观察角度如何，其认知逻辑依然可归结于实践认知和关联认知之中。
认知系统可以通过任意关联来为矛盾性问题匹配答案，这种关联可以跨越主体、跨越尺度、跨越时空，由此使得认知的表现可以极其荒诞，而在实践的筛选下，认知的荒诞性能够逐渐收敛于实际的表现，幼儿到成人的成长过程，就是这种趋向。
认知关联的效率是远高于实际执行的效率的，这对于主体即时处理陌生场景是有促进作用的，不过这也容易导致未经检验的认知会在脑海中持续不断的出现。认知系统的有效性，关键在于符合实际的认知在认知库当中占有多大的份量。任何关联认知，都应该是以实际经验为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更有效的促进问题的解决。由此我们就知道，如果辩论双方总是基于口头辩论来达成共识，而很少付诸实践行动，那么双方沉淀的客观性认知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参考文献：
[1] 宋锋林.著《认知的维度》，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3页。
[2]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53页。
[3] 宋锋林.著《认知的维度》，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6页。
[4] 宋锋林.著《认知的维度》，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2页。
[5] 虞觉，人的第6层意识，主要负责调节多因子触发的行为趋向矛盾，它能够重构人的前五个意识层次所定性的关系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