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球上进化最为成功的两个物种要数人类和生活在巴西的切叶蚁。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在其职业生涯中对这种蚂蚁进行了长期研究，并提出它们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劳动分工。切叶蚁有四种不同的分工：园丁、防御者、征粮队和士兵。每种蚂蚁都专门从事各自的工作，它们的协作使蚁群比其他不进行劳动分工的蚁群发展得更好。
人类也是如此，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根据环境调整分工。每只切叶蚁天生就被指定了固定的工种，而我们可以从长远或短期目标出发，选择自己的分工，并在工作不合适时进行改变。
劳动分工是对信任的考验。充当园丁的切叶蚁必须信任负责征粮的蚂蚁可以把叶子的碎块运回蚁穴。我此时此刻正在从事写作的专门工作，因此必须相信我的出版商会印刷出版此书，并相信书店会进行售卖。我还需要相信有人会种植作物，从而我可以用版税买到吃的。如果我做不到信任数以百万计不知名、未谋面的陌生人，就没有办法从事专门工作。
巴西切叶蚁彼此建立了信任并开展协作，因为它们是同一物种。我们人类也需要克服障碍，建立这样的信任。
我们都拥有协作和背叛的策略。大部分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群体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时我们会服从群组的规则。仅在少数情况下，人们会打破这些规则。这取决于外界因素，以及打破规则的人是谁。我们中的一些人更乐于合作，更为诚实，更加大公无私，而另一些人则与此相反。进化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种绝对优势的求生策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策略之间灵活选择。
可以把整个社会与其中的背叛者理解成为寄生关系。以人的身体为例，我们身体中仅有10%的细胞是独属的——那些含有人类基因组的细胞。剩下的90%都是共生体，在遗传学意义上是与人类无关的组织。3我们与它们的关系既有互惠（对双方都有利），也有共生（对某一方有利），还有寄生（对一方有利但对另一方有害）。我们的身体组织需要寻找合作伙伴以求生存，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来抵抗背叛者。
我们还可以以此类推，社会系统中也充斥着这种寄生虫。他们以行窃来取代购买，在公共生活中索取的远超自己贡献价值的回报，在菲娅姨妈的沙发上赖着不走，举借无力偿还的外债，并坚信《破产法》，或者相信某位有经验的律师可以在危难时将他们从债主手中保释出来。
互联网上也遍布着寄生虫。犯罪是一门大生意，垃圾邮件是电子邮件系统的寄生虫，恶意玩家对于其他规矩的玩家来说是网络游戏的寄生虫。文件共享者非法拷贝而非购买音乐，他们是音像工业的寄生虫——在享受商业化音乐的美妙旋律时却不愿付出代价。
除了那些最细微和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社会内部都有自己的寄生阶级。实际上只要寄生阶级的数量不多，并且对宿主的危害不那么大，作为寄生虫还是具有其进化优势的。
作为寄生虫，要时时权衡自己的行为。生物学上的寄生虫做得就很出色：它们并不是立即杀死宿主，而是使宿主生活得足够久，从而可以将寄生虫扩散到更多的宿主身上。埃博拉病毒就是因过于致命而难以持续传播的例子。实际上，常见的流感在传播意义上更为成功，它先是进行传播，直到最后才变得致命，以至于更多的人仅是被轻度“传染”。最优秀的捕猎者不会对猎物的整个种群斩尽杀绝。最成功的垃圾邮件程序不会将邮箱完全填满，以至于人们不再去使用，最赚钱的流氓银行也不会将整个经济搅乱。只要不把整个宿主系统彻底毁坏，所有的寄生虫都会变得更为成功。寄生阶级的兴盛应归功于他们的不兴盛。
在游戏理论中存在着一个称为鹰鸽博弈的精巧模型，它是由遗传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与乔治R.普莱斯于1971年为了解释动物种群中的个体冲突而提出的。类似于其他的博弈理论模型，鹰鸽博弈模型也十分简单，但是它反映在真实世界中却是意义深远的。
这个博弈的内容如下：试想某个物种的一群个体，它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求生手段，其中有的是合作性的，有的是背叛性的。在这个理论中，背叛者被形容为鹰，它们具有侵略性，会攻击其他个体，并在受到攻击时予以反击。协作者被比喻为鸽子，它们爱好和平，乐于与其他鸽子分享，并会在受到攻击时主动让步。可以试着把这个模型套用在争夺食物的动物身上，当两只鸽子相遇，它们将协商并共享食物；当鹰遇到鸽子，它将从鸽子那里把食物完全占为己有；当两只鹰相遇，它们将厮打直至最终某一只鹰赢取了食物，而它的对手则可能背负致命的伤害。
现在为这个模拟场景设置一些初始条件：分享食物的价值、两只鹰相遇厮杀的概率和受伤的严重程度等。在计算机中编程实现这个场景，并为鸽子与鹰设置初始比例，比如各占50%，然后在不断地循环中让个体之间互相作用。
这个模拟实验的有趣之处在于，无论采取何种求生策略，都不能保证最终占据优势。鸽子和鹰谁将获得胜利取决于设置的初始条件。如果偷窃食物的价值大于死亡的风险，最终鹰将残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所有人都处于饥饿状态时，人们会不顾及后果地从其他人那里取得食物。这时增加一只鸽子，它立刻就会被饿死，但是当食物的价值变低（比如食物更加充足了）或者争斗变得更危险时，最终剩余的个体中将既有鹰也有鸽子。争斗越是危险，剩余的鹰将变得越少。如果食物变得相当充足且争斗变得过于危险，那么最终剩余的个体将大部分是鸽子而鲜有鹰。除非实验者为模拟输入某些不现实的初始条件，比如所有的个体都是鸽子，那么最后剩余的群体中将总会至少有几只鹰的存在。
这个实验具有实际意义。想象一下一个完全由合作性的鸽子型个体组成的社会，它们总会在遇见时分享食物，而从不偷窃食物，那么只要在其中加入一只鹰，它将取得完胜。因为它会从所有鸽子那里偷取食物，而没有人会予以反击，因此这只鹰也没有死亡的风险。这是最佳的生存策略。
这时继续往群体中加入第二只鹰，上述生存策略仍将颇具效率，如果群体的规模足够大，这两只鹰永远也不会相遇。但是随着鹰的数量的增长，两只鹰相遇，以及其中一只鹰死于接下来的战斗中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在某个临界点上（这个点的出现时机取决于先决条件的设定），鹰的数量将多到做鹰变得与做鸽子一样危险。社群中鹰的比例将最终稳定到这个点上。
除了战斗变得更致命或食物变得更廉价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途径来影响鹰与鸽子的比例。如果鸽子可以识别鹰并拒绝与其交战，最终剩余的鹰的数量将变少。如果鸽子可以在鹰的攻击下幸存并得以保留食物（通过进行防御、或变得狡猾起来），鹰的数量也会减少。如果鸽子有办法惩罚鹰，那么后者的数量还是会变少。如果鸽子联合起来可以更有效地抵制鹰，那么鹰的数量将进一步变少。但如果鹰为了牟利也能够结伙对付鸽子，那么鹰的数量将变多。总而言之，当成为鸽子好处变大或者成为鹰的代价变高时，鹰的数量将下降，反之鹰的数量会增加。这是直观上很好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尽管完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是很稳定的，但要实现这一点只能在模拟开始时就只放入鸽子。假如实验允许模型中的个体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并可以改变所使用生存策略，即鸽子可以变成鹰，而鹰也可以变成鸽子，那么全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就不再稳定。物理学家将把全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称为非稳定平衡。这种社群视鸽子成为鹰的难易程度将可能变得非常不稳定。群体中总会或多或少存在鹰。
鹰鸽博弈仅是一个模型，而并不意在解释合作关系是如何建立的。然而，鹰鸽博弈模型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任何社会中都既有乐于合作与分享的人，又有背叛和偷窃的人。但是随着尝试偷窃以及失败的处罚或者代价的增长（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监禁，也可能是其他处罚），背叛者将越来越少。同样，当偷窃的利润变得更可观（要么是窃贼获取的物品价值增加，要么是其盗窃得手的概率增加），窃贼将变得更多。
在真实的世界中，即便是鹰也有不同的级别。有的人可能为了谋财而杀害某人，有的人可能夺取钱财却放别人一条生路，而有的人则仅是在交易中欺骗人，或是在家庭聚会上不公平地分配食物。这些都是鹰性的行为，但是他们不尽相同。一个人不可能是100%的鹰或者100%的鸽子，他们都是两种类型的混合体，取决于所处的环境。
如果作为鹰的效益胜过作为鹰的风险，那么鹰性就变成了占据优势的策略。鸽子无法生存，因此所有人都变成了鹰。社会变得十分混乱，这就是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对于人类来说，就是社会变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希望将社会保持在合作的基调之上，就需要保证背叛发生的概率足够小，以使社会保持凝聚力。
你可以把这些初始参数看作调节背叛速率的旋钮。我们或许不会像图3-1中那样分门别类的进行考虑，但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这样做。想减少入室行窃犯的数量？那么就增加盗窃的刑期，在街道上设置更多的巡警或是对入室警报器进行补贴。希望生活环境中有更多的窃贼？那么就解散警察机构，让窃贼更容易销赃或说服人们在家中存放更多的现金。6这些都是社会压力，类似的手段还有增加或减小社会贫富分化，在学校中教育人们尊重他人的财产，等等。
图3-1调校鹰鸽博弈的假想旋钮
在真实世界中，成为背叛者的代价和利益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我们不断创造出新的防护机制，而背叛者们则不断地试图攻破它们，社会就在防御和背叛的此消彼长中趋于稳定。与此类似，随着人类不断发明新的系统，比如网上银行，背叛者们也寻找到新的手段去攻击它们，社会仍旧会在不同程度的背叛中趋于稳定。如果整顿超速的警力得到加强，那么超速行为就会减少。而如果某人发明了超速雷达探测器或者汽车速度越高操控性越好，那么超速行为就会增加。7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讨论。本章的重点是无论我们怎样让“鹰们”更难以生存——刻意避开他们，将他们彻底从社会中除名，让他们好斗的本性更难以施展，我们也无法让他们的数量降至零。是的，我们可以让做鹰变得几乎完全无利可图，但是当鹰的比例低到一定程度时，采取鹰的策略的益处就变得更加吸引人。由于人类拥有智慧又善于适应环境，某些人就会发现这一点并转换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