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像我们积极热心地把所有小偷小摸的罪犯都关了起来，却把大批杀人犯邀请到我们的卧室里。
柯尔
《数学与头脑相遇的地方》（The Universe and the Teacup），1999年
你对生活中风险的感知与实际风险是否相符？研究显示，我们对风险的感知与实际风险相关，但关系不大。我们的见闻足够广，因此知道死于癌症的人比死于肉毒中毒的人多，死于他杀的人比死于恐怖主义的人多。然而专家说，我们对坠机、食品添加剂和毒素的恐惧是不恰当的。我们夸大了某些恐惧，对另一些恐惧则过于轻描淡写。在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可能会为即将开始的飞行感到忧虑不安。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5年中，死于车祸的人数是死于坠机的人数的37倍。在我乘飞机前往纽约的过程中，最危险的部分是开车去机场那一段。一旦登上飞机，我应该大大松一口气才对。美国航班的死亡率为每500万名乘客中有1人死亡。因此乘坐飞机时我们死亡的概率相当于抛硬币时连续抛出22个正面。
“那又怎样？”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说。直觉中这个小小的瑕疵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相是个人构建出来的，那么或许被感知到的风险就应该引导着我们的生活。经济强权的掮客们通过提供数字参考来为转基因食品、核能和杀虫剂辩护，希望能够抵消大众的恐惧，但大众非常清楚真相。
直觉的力量
事实上公共政策是由最能影响公众感知的群体决定的，这使得那些享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人具有很大优势，于是游说胜过了科学信息。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描述的世界就是一个公众感知被操纵的世界，就像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另外，当主观占据支配地位时，我们可能会被直觉的危险性害死——我们努力避免微小的风险，却让自己暴露在真正的威胁中。“如果我们用蚂蚁那么大的危险吓唬人们，那么当出现大象那么大的危险时，他们便会无所适从。”约翰·施托塞尔（John Stossel）说。思考以下事例：
即使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很多人也拒绝坐飞机。在盖洛普的一项调查中，冒险乘飞机的人中有44%表示自己感到害怕。有些人会购买航空保险。“每次我走出飞机，都把这看成是一次自杀未遂。”电影导演巴里·索南菲尔德（Barry Sonnenfeld）说。然而目前乘坐商业飞机旅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时期中，美国各大航班连续飞行了1 600万次，搭载了10亿名乘客，没有出现1例死亡。即使将2001年9月11日纳入计算，当年全球有1 118名航空乘客死亡，这也比30年来的平均死亡人数1451人低23%。当一位朋友告诉我，在飞往纽约之前她修改了遗嘱时，我忍不住说道：“你更应该在开车去堪萨斯之前这样做。”即使她每周随便登上一架客机，在遭遇坠机之前，她必须先活上14万年（如果她的经历符合一般状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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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中被劫持的4架飞机上共有266人丧生，我们可以理解由此产生了多么大的恐慌，人们踊跃地取消航班，这使得航空公司和旅行社遭遇了巨大的亏损。然而即使在2001年，乘飞机也比开车更安全（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因为安检得到了加强，乘客变得更加警觉，恐怖分子更难藏身了）。即使恐怖分子再劫持50架飞机，每架飞机上有乘客60人，在2001年我们乘坐飞机依然比开车更安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11”事件的恐怖分子继续制造着人员伤亡，因为恐惧的人们涌上了更加危险的高速路。“当我们让人们对乘飞机产生恐惧时，会有更多的人采取驾车的方式，结果更多的人因此而丧命。”约翰·施托塞尔说，“这是统计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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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家人在苏格兰生活了一年。在前往苏格兰的时候，我们乘坐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煞费苦心保证安全的747客机，因为不久之前锡克教的恐怖分子在大西洋上引爆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另一架747客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美国空袭了利比亚之后，接连发生了几起劫机事件，伦敦还发生了爆炸。此后前往欧洲的美国游客减少了一半。讽刺的是，即使将这些恐怖事件纳入考虑，那些想出去旅行的人将会面临的风险也比待在家里或自己开车走高速的风险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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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一些来自芝加哥北部天主教高中的篮球队声称，他们觉得去南部的天主教高中打球很不安全，由此爆发了一场争议。奇怪的是，他们觉得打篮球是很安全的，虽然打篮球每年会造成六十多万起伤害（数据来自《消费者产品安全评论》[Consumer Product Safe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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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保罗斯写道：“一位女士在街道上开着车，汽车前座上的孩子在嬉戏玩耍。当他们抵达购物中心的时候，那位女士紧紧地抓着孩子的手，把孩子都抓疼了，因为她害怕孩子被绑架。”她没有注意到相对于撞车，被陌生人绑架是多么罕见的事件。一位男士说，在打雷时他会通过抽烟来缓解恐惧情绪。另一位男士开车时会避开城市中被认为不太安全的地区，却不系安全带。许多人认为当发生轻微交通事故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护好坐在他们腿上的孩子。很多不系安全带的司机认为，当发生轻微交通事故的时候，抵住方向盘便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这类错误的直觉导致很多儿童受伤，导致一些人失去了满口牙齿。许多公共决策与个人决策涉及对风险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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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人们对核能的恐惧超过了对它的主要替代者——燃煤的恐惧。将开采和发电站事故、核废料处理、酸雨、空气污染、全球变暖等因素都考虑进去，究竟哪一个的风险更大呢？是否像物理学家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说的那样，“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恐惧所造成的损害已经超过了事故本身”？在回答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时，我们的常识显得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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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某些疾病的恐惧也超过了对其他疾病的恐惧。例如相对于心脏病，很多女性更害怕患上乳腺癌，尽管死于心脏病的女性比死于乳腺癌的女性多4倍。各种致命性疾病究竟有多普遍？我们应该花多少经费来控制或消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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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社区附近用于让精神病患者康复的过渡疗养所很抗拒，因为他们脑子盘旋着电影里疯狂杀手的形象。他们会说：“不要把他们放进我家后院里。”其实被精神病院里出来的病人杀害的概率究竟是多大？
这类问题让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风险直觉常常会出错？在思考风险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做到更聪明？
哪些因素会影响对风险的直觉
既然人们对发生某种风险的概率会产生错误的直觉，我们必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有4个因素导致了感知与现实的分离。
生物倾向
在石器时代，人类的行为会得到实地检验。因此从生物学上看，我们天生会对令祖先感到害怕的东西产生恐惧。害怕蜘蛛、蛇、封闭空间、高处和暴风雨的祖先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养育后代，繁衍子孙，直到有了我们。心理学家发现，对这类刺激的恐惧很容易习得但很难消除。在实验中，人们很容易对蜘蛛而不是花朵产生条件性恐惧。现代的恐惧可能也具有进化方面的根源。生物学上的过往让我们具有害怕被囚禁和恐高的倾向性，因此我们害怕坐飞机，尤其是小飞机。游乐园唤醒了我们原始的恐惧，因此我们会觉得很刺激。当从游乐设施上下来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刚刚大战了怪兽并且取得了胜利。
另外，想一想我们不希望从恐惧中学会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袭没有造成多少持久的恐惧症。随着闪电战的继续，英国、日本和德国的人们没有变得越来越恐慌；相反，他们对远处的飞机开始变得满不在乎。进化没有让我们准备好学会害怕天上掉下的炸弹、隐蔽的枪械或含铅汽油。不过毒蛇、蜥蜴和蜘蛛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确实害怕它们，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称美国每年死于这三种生物的人数总和仅为12人。我们的大脑似乎会让我们从本能上避开过去的风险。
易得性启发式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大多数人根据事件引人注目的程度来进行推理，而不是根据客观数字。”电视或杂志上可怕的画面会形成难以磨灭的记忆，谁能忘记在苏城（Sioux City）的跑道上，道格拉斯DC-10飞机陷入一片火海；在巴黎，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式客机在火焰中爆炸；或者美联航175号航班撞向世贸大楼？记忆中的易得性是我们凭直觉感知事件发生频率的经验法则。分别比较澳大利亚和缅甸、伊拉克和坦桑尼亚、墨西哥和巴西，我们对每一组中的前者的记忆似乎更鲜明，因此会直觉性地认为它们的人口比后者多。而事实上，后者的人口比前者多60%～120%。相对于坠机的死亡率，坠机导致人员伤亡的故事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可能性是癌症致死事件的6 900倍。如果某件事情只要了一个无名小卒的命，它绝对不会成为新闻，绝对上不了头版或在网上被传播。它必须一次要了很多人的命。
数千次安全驾驶消除了我们最初的焦虑感。而在不太熟悉的领域中，鲜明而令人难忘的影像会冲进我们的意识。风险研究者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指出，人们会记住自己所看到的事物，“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证据是多么不具有代表性”。人们能从统计上了解到被大白鲨攻击是多么罕见的事情，即使如此，你能猜到从1876年至今全球死于大白鲨无端攻击的仅有67人吗？然而在看过电影《大白鲨》之后，在享受冲浪乐趣的同时，我们仍不免会变得小心翼翼。在写这章的时候，我阅读了80岁老人杰西·阿博加斯特（Jessie Arbogast）的详细记述。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距离岸边5米左右的水中游泳时被鲨鱼咬掉了一只胳膊。假如我们要在海滨酒店里连续开一周的会议，当我趁休息时间享受冲浪乐趣时，我能把鲨鱼的形象从自己的意识中抹掉吗？不太可能。我们或许知道自己的恐惧是不合理的，但没有用。恐怖电影中的场景深入我们的头脑，当我们独自在家时，发出吱嘎吱嘎声音的房子似乎带有不祥的气息。即使是老烟民，在乘飞机前也会感到烦躁不安（抽烟的习惯平均会缩短5年寿命，而按人来平均的话，乘坐飞机只会减少1天寿命）。
你可以用下面的问题测一测你的朋友，这会很有趣。假设你在参加里吉斯·菲尔宾的竞猜节目，奖金是32 000美元。根据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从医院急诊室收集到的数据，以下哪种产品每年造成了最多的伤害事件？
A.运动场设施
B.家用电锯
C.做饭用的煤气灶和炉子
D.床、床垫和枕头
现在奖金涨到了64 000美元。以下哪种物品导致了最多的伤害事件？
A.剪刀
B.锤子
C.链锯
D.马桶
尽管我们很容易想象人们在运动场上受伤，或者被热的、尖锐的东西弄伤，但正确的答案是：床、床垫、枕头和马桶（见表11-1和表11-2）。
表11-1伤害事件数量统计（1）
资料来源：“NEISS Data Highlights-1998，”Consumer Product Safety Review, Fall 1999.
表11-2伤害事件数量统计（2）
资料来源：U.S.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s National Electronic I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 reported in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tabkle 213.
继楼梯、地板、篮球场和自行车之后，第5种最容易造成伤害的东西就是床。当得知每年有近45.7万人的受伤事件与床有关时，人们一定会努力想象受伤的场景。“医生，在和枕头打架的时候，我胳膊脱臼了。”（据说马桶伤害的基本上都是男性，不过我可不想试着想象那样的场景）
在知道这些离奇的事实后，如果你认为这意味着你可以漫不经心地使用链锯，但应该小心翼翼地爬上床或坐上马桶的话，那么想一想这些活动的基础比例吧。还记得第6章探讨的代表性启发式吗？链锯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可能造成伤害的事物。即使链锯比马桶危险5 000倍，但我们使用马桶的总时间会超过10 000小时，因此马桶造成的伤害依然比链锯造成的伤害多，它们的比是2:1（以上数字是我编造出来的）。
易得性启发式也有好的一面。若干年前，贝蒂·福特（Betty Ford）和哈皮·洛克菲勒（Happy Rockefeller）患上了乳腺癌。她们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使得数百万美国女性去找医生做检查。如果我们经历了某种不幸，比如遭到攻击、信用卡被窃或汽车抛锚，我们不会把它们看成只是无数人类经历中的一个。自身令人难忘的经历使我们发生了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会发誓再也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不过易得性启发式也有不太好的一面。我们会将自己难忘的经历过度泛化。如果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延误了3个小时，而且还把我们托运的行李搞丢了，我们或许会发誓：“再也不坐西北航空公司的破飞机了！他们完全不靠谱！”但是这只是数千架航班中的一架。要想评估乘坐飞机的实际风险，我们只需要查看一下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发布的各家航空公司准点到达率和行李丢失率的表格（这些表格涵盖了数百万次飞行经历）。但是这类数字实在很乏味。真正被我们记住并会影响我们判断的是我们自身鲜明生动的经历。
缺乏控制
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风险比确定的风险更令人感到恐惧。据估计，滑雪造成伤害的风险是食品防腐剂的1 000倍。然而很多人开开心心地冒险去滑雪，却尽量避开防腐剂。相对于堵塞的动脉、开车和骑自行车，我们更害怕暴力犯罪、乘坐飞机和转基因食品。部分原因是，我们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怀有本能的恐惧。风险分析师昌西·斯塔尔（Chauncey Starr）说：“那些我们讨厌别人对我们做的事情，自己却开心地对自己做着。”
约150项对男性与女性在冒险方面的比较研究显示，男性在16个领域中的14个里都比女性具有更强的冒险精神（包括知识领域、身体技能、抽烟和性）。一位进化心理学家猜测，大胆的男性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伴侣，因此享有繁衍上的优势。不过男性更爱冒险可能也是因为男性拥有更大的社会权力和更强的控制感。当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控制力之后，两性在冒险方面的差异便缩小了。
即时性
我们会对生物学上有所准备的事物感到恐惧。我们高估了广为流传且具有认知易得性的可怕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害怕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物。我们也会对迫近的威胁感到恐惧。
青少年对吸烟的毒害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对眼前的关注远远多于对遥远未来的关注。乘坐飞机的诸多危险被浓缩在了起飞和降落的时刻，而开车的风险弥散在整个旅程中，被大大稀释，所以显得微不足道。核事故近在咫尺，而全球变暖则遥远得多（后代子孙可能会鄙视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如何更明智地评估风险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勒文施泰因及其同事指出：“人们对具有危险性的技术和活动的风险感知会受到风险维度的影响……这些风险维度与可能的结果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对风险的直觉同真实的结果和发生概率都无关，如果风险直觉会对我们的个人选择和公共政策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如何能更明智地思考风险呢？
评估成本与收益
1998年，肆虐的龙卷风侵袭了俄克拉何马州德尔城。克林顿总统强烈要求人们在重建时在自己家里建起避难所：“我们知道，在房屋中哪怕有一间用混凝土包裹的房间，也能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挽救人们的生命。”不过鉴于修建这样一个房间的平均成本大约为3 500美元，而普通人在龙卷风中丧生的可能性为440万分之一，那么为了获得安全保障，这是否是最明智的开销呢？是否花45美元买个自行车头盔，再花1 000美元买个防抱死刹车装置才是更好的选择？
当克林顿当局没有强制通用汽车公司更换旧款皮卡车上存在设计问题的油箱时，他们的决定明智吗？这个决定让通用汽车公司节省了大约5亿美元，换来的是公司为交通安全项目投资5 100万美元。义愤填膺的安全倡导者说：“通用汽车公司用小小的施舍收买了政府，代价是可能会有30人死于爆炸。”事实上，经过反复的诉讼后交通部说，目前剩下的旧皮卡车最多可能导致6～9人丧生。用节省下来的5亿美元（每条生命7 000万美元）对儿童进行可预防疾病的筛查或进行反吸烟的教育活动，我们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那些计算风险的人说，通过进行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我们的政府既可以节省数亿美元，又可以挽救千万人的生命。
想一想其他一些例子：建筑规范是否应该大幅改进，以保证新建房屋的安全性更高？不过这样做是否会导致房价升高，致使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更长时间地住在不安全的旧房屋里，并因跌落、失火等原因造成健康和生命的损失？
是否应该要求乘坐飞机的两岁以下孩子必须使用安全座椅？或者父母们是否能抱紧自己的孩子？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规定要求咖啡壶必须被绑缚固定，成年人必须系安全带，但对婴儿则没有这样的规定。安全座椅的主意听起来似乎很不错。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委托进行的研究显示，这个要求其实会导致更多人员伤亡，因为这意味着要购买额外的机票，大约五分之一的家庭会放弃乘飞机，而改为驾车旅行。据估计，飞机上的安全座椅每10年大约能拯救1个孩子的生命，而由此增加的驾车会让9个孩子送命。
我们可能会为这些数字和假设进行争辩。是否应该计算采用某个规范后所拯救的生命的全部生存年限（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成本和效率相同的规范，我们应该更支持拯救孩子的规范，而不是拯救成人的规范）？是否应该去保护自愿冒险的人？如何衡量死亡与受伤孰重孰轻？是否应该把目标定为零风险？或者是否应该冒点儿险，比如说把杀虫剂中毒比例控制在万分之五到万分之十五，而不是控制在万分之零到万分之五（大多数人对0～5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无风险与小风险之间的差异，比对5～15的风险程度之间的差异更在意）？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风险专家、成本收益计算应该被作为任何新法规制定过程的一部分。知识比愚昧更可取。
在环亚航空公司800号航班坠机之后，民意调查再次显示，大多数人愿意为往返机票多付50美元，只要这样做能增加飞机的安全性。如果能利用这些钱，甚至每张机票只增加5美元左右，我们便能够以很多种方式拯救无数人的生命。曾经是世界银行的一名经济学家的施世面包组织（Bread for the World）总裁戴维·贝克曼（David Beckmann）指出：“在过去10年里，全球饥饿人口有所减少，在抗击饥饿方面我们有可能会取得显著进步。据美国政府估计，如果美国每年投入1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付出4美元），到2015年美国的贡献能够使世界上的饥饿人口减少一半。这项帮助以及来自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类似贡献将为农业、学校、基本医疗保健及其他投资提供资金，帮助那些苦苦挣扎的家庭改善生活。”
但是对于那些即将坐上飞机的乘客而言，他们的脑海里充斥着恐怖主义爆炸的画面，感到焦虑和轻微的幽闭恐惧，把抗击饥饿等事实告诉他们无济于事。即使机场安全措施并不能显著延长我们的生命，它至少让我们更安心了，单单这一点便可以证明它存在的价值。（另外，当我们身处机场里时，需要被保护的人是我们，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饥民。“饶了我吧，让别人去死。”）
直觉的力量
我们需要记住的要点是，在考虑为了避免伤亡我们该如何把钱用到刀刃上时，聪明人不会被可怕但罕见的灾难所左右。所谓明智就是现实地认识到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受苦或死亡。因此聪明人的人道主义请求是：“让我看到数字。”一个人是可以兼具善心与理智的。
有效传达风险信息
假设香烟是无害的，除了每50 000包中有1包里面装的不是烟草，而是炸药。脑袋被炸掉的风险好像还不算很高。不过每天全世界消耗的香烟有2.5亿包之多，因此估计每天会有五千多个倒霉蛋。这足以使任何地方都禁止吸烟[3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炸药香烟的杀伤力远没有现实生活中香烟的杀伤力大。在全球，香烟每年会害死大约300万个它最忠实的消费者，那相当于每天掉下20架装满乘客的巨型喷气式飞机。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鉴于目前的趋势，每年的死亡人数将会增长到1 000万人。那意味着在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中，将有5亿人死于香烟。从青春期就开始抽烟的老烟民死于香烟的概率为50%，这种死亡常常极度痛苦，而且死者的年龄往往也不大。抽一根烟，你会减少12分钟的寿命。讽刺的是，这恰恰差不多是你抽一根烟所需的时间。
抽烟的危险性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戴夫·巴里说，唯一一类意识不到吸烟有害的烟民就是脑子被勺子挖掉的烟民。每包香烟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在美国，96%的人相信吸烟对人是有害的（但相信这一点的烟草种植者的比例仅为58%）。在加拿大，97%的青少年和成年人赞同抽烟与肺癌有关，而且有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知道抽烟与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存在联系。然而有关吸烟危险性的统计数据并没能劝阻青少年。10个青少年中有4个会认为“虽然抽烟可能对人的健康有害，但他们接下来要抽的那根烟或许并不会导致伤害”（这根没关系，下一根也不要紧。就这样，有30万青少年在60岁之前达到了一天一包的吸烟量）。因此统计数据的含义如何才能被有效地传达出去呢？
加拿大政府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用烂掉的牙齿、癌症患者的肺部以及受损的大脑和心脏的图片来展示抽烟的后果，这种方式更鲜明生动，更具有认知上的易得性。新规定要求香烟生产商在包装上留出50%的位置呈现这些可怕的图像。加拿大的研究显示，在说服吸烟者戒烟方面，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只呈现文字的60倍。一幅图胜过千言万语。
不过即使是数字，也可以被更有效地传达。商业作家戴维·德雷曼（David Dreman）对股市心理学的分析也适用于其他很多领域。他写道：“人们在做决策时倾向于低估或完全忽视过去的可能性，这毫无疑问是直觉性预测最显著的一个问题。”为了帮助人们留心可能性，心理学家公彦山岸（Kimihiko Yamagishi）用各种方式来构建同一条信息。当说法是每10 000个人中有1 286人死于癌症，而不是说每100个人中有12.86人死于癌症时，人们会觉得癌症的危险性更高。
其他研究也证实我们对风险的直觉存在这种反常现象。当被告知一位暴力型精神病患者做出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是20%的时候，仅有21%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认为病人不能出院。当说法被改成100个病人中有20个会做出暴力行为时，41%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认为应该继续拘禁病人。相对于告诉人们暴露在某种化学物质中的死亡率为0.000 001，告诉他们每1 000万人中会有10个人因为这种暴露而丧命，会使他们感到更加恐慌。如果从一罐软糖豆中摸出红糖豆就能获奖，那么很多人倾向于从装有100颗软糖豆、其中有7颗红糖豆的罐子里摸，而不是从装有10颗软糖豆、其中有1颗红糖豆的罐子里摸。在以上各种情况中，人们似乎只关注分子，而忽视了分母。100个中有7个，他们看到的是7次获胜的机会。唉，误入歧途的直觉胜过了理性。
杰出的风险研究者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及其同事建议道，既然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呈现统计信息，那么便应该使用不止一种方式，以此平衡偏差。例如可以说：“每100个与琼斯先生类似的病人中有20个可能会对他人做出暴力行为。换句话说，据估计琼斯先生做出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为20%。”
用一生的说法来表述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能够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们应该告诉司机，他们一生中遭遇车祸并导致严重损伤的可能性为三分之一，而不是告诉他们下次外出时遭遇事故的可能性为十万分之一，因为前一种说法更有可能让司机们系好安全带。
我们还可以比较生动地传达统计数字。决策研究者梅利莎·菲纽肯（Melissa Finucane）和她的同事指出，如果“统计学是眼泪已经干掉的人性”，那么我们可以“把眼泪放回去”。为了让立法者对美国每年38 000例枪击致死事件有所触动，我们可以制作一张包含38 000名受害者面孔的照片。
风险是一种感受
在详细列举了有关风险的错误直觉后，最后让我们重申一下情商的重要性。有些大脑受损的病人感受不到情绪，他们无法凭直觉根据他人的情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社会功能存在障碍。有些无情感的人是反社会者。经过条件操作，反社会者知道即将受到电击，但他们的反应会比其他人的更轻微。他们是冷漠而麻木的。
情绪记忆再加上巴甫洛夫的条件作用，使我们能够避免许多真正的风险。正如在第2章中提到的，我们的大脑中有一条从眼睛到杏仁核的热线。杏仁核是我们的情绪控制中心，它使我们能够在用理性解读事件之前就对危险做出风驰电掣般的反应。这种固有的报警系统，加上情绪记忆的丰富库存，有助于人类祖先逃避捕食者和灾难。
我们的情绪直觉往往具有适应性，甚至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诸如滑雪或抽烟这样的活动能给予我们快乐，我们便倾向于低估它们的风险，而夸大它们的益处（反之亦然）。斯洛维克指出，情绪是改变我们直觉的另一个启发物。乔治·勒文施泰因和他的同事主张，当对某一情境的情绪反应与认知评估背道而驰时，情绪反应往往占据上风，驱动着行为。害怕蛇、公开演讲或乘坐飞机的人可能知道自己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但情绪控制了他们。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原始的杏仁核发送到大脑皮层的神经投射比它从大脑皮层收到的多。因此相对于思维掌控情绪，我们的情绪更容易绑架思维。电影的背景音乐操纵着我们的情绪，而情绪又影响着我们的感知。
既然如此，成本收益分析便有助于限制被误导的公众恐惧。在花费数十亿美元拯救数百人的性命之前，我们应该想一想也许可以用数百万美元拯救数千人的生命，想一想风险和成本。不要让恐惧和歇斯底里驱动我们。退后一步，三思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