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事情比不欺骗自己更困难。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在我们的世界中心，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无论我们做什么，感知什么，认识到什么，遇到什么人，都会经过自我的过滤。对于与我们有关的事情，我们总会记得很清楚。当被问及某些词（比如开朗）是否适合描述自己时，我们对这些词的记忆会比被问及它们是否适合描述他人时更牢固。如果让我们将自己与短篇故事中的人物进行比较，我们会更好地记住这个人物。与某人交谈过了两天后，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说了我们什么。因此，记忆总是围绕着我们的主要兴趣，即我们自己。
从我们以自我为焦点的视角看，我们还会自以为很引人注目。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某个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但其实只是个小角色。我们还会以为自己处在舞台的中心，凭直觉感到很多人在关注我们。
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维多利亚·麦维琪（VictoriaMedvec）和肯尼思·萨维茨基（Kenneth Savitsky）研究了这种“聚光灯效应”。他们让一位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在和其他学生一起走进房间之前，穿上令人尴尬的巴瑞·曼尼洛[14]?T恤衫。穿着T恤衫的学生猜测会有近一半的同伴注意到这件衣服，但实际上只有23%的人注意到了。注意到我们老土的衣服和糟糕发型的人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多，对于我们的情绪，比如焦虑、烦躁、厌恶，以及我们的谎言或魅力，结果也是如此。我们以为自己的情绪昭然若揭，但其实是晦涩难懂的。我们的社交错误以及在公开场合出现的心理错误同样不会被很多人注意到。当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懊悔痛苦之际，其他人可能根本没发觉或者很快就忘记了。无论是好还是不好，其他人并不像我们自己那样关注我们。
直觉的力量
当我们评价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时，直觉也常常会出错。这个问题在以下三种现象中最明显：后视偏差、自利偏差和过度自信偏差。
为了说明这些现象，你可以让某个人（或你自己）凭直觉回答以下问题：
1.想象某人告诉你：“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无论是交友还是恋爱，我们对性格与自己不同的人最有吸引力。就像老话说的：‘异性相吸。’”为什么会这样？你有其他的看法吗？你认为这个发现令人吃惊还是很平常？
2.你猜自己能活到多少岁？
3.与其他司机相比，你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怎么样？老实说，你觉得自己的字写得怎么样？你的弹跳能力如何？你的社交技巧怎么样？
4.让我们也来进行《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节目的问答。你或许对问题的答案不确定，但直觉也许能帮上忙。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哪条更长？你对自己的答案有多大信心（在一半一半与100%之间）？另一个问题是，在美国，死于自杀的人多还是死于他杀的人多？同样，你对自己的答案有多大信心？最后一个问题，目前很多人主张应该用核能来解决全球变暖和能源危机的问题。在世纪之交，全世界有多少座核电站在运作？告诉我一个你凭直觉认为八九不离十的范围。
后视偏差：事后诸葛亮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是否有时会有自己好像一直都知道书中内容的感觉？你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你用一生的时间在观察人，因此肯定会对心理学家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发现有点认识。正如约吉·贝拉（Yogi Berra）曾经说过的：“看得多了就会有所发现。”这么说心理学家只是将业余心理学家已经知道的事情进行形式化吗？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主编卡伦·墨菲（Cullen Murphy）曾经这样认为：“社会学家日复一日地探究世界。他们日复一日地发现人们的行为与他们预期的差不多。”他认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经常只是发现了非常明显的事实，或者只是证实了老生常谈。然而直觉性常识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通常在知道了这些事实后才会援引它们。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及其他研究者的实验证明，事后回想起来，事件会变得显而易见，而且是可预测的。在人们听说了一项实验的结果后，结果会突然变得不那么惊人了。箭射出后再画靶心看起来是多么容易呀！
在日常生活中，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往往不会想到它会发生。然而事后我们看出了导致事件发生的力量，并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华生对福尔摩斯说的：“一旦得到解释，任何事情看起来都很稀松平常。”选举结束后，空头政治家很容易解释结果。“戈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利用经济腾飞，在第一次辩论中表现得太傲慢，在第二次辩论中表现得太怯懦。”如果允许佛罗里达州额外的一些非裔美国人投票，那么时事评论员现在就会在解释戈尔的胜利如何势在必得了。如果股市下跌，那是因为股市在调整。尽管回想起来历史似乎是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但人们很少能预测出未来。没有人的日记会写着：“今天，历时百年的战争开始了。”正如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说：“生活在向前过，但理解要通过反思。”
如果这种“早就知道”的现象（也就是后视偏差）很普遍，你或许会突然觉得自己早已经知道这种现象了。确实，几乎任何一个能想得到的心理学结论看起来都像是常识，当然这是在你知道这些结论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异性相吸”的观点太老套了？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这样。不过等一等，如果给出相反的结论：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交友还是恋爱，我们最容易被性格与我们相似的人吸引，正如老话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也会有类似的反应。在解释完这个结论后，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一点儿都不令人吃惊呀（事实上这些人是对的，相似性能够产生满意。可能除了虐待狂喜欢和受虐狂在一起之外，通常都是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聪明人找聪明人，富人找富人，新教徒找新教徒，高个儿找高个儿，漂亮的人找漂亮的人，快乐的人找快乐的人，具有类似态度、价值观和人格的人会聚集在一起）。
确实，我们可以引用很多谚语来解释很多结论。如果我们发现分离能增强恋情，那么当然，因为俗话说得好，“小别胜新婚”。如果分离减弱了相互之间的吸引，那么张三或李四仍会翻着眼睛说：“我奶奶会告诉你，‘眼不见心不想’。”正如哲学家艾尔弗雷德·怀特海曾经说过的：“所有重要的观点都已经被说过了。”马克·吐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开玩笑说亚当是唯一一个在说出一个好观点时，确定地知道之前没有人说过这个观点的人。任何一个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比如“人多误事”或“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比如“笔端千钧力，刀枪也难敌”或“事实胜于雄辩”，再比如“你不能教会一条老狗新把戏”或者“活到老，学到老”，总有人已经预见到了“显而易见”的结论。
在让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学生评价真实的谚语和编造出来的与谚语相反的观点时，卡尔·泰根（Karl Teigen）一定会忍不住咯咯地笑出来。在给出编造的谚语“恐惧比爱更强大”时，大多数学生认为它很对。与之类似，真正的谚语“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相反的观点“难兄可以拉一把难弟”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我最喜欢的是两个获得最高评价的谚语，真正的谚语是“智者作谚语，愚者守陈规”，编造出来的对应谚语是“愚者制造谚语，智者吸取教训”。
有关后视偏差的实验证明，一旦我们知道了结果，我们的思维便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这很像看詹姆斯（R.C.James）拍摄的经典照片——斑点狗（图5-1）。你能看到它在照片中间用鼻子嗅地面吗？一旦你看出来了，这种认知便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你的解释。你很难回到看出狗之前的状态了。
我们无法剔除现有的知识来看世界，这被称为“知识的诅咒”。教师、技术开发者和作者常常错误地假定他们清楚的事情，别人也会清楚。他们知道别人缺乏自己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但低估了自己的解释和指导令人困惑的程度。
让我们来证明一下。你认为普通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搞懂回文构词法，比如wreat和water, grabe和barge？
?
图5-1 模糊的斑点狗
或许像科琳·凯利（Colleen Kelley）和拉里·雅各比实验中的被试一样，你觉得这太容易了。一旦被告知其中的规则，被试猜人们大约需要10秒钟来找出正确答案。把上述这两个回文词交给朋友，看他们是否能像你估计的那样快速地解决问题。或者你可以用3分钟时间自己尝试一下这种构词法，比如ochsa。
在玩“猜歌名”的游戏时，我们也许会觉得别人怎么那么傻。例如如果我们在朋友的胳膊上敲击出《生日快乐歌》或《玛丽有只小绵羊》的节奏（在头脑中我们听到了曲调），我们会惊讶于这个看似很简单的任务对朋友来说怎么那么难。当你知道某事后，便很难在思维中模拟你不知道时的状态。这就是知识的诅咒。
因此我们很容易责备自己过去在爱情、股市、教养上所做的傻事。“我本应该做得更好！”事后回想起来，我们会责怪其他人怎么犯了那么愚蠢的错误：
医生在得知病人症状和有关死因的病理学报告后，有时会奇怪之前的医生怎么会做出如此错误的诊断（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陪审团的行为同样应该被认定为玩忽职守）。如果只是得知症状，其他医生并不会觉得诊断是显而易见的。
◇◇◇
卡特总统试图营救位于德黑兰的美国人质，沙暴使一半直升机无法运转，营救失败了。记者们在知道这个消息后说：“从一开始这项任务就注定会失败。”如果那天夜里沙漠中没有起风，那么记者们便会赞美总统的勇气并庆祝他再次当选总统了。
◇◇◇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的袭击是一个惊天的大错误，还是一场不幸的悲剧？心理学家罗宾·道斯认为，如果对韦科镇的袭击是一个理性的决定，那么鉴于当时可以获得的信息，为了一个不可预测的结果而对决策者进行事后评判便是不合理的。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直觉性的常识通常是错误的呢？有时是这样。常识曾经告诉我们，地球是平的，太阳围着地球转。在医学经验的支持下，常识曾让医生确信放血是治疗伤寒的有效方法，直到19世纪中期有人不怕麻烦地做了个实验，将病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放血治疗，另一组只是卧床休息。
有时传统的直觉也会是正确的。爱确实带来幸福。有时直觉涉及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更多的幸福来自更多地了解真相还是来自健康的幻觉？来自克制还是来自宣泄？来自让他人快乐还是来自看到敌人痛苦？来自与他人相处还是来自享受平静的独处？各种主张比比皆是。
直觉的力量
我们无法预测出常识性的直觉是错误的，它们总是事后诸葛亮。因此我们很容易欺骗自己，以为我们知道的比我们确实知道的更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心理学，它能帮助我们分清现实与幻觉、合理的预测与后见之明、真实的洞见与错误的直觉。
自利偏差：好事归自己，坏事怪别人
“没有人在私心里对自己具有相当程度的尊敬。”马克·吐温说，他预见到了20世纪末的自尊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对此表示赞同。宗教教义认为人类的问题往往来源于过度自爱（骄傲），而罗杰斯写道：“与之相反，大多数人轻视自己，认为自己毫无价值、不值得爱。”“所有人都有自卑情结，”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附和道，“那些看起来没有自卑情结的人其实是假装的。”正如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所讽刺的：“我不想加入任何愿意接纳我作为会员的俱乐部。”
事实上，大多数人对自己都有不错的评价。在有关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较低的人也处在整个分数区间的中部（他们会对诸如“我很有趣”和“我能想出好点子”这样的陈述做出“多多少少”或“有时”的评价。大多数人都会赞同类似的陈述）。另外，社会心理学最令人振奋并且反复得到证实的结论之一与“自利偏差”的效力有关。
人们较多地将好事和成功归因于自己，而较少将坏事和失败归因于自己。在几十项研究中，人们表现出很乐意接受因成功完成某项任务而得到的赞扬，但经常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比如糟糕的运气或不合理的情境。与之类似，运动员在解释自己的成功时，他们通常将功劳归于自己，而将失利归因于糟糕的开局、差劲的裁判、对手的超常发挥或作弊。这种逃避指责的现象具有悠久的传统：“您创造出来陪伴我的女人给了我树上的苹果，我吃了。”
在保险报告上，司机会提供无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一辆汽车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撞了我的车，然后逃得无影无踪。”“在我开到交叉路口时，突然出现了一段围栏，影响了我的视线。”“一个行人撞到我的车，然后跑到车轮下面去了。”
在一个有关自利偏差的经典研究中，迈克尔·罗斯和菲奥里·西科里（Fiore Sicoly）发现加拿大的已婚年轻人普遍认为自己为清扫房间和照顾孩子做出了很大贡献，比配偶认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更大。从那以后，这种现象被多次观察到。让妻子和丈夫估计他们各自为洗碗、遛狗、关灯或购物付出了多少时间，他们估计的时间加起来通常会超过二人花在这些家务上的总时间。为团队项目效力的人、团队中的运动员以及辩论会参与者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责任方面的自利直觉会导致婚姻不和、员工不满以及议价僵局。大多数离婚者将婚姻破裂归咎于伴侣表现不佳。大多数经理将糟糕的业绩归咎于员工没能力或偷懒耍滑（员工则常常把责任推给外界因素，比如过重的工作负担、难相处的合作者、模糊的任务分配）。当加薪比别人多，而不是比别人少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这再公平不过了。经理们很少听员工说：“这不公平！你付给我的工资太多了！”当人们陷入困境时，会问：“我做了什么，要面对如此结果？”在面对成功时，他们绝不会这样问（成功被认为是我们应得的）。
学生也会表现出自利偏差。当考试成绩好的时候，他们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赞扬；当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挑考试的毛病。老师也难免这种偏差，他们将学生的成就归功于自己，将失败归咎于学生。“在我的帮助下，吉莉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尽管我尽力帮助乔治，但他还是没及格。”
我一定优于平均水平
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优于平均水平。我们的直觉不会小看我们自己。10位经理中有9位认为自己比中等水平的经理更优秀；10个澳大利亚人中有近9个人认为自己的工作业绩高于平均值。在3项调查中，10名教授中有9名认为自己超出了教授的平均水平。大多数司机，甚至大多数因为交通事故进过医院的司机都相信自己比一般的司机开车更安全、技术更好。“所有人类，无论年龄、性别、宗教、经济地位或种族，都有一个共性，”戴夫·巴里（Dave Barry）观察发现，“那就是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相信自己优于平均水平。”
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比同辈更聪明、更好看，而且比较没有偏见。在1997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44%的美国白人估计其他白人对黑人有很强的偏见（在10分制的量表中评出5分或更高），然而只有14%的人给自己打了类似的分数。
我们还比别人更有道德。在全美调查中，大多数商人认为自己比普通的商人更讲道义。即使是了解自利偏差的社会心理学家也不能免俗，认为自己比大多数其他社会心理学家更有道德（即使是我们这些教授或研究这种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在所难免）。
洛杉矶居民认为自己比大多数邻居更健康，大多数大学生相信自己能比保险计算员预测的死亡年龄多活大约10年。在对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三的人觉得自己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年轻，五分之四的人说自己比其他同龄人的皱纹少。在另一项民意测验中，12%的人承认自己比实际年龄显老，而66%的人认为自己比实际年龄显年轻。就像乌比冈湖一样，在每一个社区中似乎“所有的女人都强壮，所有的男人都漂亮，所有的孩子都不凡”[15]。这让我们想到了弗洛伊德的笑话，一位丈夫对妻子说：“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死去，我认为我应该搬去巴黎居住。”
当我们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进行了“谁至少有可能进天堂”的调查，19%的美国人认为辛普森（O.J.Simpson）很可能被迎入天堂。调查是在1997年进行的，他们对比尔·克林顿（52%）、戴安娜王妃（60%）和迈克尔·乔丹（65%）感到更乐观。离天堂门第二近的人是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79%）。猜猜看谁的风头盖过了特蕾莎修女，拔得头筹？被87%的人认为可以进入天堂的人是他们自己。
自利偏差在一些主观的、吸引人的维度上最明显，比如驾驶技术和社交能力，而在不太主观、不太必要的维度，比如书法和跳跃能力上则不太明显。（你是否也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和社交能力比书法和跳跃能力更好？）相对于智力，学生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在道德方面很优秀。社区居民通常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关心环境问题、饥饿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尽管他们并没有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只要是主观的好事，那就有我们的份儿。
主观维度让我们有回旋余地，可以将它们定义为我们自己的能力。评估领导能力时，我们每个人在脑海中都会出现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特点的有效领导者的形象。评估运动能力时，我们会想到自己在游泳或在打高尔夫，而不是在为体育课总是考试不及格而痛苦万分。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对82.9万名高三学生进行的调查中，在主观维度“与他人相处的能力”上，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6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能力处于前10%，25%的学生把自己归入了前1%。抱歉地借用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诗句：“问我有多爱自己？说不尽千言万语！”[16]
虚假普遍性和虚假独特性
我们误以为别人想的、做的和我们一样，由此我们的自我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我们会高估赞同我们观点的人数，为自己的立场寻找支持。如果我们赞同某个观点，便会假定其他人也赞同它。例如那些对其他种族怀有消极观点的人会认为许多人和他们具有相同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他人的感知体现了我们自己的内心。
当我们行为失当或任务失败时，便会认为这种过失很普遍，以此来安慰自己。一个人对别人撒了谎，他便会开始觉得其他人也不诚实。“好吧，我撒谎了。但谁没撒过谎呢？”抽烟的人、骗老婆的人或偷税漏税的人会高估做出同样事情的人的数量。在一项全美调查中，83%的成年人报告称在前一年中，他们没有性伴侣或只有一个性伴侣。《阁楼杂志》（Penthouse）的出版人鲍勃·古乔内（Bob Guccione）对此评论道：“显而易见，这个结果极度愚蠢、不可信。我认为每个男人每年平均有5个性伴侣。”鲍勃·古乔内的评论是“虚假普遍性效应”的绝佳例证。
之所以会产生虚假普遍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信息，因此我们将自己的认知与反应强加到别人身上。一位教授让班上的同学猜测有手机的同学所占的百分比。由于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选择转嫁到其他人身上。有手机的学生猜65%的同学有手机，没手机的学生猜40%的同学有（真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同样地，我们很容易高估很少发生的消极行为。如果只有20%的人说谎，那么高估说谎者人数的空间是很大的。另外，我们更有可能跟态度行为与我们相同的人交往，然后根据我们了解的这个小世界来做出判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帕米拉·安德森·李（Pamela Anderson Lee）会说：“每个人都说我从头到脚都做过整形，不能站在辐射源旁边，否则会融化的。我确实隆胸了，但每个洛杉矶的女人都做过隆胸术。”
然而当论及能力或我们做得好的情况时，人们常常会凭直觉产生独特性效应。失败是很普遍的，而我们的天赋和品德看起来独一无二。因此那些喝高了但系着安全带的人会高估醉酒者的人数（虚假普遍性），低估使用安全带的普遍性（虚假独特性）。我们是谁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直觉。“如果我们从来不奉承自己，生活该多么无趣呀！”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沉思着说。
过度自信偏差：自我欺骗的陷阱
我们所有人都是心理学家达谢·凯尔纳（DacherKeltner）和罗伯特·鲁宾逊（Robert Robinson）所说的天真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凭直觉认为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和记忆中的样子。我们假定其他人的看法和我们一样（虚假普遍性）。如果他们的观点显然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便会认为他们有偏见。
我们的天真也扩散到了自信方面。“认知自负”曾出现在我们对已有知识的判断上（“我早就知道”），在估计当前知识和未来行为时，“认知自负”再次显现出来。我们知道自己以前搞砸了，但我们对将来的行为很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一定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一定能履行锻炼计划。在我们的预感和判断中从来不缺信心。
为了探究这种“过度自信现象”，研究者向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事实性的问题，并让他们说出自己的自信程度。苦艾是一种酒还是一种宝石？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哪条更长？在美国，每年死于他杀的人数多还是死于自杀的人数多？当任务具有挑战性的时候，人们的正确率通常比不上自信程度。60%的人答对了问题，而确信自己能够答对的人占75%。即使当人们相信自己100%答对了的时候，他们犯错的概率也能达到15%左右（顺便说一句，正确的答案是：苦艾是一种酒；苏伊士运河更长，它的长度是巴拿马运河的两倍；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更多，几乎是因他杀而死亡的人数的两倍）。
其他一些研究邀请人们回答将答案包含在一个很大范围内的事实性问题，比如“我有98%的信心确定新泽西的人口多于____人，少于____人”或“正在运作的核电站多于____个，少于____个”。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就像两位心理学界的麦哲伦，他们专门研究如何“改正人类直觉中的错误”。他们发现人们以98%的信心做出的估计，有三分之一是错误的（新泽西有370万人，到2000年底正在运作的核电站为438个）。尽管对自己的答案非常有信心，但它们通常是错误的。另外警告（“忠于自己”“承认自己不知道”）和忠告（“扩大区间的范围”）几乎不会减损人们的过度自信。
然而这些都是一些事实性的问题。我们能比较准确地校正我们在社会直觉上的信心吗？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心理学家戴维·邓宁和他的助手模拟了一个游戏竞猜节目。他们让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猜陌生人对这样的问题会如何回答：“为了应对困难的考试，你会独自准备还是和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准备？”“你在校园快餐店捡到5美元，你会把它揣起来还是交出去？”被试了解了问题的类型，但不知道具体问题，然后他们会对目标人物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学术兴趣、业余爱好、家庭、抱负和星座等，任何他们认为对猜测有帮助的事情都可以了解。然后目标人物会回答20个二选一的问题，被试预测他们会怎么回答并评价自己的自信程度。
结果如何？被试过于自信了。尽管他们猜对的概率为63%，但他们确信自己能猜对75%。当猜测室友对这些问题会如何回答时，他们的准确率更高了（68%），不过他们认为自己能猜对的信心（78%）依然超过了准确率。而且最自信的人通常也是最过度自信的。研究者对人们凭直觉发现谎言的能力也进行了研究，过度自信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平均来看，被试的准确率为57%，而自信能发现73%的谎言。自信的人也是更不准确的人。
因此我们的判断比单凭运气要好，但通常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好。在前面一章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对自我的预测也是不完善的。不过我们是否能够校准我们对自我预测的信心呢？罗伯特·瓦洛内（Robert Vallone）和他的同事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让大学生预测自己在9月份是否会挂科、是否会申报一个专业、是否会选择第二年住在校外等。尽管学生们对自己的预测有84%的信心，但他们犯错的概率比他们以为的高一倍。即使当他们100%确定时，也会有15%的时候是错误的（刚好和上文提到的研究结果一致）。
其他研究显示，人们在预测自己会有怎样的改变方面也是过度自信的，这些改变包括减肥、更刻苦地学习、戒烟或经常锻炼。对大多数人来说，经典模式是有着良好的开端，然后退回到老习惯上（心理学箴言之一是，未来行为的最佳预测因素是过去的行为，而不是当下的意愿）。我们会因此而自责，感到有点内疚和沮丧，然后下定新的决心或寻找新的自助项目。改变确实会发生，但最有可能发生在那些能够现实地认清挑战、具有必要的自律与心理能量的人身上。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珍妮特·波利维（Janet Polivy）和彼得·赫尔曼（Peter Herman）指出，如果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那么夸大的承诺和不现实的期望会孕育出“虚假希望综合征”。这种综合征会引发失望、沮丧，令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罗瑞尔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罗杰·比勒（Roger Buehler）说，大多数学生会低估完成试卷和其他重要作业将要花费的时间。和学生们一样的人真不少。规划者往往会低估项目的时间和费用（波士顿人正等待着他们的水下高速公路竣工就是证明）。1969年，蒙特利尔市长让·德拉珀（Jean Drapeau）骄傲地宣布将为197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投资1.2亿美元，并建成有可伸缩屋顶的体育馆。最终屋顶完工于1989年，这一工程本身就花费了1.2亿美元。
最糟糕的情况是，过度自信会引发蠢事和灾难。正是过度自信的希特勒入侵了欧洲各国，正是过度自信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将美军派到南越，正是过度自信的萨达姆·侯赛因让军队开进了科威特，正是过度自信的米洛舍维奇公开宣称他绝不允许维和部队进入科索沃。
在《迷失的日本》（The Lost Japan）一书中，长谷川如是闲（Hasegawa Nyozekan）解释道：“战争的爆发是直觉性错误‘计算’的结果，这远远不是数学方面的计算。我们满怀盲目的热情，相信借助神秘主义的意愿，自己便能够胜过先进的武器和科学的战略……日本人依赖直觉的特点阻碍了他们对现代世界形成客观的认知。”
?过度自信的历史教训
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而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并非我们认为的那样。
阿蒂默斯·沃德（Artemus Ward）
这是我们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原子弹永远都不会爆炸，我以爆炸专家的身份保证。
1945年美国海军上将威廉·莱西（Admiral William Leahy）对杜鲁门总统说
我们不喜欢他们的声音。吉他组合已经过时了。
1962年迪卡唱片公司（Decca Records）拒绝与披头士乐队签署录制合同
“电话”存在太多缺点，对于将它作为一种沟通工具的想法不必太当真。从本质上讲，它对我们没有价值。
1876年西部联盟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对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的专利做出的备忘
电话可能适合美国人，但在这里不适用，因为我们有的是信差。
英国专家团对电话这个发明的评估
骑马才是王道，汽车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小玩意儿。
美国密歇根的银行家建议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律师不要投资刚刚成立的福特汽车公司
这么远的距离，他们连大象也打不中……
1864年约翰·塞奇威克（John Sedgwick）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通过寻找能够证实自己决策的信息，人们的过度自信得以维持。同样地，当失败不可否认时，人们维持过度自信的方法是回想自己的错误判断差一点就正确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末，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lip Tetlock）邀请各类学术专家及政府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来预测苏联、南非和加拿大未来的政府管理方式。5年后苏联解体了，南非成为一个多民族的民主国家，加拿大依然没有分裂。专家对自己的预测有80%的把握，但事实证明准确率不足40%。然而在反思自己的判断时，他们仍错误地认为从根本上看，自己是对的。很多人说：“我差点就对了。”“强硬派差点就成功地颠覆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权。”“魁北克主张独立的人差点就赢得了独立公投。”“要不是因为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的同时存在，南非的政权必然会经历更血腥的过渡。”除了政治专家之外，股市预测员、心理健康工作者和体育赛事预言者的过度自信也比比皆是。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用以下谦卑的语言总结了有关人类过度自信的研究：
人们认为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不能；人们非常自信自己马上就能得出正确答案的时候，其实即将犯错；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人们认为自己知道问题答案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人们认为答案就在嘴边时，其实还没有答案；人们认为自己的答案很正确的时候，其实并不正确；人们说自己一直都知道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人们说自己已经掌握了学习内容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掌握；人们说自己已经明白的时候，其实还很困惑。
所有这些研究都会使人谦卑，让我们不要被别人的自负唬住。然而我们一定还要牢记另一个补充性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无意识理解力非常了得，我们有着迅速的社会直觉，具有直觉性专家技能的潜力。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自信的适应性价值。如果意识不到在做出商业、政治或军事决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犯错，那么我们的决策便有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缺乏自信也会导致糟糕的结果。过度自信的人会活得更开心，能够更轻易地做出艰难的决策。“生活是被完美欺骗的艺术。”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说。
直觉的力量
我们应该在不脱离现实的情况下保持信心和乐观。智慧的一部分在于自知。那么什么是自知呢？2 500年前，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