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自己的思想。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谈吐斯文》（Polite Conversation），1938年
人类的头颅中塞着大约1.36公斤湿湿的神经组织，由此我们成了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奇迹。大脑中的神经回路比地球上的电话网络还复杂，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加工着无数信息。就在此刻，你的视觉系统正将照射到视网膜上的光分解成数百万个神经冲动，同时对这些神经冲动进行加工，然后重新组合成一个清晰而色彩丰富的图像。从感知页面上的墨迹到看到图像，再到理解意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多亏了人类的发明天赋，我们设计出了手机，培养出了干细胞，发现了原子的结构，绘制出了遗传图谱，登上了月球，造出了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想一想我们的DNA与奶牛的DNA有90%是相同的，这真的相当厉害。在生活中我们获得了直觉性的专家技能，由此大部分生活变得容易起来。难怪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会赞美我们：“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称我们为“智人”真是实至名归。
然而就像帕斯卡在300年前教导我们的，单一的真理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世界非常复杂。任何真理一旦离开了补充条件，都是片面的。我们的直觉信息也是如此。它们的加工效率令人惊叹，但也会出现可预测的错误和判断失误。我们会非常轻易地形成并坚持错误的信念。或许艾略特（T.S.Eliot）是对的，他称我们是“脑袋里塞满稻草的空心人”。智人有时候也会犯傻。
如果我们误导性的直觉能力被证明是惊人的（将在本章及后面两章中探讨），那么请记住，我们的思维通常还是具有适应性的。进化心理学家马尔蒂耶·哈兹尔顿（Martie Haselton）和戴维·巴斯（David Buss）说：“认知错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过去它们让人类拥有了生存和繁衍的优势。”
直觉的力量
错误的直觉往往是思维捷径的副产品，它们与我们的感知直觉同时存在。感知直觉通常是有效的，但有时会胡作非为。
正如知觉研究者研究视错觉，从而揭示出正常的知觉机制一样，其他心理学家研究其他错误的直觉，从而揭示出正常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些研究者的目的是绘制出日常社会思维的地图，并将危险之处明确地标示出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他们就像小说家，既要描写出庄严崇高，也要描写出荒唐可笑。科学、文学以及通识教育的目的都是培养人们对人类本质的欣赏与重视，同时也要阐明我们的局限性。当我们回顾过往、解释当下和预测未来时，心理图表的绘制者希望能帮助人类更聪明地思考。
为什么说记忆不靠谱
对于你想要记住的东西，比如音调、声音、歌曲、味道、气味、材质、面孔、地点和事件，你的记忆能力着实惊人。想象你观看2 500张人脸和地点的幻灯片，每张只能看10秒钟。然后你会看到其中的280张，每张幻灯片会与另一张你没看过的幻灯片同时呈现在你面前。如果你像拉尔夫·哈伯（Ralph Haber）实验中的被试一样，那么你能把90%看过的幻灯片指认出来。难怪在一次调查中，85%的大学生会赞同“记忆可以被比作大脑中的存储箱，我们在里面存放资料，日后如果有需要再把它们提取出来”。正如1995年《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中的广告所说：“科学已经证明，你毕生积累的经验被完好地保存在你的头脑中。”
事实上，虽然我们的记忆广受赞誉，但科学证明事实正相反。你还记得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时刻吗？告诉自己你“看到”了什么。如果你看到了自己躺在海滩上的毯子上，那么你回忆起来的场景便不是透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
直觉的力量
记忆不是存放在记忆银行中的经历复制品。与之相反，就像科学家通过恐龙骨骼的残骸复原恐龙一样，我们提取并构建了记忆。
修订生活历史
在14岁的时候，你对保护自然环境有多关注？在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母是否经常打你的屁股？你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持有什么态度？如果你现在比14岁年长很多，你或许会吃惊地发现你对曾经的自己的回忆是那么不靠谱。一些研究团队让学生们回答若干问题，很多年后再让他们回忆当初对问题的回答。1962年美国西北大学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奥夫（Daniel Offer）领导的研究团队对芝加哥郊区的73名九年级学生进行了访谈，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前往24个州对67名健在者重新进行访谈。当问及最初他们对爸爸的惩罚有什么评价、有多喜欢智力活动以及对高中生发生性关系有什么看法时，这些人的回忆惊人地不准确。几乎有一半人相信他们说过高中阶段发生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实际上这样回答的人只占15%。每3个人中只有1个人记得自己受过体罚，但在九年级的时候有82%的学生说自己受过体罚。
在几项实验中，社会心理学家同样发现，态度已经发生改变的被试会坚持声称自己始终持有这样的看法。在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全美中学高年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他们对少数族裔、大麻合法化以及男女平等的态度。大约10年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但在他们的回忆中，当初的态度与现在的很类似。正如乔治·沃廉特（George Valliant）在追踪研究成年人的发展后所指出的：“毛虫变蝴蝶太常见了，在对青春期的记忆中，他们从来不是毛虫，一直是小小的蝴蝶。长大成熟让所有人都成了骗子。”
你现在正在热恋吗？回想起来，你能在这段关系的初期找到它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线索吗？社会心理学家凯西·麦克法兰（Cathy McFarland）和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让大学生对他们的稳定约会对象进行打分，并在两个月后再次打分。在那些爱情发展顺利的大学生的回忆中，他们与恋人是一见钟情；而在那些已经分手的大学生的回忆中，他们很可能错误地以为自己很早就认清了恋人的自私和坏脾气。同样地，黛安娜·霍姆伯格（Diane Holmberg）和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对新婚夫妇进行了调查，两年后再次调查。那些婚姻不幸的夫妻对过去只有糟糕的记忆，可怕的结果构成了一种螺旋式下降。霍姆伯格和霍姆斯指出：“当前你对伴侣的看法越糟糕，你对他的回忆也会越糟糕，回忆只是在进一步证实你的消极态度。”
我们对刚刚过去的事情的直觉也会出错。女性在月经前两三天是否比较抑郁、紧张或暴躁易怒？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Psychiatric Association）甚至将严重的经前期情绪障碍纳入了疾病手册，尽管妇女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让女性回忆自己的情绪波动时，很多人都会提出老生常谈的经前期情绪障碍。按照《大观》杂志（Parade）医学专栏作家的说法就是，经前期情绪障碍“折磨着大多数育龄女性”。他将这种折磨归因于雌激素降低了5-羟色胺的水平，而5-羟色胺是调节情绪的重要化学物质。但是如果问女性她们现在感觉如何，如果在明天、后天再问她们这个问题，她们会说什么？有些研究让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女性每天记录情绪日记。尽管很多女性回忆只是在月经前她们才感到心情不佳，但她们的日记显示在月经周期中，她们的情绪几乎没有什么波动（至少比预期中的“狂暴的荷尔蒙”和缓许多）。另外，那些声称自己患有经前期情绪障碍的女性与不认为自己有这种问题的女性相比，情绪波动情况并没有什么差别（理论引导了解释。鉴于经前期情绪障碍理论很流行，因此月经周期初期的坏脾气往往被忽视了，而后期的坏情绪则被归结为经前期情绪障碍）。
信不信由你，甚至我们对疼痛的记忆也会被扭曲。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让被试将一只手放入冰冷刺骨的水中并停留60秒，将另一只手放入同样冰冷刺骨的水中停留60秒，然后再在不那么令人痛苦的水中停留30秒。令人奇怪的是，当被问到愿意再次体验哪种磨炼时，69%的被试选择了时间较长的磨炼，也就是实际痛苦更多，但以较小的痛苦结束的磨炼。我们似乎存储了痛苦的快照，记录了最痛苦的时刻和痛苦结束的时刻，而忽视了痛苦的持续时间。这些快照没有用秒表记录时间。当让病人在一个月后回忆肠镜检查的痛苦时，他们的记忆同样主要集中在结束（和最难受）的时候，而不是持续的时间上。这种对痛苦的错误记忆在医学上意义明显，即最好逐渐减少痛苦，而不是突然停止。在肠镜检查中采用这种逐渐减少痛苦的做法后，虽然不舒服的时间增加了，但在病人的回忆中这种检查的痛苦反而比较小。
对积极事件的情绪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积极。比尔·克林顿第一次当选总统的几个月后，在民主党人的记忆中，他们体会到了比当时实际体会到的快乐更大的快乐。在考试中考出好成绩的学生日后回想起来，会感到比实际的感受更开心。在其他研究中，被试有的是进行为期三周的自行车旅行的大学生，有的是跟随导游游览奥地利的年长的成年人，有的是度假的本科生，他们当时都表示非常享受这段经历。但是日后回忆起来时，他们对这段经历变得更加充满感情，把不愉快或枯燥无趣的部分缩减到最少，牢牢记住最美好的时刻。因此旅居苏格兰的那段快乐时光现在被我理想化为无上的幸福。蚊虫和细雨渐渐被淡忘，只有美丽与宁静永驻心头。对于最积极的经历，有些快乐来自期待，有些快乐来自实际的体验，还有些快乐来自玫瑰色的追忆。旅行作家保罗·泰鲁（Paul Theroux）说：“旅行只有在追忆中才是充满魅力的。”
可疑的证据
回忆的不可靠使得医生不得不质疑病人的记忆是否能作为评价治疗效果的依据。人们很容易编造出记忆以证明自己当前的观点。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病情有所好转，那么记忆中的过去与现状之间的差距很可能比真实的过去与现状之间的差距更大。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的态度研究者威尔森（D.R.Wixon）和詹姆斯·莱尔德（James Laird）报告称，人们通过改变速度、大小和确定性来修订自己的历史，这种修订是惊人的。
记忆构建有助于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发现。比如很多人参与控制体重、戒烟和锻炼的心理疗法及自助项目。一般来说这类项目只能带来极其有限的改善，然而参与者往往声称获得了显著的收益。迈克尔·康韦（Michael Conway）和迈克尔·罗斯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在自助项目上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努力和金钱后，人们可能会想：虽然现在我还不够完美，但我以前更糟，这个项目让我改善了很多。
另外，通过贬低旧有的自我，我们会相信“我比过去强多了”。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比以前更有能力、更有社交技巧、更宽容、更有趣了，而且我们的改进比亲戚朋友的更大。昨天的笨蛋变成了今天的冠军。在59岁时我甚至发现自己的篮球技艺日臻成熟——我的直觉更加敏锐，我的投篮更加熟练。安妮·威尔逊（Anne Wilson）和迈克尔·罗斯发现，时间过去得越久，我们对旧自我的评价就会越低。这种对旧自我的轻蔑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必再为那个不同的、过去的我感到内疚或自责。
之所以大多数心理学家对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流传甚广的研究，即“200个被试声称他们从同性恋者变成了异性恋者”的研究持怀疑态度[11]，原因之一便是记忆的可变性。鉴于事后证据具有歧义，因此评价治疗效果的研究者目前通常会采用最强有力的工具——即对照实验来将期望与现实区分开。如果你想知道一种治疗的疗效（比如改变性取向），那么应当先评估一些志愿者（可以通过自我报告，在同性恋这个案例中，也可以通过测量身体的性反应），然后随机分配一半志愿者接受治疗，另一半作为控制组或接受其他治疗，最后在接受一段治疗后，再次评估两个小组。之前和之后的评估是可信的，但马后炮式的回忆不可信。
心境与直觉
我们对过去的感觉不仅会受到当前观点的影响，也会受到当前心境的影响。抑郁的心境会激发消极的联想，由此记忆也会变得糟糕。如果人们情绪高涨，那么他们便会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过去和现在。在他们眼里，自己是能力出众的，别人是亲切善良的，生活是幸福美好的。
我们都经历过这种现象：激情渗透到了直觉中。心境不佳时，别人无心的一瞥在我们看来就是怒视。情绪大好时，我们会把同样的一瞥看成是他人对我们感兴趣。社会心理学家通过操纵环境研究了情绪对社会直觉的影响。他们让被试看一张男性面部的照片并告诉他们这个男人是盖世太保的头目，于是被试在他没有微笑的脸上看出了残忍。如果告诉他们这个男人是抗击纳粹的英雄，被试就会在他充满关切的眼神中看到善良。电影制作者称之为“库勒雪夫效应”（Kulechov effect），这个效应是以俄罗斯电影导演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位导演同样让观众们看到一个毫无表情的男性。如果在此之前先展示一碗热汤，那么直觉会告诉观众这个男人是忧郁的；如果先看到一个死去的女人，观众则会认为这个男人很伤心；如果先看到一个女孩在玩耍，那么他们会说这个男人好像很开心。这里的寓意是，直觉会基于假设对现实做出不同的解释。“我们看到的不是事物的真相，”犹太教典籍《塔木德》（Talmud）中写道，“而是我们认为的真相。”
直觉的力量
在一些研究中，抑郁者回忆，他们的父母拒人于千里之外，非常严厉苛责，令孩子感到内疚。当他们不抑郁的时候，对父母的描述会变得更加积极。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青少年身上。随着心境的波动，他们对父母的评价也会出现波动。当青少年感到沮丧时，直觉告诉他们，父母是傻瓜。当心境好转时，父母又从魔鬼变成了天使。
错误信息效应
华盛顿大学的记忆研究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对20 000人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以探究人们构建记忆的方式。在她的经典实验中，被试会见证一个事件。之后一些见证者会接收到有关事件的错误信息（比如，研究者会问他们是否看到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让行标志）。当事后测试被试的记忆时，洛夫特斯反复发现了错误信息效应。人们很容易将错误信息纳入自己的记忆中。他们把让行标志记成了停车标志，把锤子记成了改锥，把《时尚》杂志（Vogue）上的广告记成了出自《小姐》杂志（Mademoiselle），把亨德森医生记成了戴维森医生，把早餐麦片记成了鸡蛋，把没胡子的男人记成了长着小胡子的男人。
错误信息的影响非常强大，以至于人们常常很难区分对真实事件的记忆和受到暗示事件的记忆。从直觉上看，错误的记忆感觉很像真的，就像错觉也很像真的一样。有一项研究清楚地展示了这种现象。研究者让被试写下在听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消息时，他们正在什么地方。三年后让这些被试回忆当时他们在哪里，结果虽然有自己亲笔写下的证据，但他们依然坚信自己错误的记忆是真实的，最初的版本肯定搞错了。一位女士清楚地记得一个学生从她的宿舍里跑出来，大叫着：“航天飞机爆炸了！”但实际上她是在和朋友吃午餐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
儿童也会把错误的记忆当成真实情况。在一项引发争论的研究中，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斯蒂芬·切奇（Stephen Ceci）、玛吉·布鲁克（Maggie Bruck）及他们的同事让孩子们从一摞卡片中抽一张，上面写着有可能发生过的事件。然后一个成年人读给他们听，比如：“努力思考，如果以下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过，请告诉我。你是否记得自己的手指被老鼠夹夹到了，为此去了医院？”每周同一位成年人都让孩子们思考几件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这样连续进行了10周后，一位孩子们没有见过的成年人对他们提出了相同的问题。结果很令人吃惊：58%的学龄前儿童根据一件或多件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编造出了虚假的故事，而且通常是很生动的故事。一个男孩最初否认发生过老鼠夹事件，但让我们听一听他后来讲的故事：
我哥哥科林想拿走我的奥特曼玩偶，我不想让他得逞，于是他推了我一把，我倒在木头堆上，那里放着老鼠夹。我的手指被夹住了，后来爸爸、妈妈、科林和我一起开车去医院，因为医院离家很远。医生在这根手指上缠上了绷带。
对青年人的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难怪洛夫特斯、切奇和布鲁克都对治疗师诱导儿童和成年人回忆性虐待经历的做法感到担忧。温迪·马尔茨（Wendy Maltz）在《性治疗之旅》（The Sexual Healing Journey）上建议道：“花时间想象自己受到了性虐待，就像让想象驾驭你，让直觉引导你的思维一样。”
为了研究直觉在编造谎言上具有多大的影响作用，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的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及其同事设计了8场降神会，每一场有25名好奇的被试参与。在降神会期间，灵媒（其实是专业魔术演员）让每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移动的桌子上。尽管桌子完全没有动，但灵媒暗示桌子动了：“很好，抬起桌子。保持专注，很好。让桌子停留在空中。”当两周后被问到时，34%的被试回忆说他们确实看到了桌子飘浮在空中。
有些记忆错误是因为我们将体验归结于错误的来源。里根总统偶尔出现的“来源归因错误”说明杜撰出来的事情会如何变成记忆中的事实。在里根三次竞选总统时，他都反复讲过一个英勇牺牲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架战斗机被敌方战斗机的火力击中，而上面的枪手被卡住了，没法从座椅上弹射出去。他的指挥官说：“没关系，孩子，我们一起驾驶它冲下去。”泪水模糊了里根的双眼，最后他说那位英勇的指挥官在死后被授予了国会荣誉勋章。一位好奇的记者查看了434名勋章获得者，没有发现这样的故事。进一步挖掘后他发现，这个情节出自1944年的影片《飞行之翼与祈祷者》（A Wing and a Prayer）。
记忆就是直觉吗？它们是毫无理性分析的直接理解吗？看起来通常是这样。无论如何，我们对记忆的预感确实就是直觉，而且显然它们通常是错误的。例如在一项有关目击证人的实验中，研究者一再发现，最有信心的目击证人最有说服力，但往往也是最不准确的。无论目击者的记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们都自信满满。而这种自信往往被夸大了。最近布赖恩·伯恩斯坦（Brian Bornstein）和道格拉斯·泽卡夫兹（Douglas Zickafoose）做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实验，要求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学生事后回忆一位到教室参观的人。在74%的情况下他们都很自信，但只有55%的记忆是正确的。
你真的明白自己的心思吗
“了解自己。”苏格拉底告诫道。我们尝试了解自己，不断对自己、对他人解释自我。但我们对自己究竟有多了解呢？
C. S.刘易斯认为我们非常了解自己，他说：“在整个宇宙中有且只有一件事，我们对其的了解比透过外部观察获得的了解更多。”他认为那件事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我具有内部信息。”
当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很细微时，我们可能会凭直觉剔除重要的因素，而夸大那些不重要因素的影响。在研究中，人们将自己在雨天里阴郁的心情错误地归咎于生活空虚，而将自己走过摇摆不定的吊桥时的兴奋感错误地归因于邂逅了一位大美女。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研究中，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斯坦利·斯坎特（Stanley Schachter）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接受强度不断增加的电击。在实施电击前，一些学生会服用一粒假药，他们被告知这种药物会导致心悸、呼吸不规律和胃里翻腾，这些都是典型的电击反应。尼斯比特和斯坎特估计服用了药物的学生会把电击反应看成是药物的作用，因此能够忍受更强的电击。他们猜对了。事实上，这种效应非常强大。服用假药的学生所承受的电击是没有服药的学生的四倍。但是当问到他们为什么能承受这么多电击时，他们压根没提服药的事儿。当被告知研究者预测到了药物的效应时，他们承认其他人可能受到了影响，但否认药物对自己有影响。“我甚至根本没想到那种药。”这是学生们的典型回答。
在此之后，社会心理学家积累了一系列我们的直觉认识不到重要因素的经典证据。
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和约翰·达利著名的旁观者不作为的研究证明，其他人的存在会抑制人们对紧急事件做出反应。如果相邻房间里的一位女士陷入了困境，如果对讲系统中的某个人突然病情发作，或者如果一群人在房间里答问卷时烟雾突然涌进了房间，那么只要有其他人在场，人们便不太会做出反应（其他人在场减轻了采取行动的责任，而他们的不作为又可能会让别人以为情况不紧急）。然而几乎每个人都否认其他人在场对自己造成了影响。“其他人可能受到了影响，但我没有。就算他们不在那里，我的反应也会是一样的。”
◇◇◇
数百项对电视、电子游戏和色情文学的研究显示，媒体对我们的敏感性、现实感以及行为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大多数人赞同媒体会对文化产生影响，但否认对他们自己具有影响。很多父母可能还记得听到自己的孩子说：“不要担心，妈妈。看这些东西不会影响我的。”这种“媒体影响其他人不影响我”的心理现象非常普遍，研究者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第三者效应”。我们认为其他人会受到广告、政治信息、媒体暴力和色情文学的影响，而我不会。我们不是时尚和舆论的奴隶，我们非常忠实于自己。然而研究揭穿了我们的狂妄自大，我们就是“其他人”，他们就是我们。
◇◇◇
一些相似的实验发现，破坏群体一致性的人能够缩减这种一致性的社会力量。面对其他人错误的知觉或看法，只要有一个人说出自己的信念，很多人也会这样做。事后这些人可能会心里暖暖地回想起不随大流的同盟者，但他们否认同盟者对自己产生了影响：“即使他不在，我也会做出相同的回答。”
◇◇◇
如果照片中异性的瞳孔被修得更大，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个人更有性吸引力。然而那些看照片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受到了瞳孔大小的影响。
这些研究以及其他研究不可避免地得出了惊人结论：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某事。正如裂脑人提醒我们的，一旦采取行为，我们便会巧妙地为自己的行为创造出理由。我们立即把不一致的地方填补起来。当影响是隐性的且非常细微时（或者当行为是由不会说话的右脑做出时），我们的直觉便会完全搞错。
还有其他很多研究证明了被我们称为“你不了解自己内心的效应”（这与本章开篇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话很相似），这些研究发人深省。在有些研究中，被试被要求每天记录自己的心情、天气、星期几、睡眠时间等，持续记录数周，最后他们要判断每个因素对自己的情绪有多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凭直觉估计的某个因素对每天情绪将会产生的影响与因素实际造成的影响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关系。在判断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情绪时，人们的准确性和判断血压差不多。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问高血压病人：“人们能判断出自己血压升高了吗？”80%的人给出了从医学角度看正确的回答：“不能。”但是当问他们能否凭直觉判断自己的血压时——“那么你呢？你能判断出自己血压升高了吗？”88%的人回答：“能。”
你能准确预测自己的情绪吗
生活中很多重大的决策需要我们凭直觉预测出未来的感受。和这个人结婚是会白头偕老，还是会不欢而散？从事这项职业是会带来持久的满足感，还是会耗尽心力？这次度假将留下美好的还是令人失望的记忆？
有时我们的直觉非常准确，正中要害。我们知道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如果赢得了这场比赛，如果慢跑5公里来放松情绪，自己将会有什么感觉。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是令人欣喜若狂的，什么样的情况会激起愤怒或让人感到无聊。不知谁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天堂就是住着美国房子，吃着中餐，开着德国车，看着法国艺术品。而地狱就是住着日本房子，吃着英国菜，开着法国车，看着德国艺术品。”
然而我们的直觉常常会对情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做出错误的预测。在最近的研究中，人们错误地预测了失恋、落选、赢得比赛和被侮辱之后情绪的持续时间。为了介绍这种“持续时间偏差”，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和他的同事让我们想象，一天早晨电话铃响起，居然是瑞典国王打来的，他用流利的英语通知你，你被选为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真是一个天大的惊喜！你会有什么感觉？这种感觉会持续多久？你是否认为你的情绪会猛然高涨并持续很久？现在想象电话是学院院长打来的，他很遗憾地通知你校董事会解散了你所在的系，撤销了你的职位，你的书被收在一个小纸箱里，扔在走廊上。你会有怎样的感受？这种感受会持续多久？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说，大多数人都面临过这种人事灾难，并以为情绪上的创伤会持续很久。
这种估计往往是错误的。吉尔伯特、蒂莫西·威尔逊、乔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和戴维·施卡德（David Schkade）提供了一些例证：
年轻男性如果先看了色情图片，然后在充满情欲的环境中约会，当约会对象让他们停止侵犯时，很多人承认他们不会停下来。然而如果事先不看色情图片，他们通常否认会进行性侵犯。在事先没有唤起性欲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错误地估计自己在激情时刻的感受和行为。这种现象会导致人们将情欲误以为是爱情，这会造成意外怀孕，还会导致性虐待者反复施虐，虽然他们曾经发誓“再也不这么做了”。
◇◇◇
妇产科医生都知道，有些产妇在分娩前表示自己不喜欢无痛分娩，但在分娩期间会改变主意。我们对疼痛强度和快乐程度的错误预测会绑架我们的意愿。正如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在1886年所写：“感受出现时，好像永远不会离去。当它消失时，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当它再次出现时，又好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
与吃饱了再购物相比，人们饿着肚子购物时会更冲动。在吃饱后，人们会错误地以为被炸酥的甜甜圈非常油腻。在饥饿时，人们会错误地想象晚上吃甜甜圈配一杯牛奶会多么美味。
◇◇◇
人们同样错误估计了自己对多样性的偏爱。如果让人们提前几周选择每周的零食，他们会选各种各样的零食。然而如果让他们一周一周地选，他们通常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零食（一边读着这项研究，一边蜷缩在酒店里品味着我吃了无数次的草莓松饼，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
7个偶尔抽烟的人中只有一个人预测5年后自己还会抽烟（所谓偶尔就是每天抽不到一根烟）。甚至大多数抽了20年烟或尝试了十多次戒烟的人也认为第二年自己就能成功戒烟。不过他们低估了尼古丁上瘾的力量。
◇◇◇
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中，人们过高估计了温暖的冬天、搬家、踢赢足球赛、增加或减轻体重、更多的电视频道或额外的自由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即使极端的事件，比如彩票中了大奖或身体瘫痪，对长期幸福感的影响也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么大。最近我和我以前的一名学生克里斯聊天，他患有严重的大脑性瘫痪，不能自己吃饭，不能照顾自己，甚至走不了几步路。他用左脚操作一台电脑，通过这台电脑跟我说，像其他人一样，他也会悲伤也会狂怒。他在家人和信念的支撑下，已经适应了残疾带来的挑战。从克里斯的言谈中我感到他有着正常的快乐。“我妈妈说我始终是个快乐的人。”他补充道。他没有否认残疾带来的困难，但我知道人类具有适应能力，这让我感到安慰。我们应该承认人类的复原力，但不应该以为残疾、离婚或死亡的长期结果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的直觉似乎是：我们想要，我们得到了，我们快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章可以短很多。吉尔伯特和威尔逊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误解自己的欲望。人们想象在田园牧歌式的荒岛上度假会非常惬意，那里有阳光，有沙滩，能冲浪，但是当发现日常的生活习惯、智力刺激或常常能吃到水果蛋挞对自己有多么重要后，他们便会对荒岛度假感到失望。我们以为如果我们的候选人或团队取得了胜利，我们会开心很长时间。然而许多研究显示，好消息带来的高涨情绪会比我们以为的消失得更快。随着注意力的转移，在几个小时、几天或几周后（取决于好事或坏事的程度），感受会逐渐消退，我们的情绪又会根据新的现实发生起起伏伏。
阿列克谢·渥伦斯基伯爵在赢得了他心仪的美丽而高贵的安娜·卡列尼娜后，也体验到了这种情绪的变化。吉尔伯特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尽管渥伦斯基渴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但他并没有获得永久的快乐。很快他就觉得如愿以偿跟他所期望的快乐相比只是沧海一粟。这件事证明了男人永远都会犯的错误：以为满足了欲望就能获得想象中的快乐。”
在发生了消极的事件后，我们尤其会误以为自己的情绪将持续低落。让接受艾滋病检测的人们预测5周后得到结果时的感受，他们估计坏消息会让自己痛不欲生，好消息则会让自己欣喜若狂。然而5周后，得到坏消息的人并没有像他们估计的那样悲痛欲绝，得到好消息的人同样也没有像估计的那样兴高采烈。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让一些副教授预测几年后他们是否获得终身教职会对自己的幸福感有什么影响。大多数人相信好结果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感非常重要：“失去工作会粉碎我的抱负，那太糟糕了。”然而几年后再问他们的感受时，那些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人和已经获得的人在幸福感上没有什么分别。
让我们来亲身感受一下。吉尔伯特和威尔逊让我们想象假如自己失去了左手（假设我们是右撇子），一年后会怎样。与现在相比，你的幸福感会有什么变化？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可能会集中在这个不幸意味着什么上：你不能鼓掌，不能系鞋带，不能参加篮球比赛，不能快速地打字。尽管你可能一直会对失去左手感到很遗憾，但不幸的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你的幸福感一般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这次事件，另一个是其他事情。如果将焦点聚集在这个不幸的事件上，我们便低估了生活中其他事情的重要性，因此会以为痛苦将持续很长时间。研究者戴维·施卡德和丹尼尔·卡尼曼一致认为：“你关注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像你以为的那么重要。”
直觉的力量
人们往往忽视了“心理免疫系统”的力量和作用速度。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中包括合理化、贬低、宽恕和限制创伤等策略。由于存在着这个被忽视了的情绪恢复系统，我们能够比自己所认为的更好地适应残疾、失恋、考试不及格、得不到终身教职以及个人与团队的失败。
《诗篇》中说：“哭泣可能会逗留一夜，但早晨快乐又会降临。”
你能准确预测自己的行为吗
如果社区里某人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花3个小时志愿为美国癌症协会的活动服务，你会有什么反应？在一项很有启发性的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舍曼（Steven Sherman）对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居民进行抽样，做了这个实验，让被试预测自己会有怎样的反应。由于认为自己是乐观助人的人，一半被试预测自己会答应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舍曼打电话给这个社区中另一个同质的样本人群，请他们抽时间做志愿者，只有4%的人同意这样做。
现在想象你来到心理学实验室参加实验，研究者引导你来到已经有3个人的桌子边。你们小组得到一张清单，上面列着不同职业的15名男士和15名女士。你们必须协商决定其中哪12个人最适合在荒岛上生存。在讨论期间，一位男性小组成员发表了三段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评论。有人提名运动员或训练员，对此这位男士的回应是：“是呀，我们确实需要让女士们保持身材。”当轮到他提名时，他沉思着说：“让我想想，或许厨师更适合在荒岛上生存。不，不需要，任何一位女士都会做饭。”后来他提名一位女性音乐家并说：“我认为在岛上我们需要更多的女人，以满足男人的欲望。”
听到这些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言谈，你会怎么做？你会什么都不说，先看看其他人的反应吗？或者你会指出他言语不当吗？当珍妮特·斯威姆（Janet Swim）和劳里·海尔斯（LauriHyers）向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提出这些问题时，只有5%的学生预测自己不会做出反应，48%的学生说他们会指出那位男士的言语不妥。然而当研究者让类似的学生面对这种情境时，他们实际上是如何反应的呢？55%（而不是5%）的学生什么也没说，16%（而不是48%）的学生批评了那位男士（他其实是研究者的同谋），其余人主要是提问题或开玩笑。
正如这个实验说明的，我们对自己未来行为的直觉很容易出错。如果问被试他们是否会服从命令对运气不佳的“学习者”施以高强度的电击，每个人都会对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说“我不会”。但是当米尔格拉姆将类似的人们置于真实的社会压力下时，65%的被试服从了命令。这是他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12]。
预测日常行为
这些巧妙的实验模拟了真实生活中的经历，但它们不是真实的生活。我们对未来日常生活的直觉也会发生类似的错误吗？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悉尼·施洛格（Sidney Shrauger）让大学生预测在未来两个月中经历几十种不同事件的可能性（比如开始谈恋爱、生病等）。令人吃惊的是，学生们的自我预测并不比根据人们普遍经历得出的预测更准确。
事实上，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和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说，有时让人们预测其他人的行为，比让他们预测自己的行为准确度更高。在康奈尔大学一年一度的“水仙花日”（Daffodil Days）慈善活动开始之前的5周，研究者让学生们预测他们是否会购买至少一株水仙花作为慈善捐款，同时也让他们预测其他会这样做的同学的比例。超过五分之四的学生预计自己会买水仙花，但实际上仅有43%的同学这样做了。这个比例接近他们对其他人的预测，即56%。在实验中玩一种赢钱的游戏，84%的被试预计自己会与他人合作，共同获利，但其实只有61%的被试这样做了。这一比例再一次接近他们对别人合作性的预测，即64%。在进一步的对捐助和志愿服务的研究中，学生们组成的小组同样高估了自己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接近他们对别人的预测。在每一项研究中，学生们都以为自己的道德关怀会压倒个人利益，但他们错了。如果老子的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对的，那么大多数人似乎比较有智慧，但不够通达。
对于消极的行为，比如当一个人有可能哭闹或撒谎时，自我预测会比妈妈或朋友做出的预测更准确。不过对于你的行为，我们最可以肯定的事情是，即使是你自己也常常很难做出预测。“在想法与现实之间，在意向与行动之间，总有一道阴影。”因此预测你自己的行为时，最好的建议是，想一想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你采取了什么行为。
虚幻的乐观主义
杰克逊·布朗（H.Jackson Brown）指出：“乐观主义者每天早上会走到窗前说：‘早上好，上帝。’而悲观者会走到窗前说：‘上帝呀，早晨了。’”乐观精神会带来诸多益处。由于一开始看不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我们尝试了许多新的冒险。与充满无助感的悲观主义者相比，乐观主义者不仅更成功，而且更健康、更幸福。
然而我们很多人具有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尼尔·温斯坦（Neil Weinstein）所说的“对未来生活不现实的乐观精神”。例如大学生认为自己比其他同学更有可能找到好工作、获得高薪并拥有幸福的家庭，而不太可能经历消极事件，比如开始酗酒、40岁之前犯心脏病或者被解雇（这是一节很棒的示范课。如果班上每位同学都认为自己比其他同学更有可能福气多多，灾祸少少，那么至少有一半人的直觉肯定是错的）。
虚幻的乐观精神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大多数吸烟者认为自己比其他吸烟者更不容易受到烟草的伤害。在苏格兰和美国，大多数青年说他们比同伴更不容易感染艾滋病毒。做爱时不坚持采用避孕措施的大学女生认为与其他女生相比，她们更不容易意外怀孕。在经历了1989年的地震后，旧金山湾区的学生失去了乐观精神，不再认为自己比其他同学更不容易在灾难中受伤，不过3个月后，他们虚幻的乐观主义又恢复了。
由于相信自己比别人更不容易遭遇不幸，我们可能会松开安全带、没有顾虑地抽烟或发生不健康的性行为。在买衣服的时候，很多人喜欢买刚刚能穿进去的衣服（“等我减掉几斤的时候，它们会非常合身”）；没人预计自己会长胖（“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人都开始发福了，所以我最好留出长胖的空间”）。就像骄傲使人失败一样，盲目乐观也会导致失败。
出于虚幻的乐观精神，很多人对自己的恋情心满意足。约会中的情侣会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未来。由于注意力完全聚焦在当前积极的关系上，恋人们往往相信他们会永远相爱。通过对滑铁卢大学的学生进行的研究，塔拉·麦克唐纳（Tara MacDonald）和迈克尔·罗斯说，情侣们的朋友和父母通常能更好地看清状况。父母和室友不太乐观的预测被证明比学生本人的直觉更准确，很多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听任何建议，信心满满地陷入注定不会幸福的恋情中，只好点头同意。在一项调查中，137名领结婚证的新人准确地预测出有一半婚姻将以离婚告终，但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离婚的可能性为零。
尽管乐观主义有助于提升自信和幸福感，但少许的现实主义，或者朱莉·诺勒姆（Julie Norem）所说的“防御性悲观”能使我们避免盲目乐观可能带来的危险。自我怀疑会激励学生们努力。大多数学生（尤其那些注定分数会很低的学生）对未来的考试表现得过于乐观，而过于自信的学生很可能准备不足。比较焦虑但能力并不差的学生担心自己会考砸，因此学习非常努力，结果取得了更高的分数。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校内以及校外的成功既需要足够的乐观主义以维持希望，也需要足够的现实主义以激励勤奋。
因此，尽管我们具有骄人的无意识思考能力、社会直觉能力以及直觉性的专家技能和创造力，但有时直觉会误导我们，使我们产生错误的感知，误解了自己的改变程度，误解了影响因素，对未来的感受和行为产生错误的预测。“有三件事特别困难[13]，”本杰明·富兰克林说，“钢、钻石和了解自己。”
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需要心理学。如果本章介绍的研究者依赖于人类的直觉，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做出有关记忆、情绪、错误信息、被误导的自我预测及乐观主义的惊人发现。主观的个人报告是具有启发性的，但往往不是很有说服力，有时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人们对过去行为的解释和对未来行为的猜测有时是错误的。认识到我们在自我知识上的局限性后，我们便能够做到不轻信，还能促使我们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检视我们或他人的直觉与事实相违背的地方，用理解替代错误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