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间，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真相。
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
对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描述
正如迅速增加的大量证据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具有两种思维——两种认知方式、两种记忆、两个态度层面。一种位于表面之上，在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中。另一种在表面之下，操作着“自动驾驶装置”，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靠它来引导。在社会直觉中、在发展专家技能和形成富有创意的灵感时，我们看到了这些底层认知工人的工作，他们悄悄地溜进了我们的意识。通过经验我们获得了实用的直觉，它们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微妙而复杂。
哪些技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大脑会从双眼接收到同一个物品略微不同的图像。在毫秒之间，大脑分析了这些差异，推断出物体距离我们有多远。即使我们手里拿着计算器，有意识思维也很难完成这样的计算；而你的直觉已经知道了距离。
直觉的力量
我们知道的很多事情对有意识思维来说复杂到无法理解。
无意识学习
你不知道自己知道但事实上知道的事情，比你认为的更有影响力。这是从三百多个研究无意识学习的力量的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认知科学家比较喜欢称之为“非意识学习”，以免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发生混淆）。其中一些实验是由塔尔萨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非意识信息加工实验室（Nonconsciou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Laboratory）的帕维尔·勒维克（PawelLewicki）及其同事实施的，他们的实验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0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勒维克的实验发现，多任务的非意识思维不只在处理着琐碎的日常事务。它在侦测复杂的信息模式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既迅捷又灵活。
举一个例子，你凭直觉知道“一个大的红色谷仓”和“一个红色的大谷仓”这两种表述哪种更好，而你的有意识思维会去努力想清楚分辨优劣的规则是什么。勒维克、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和玛丽亚·切泽斯卡（Maria Czyzewska）说，与之类似，识别一个物体的形状和大小、将它置于三维空间中看似非常简单，其实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几何转换和计算，大多数人都无法说清楚或理解这个过程。不要费劲儿去让象棋大师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走这一步，不要问诗人他们的想法来自哪里，也不要让情侣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陷入热恋。“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就是这样做了。”
塔尔萨大学的实验发现人们的非意识学习能够预期到对意识来说太复杂、太混乱，根本注意不到的模式。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其中一些学生观看数字“6”在电脑屏幕上到处跳动，从一个象限跳到另一个象限。尽管它的跳动似乎完全是随机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意识可以发觉的规则，但事先看过这种展示的学生能够比没有看过的学生更快地在满屏幕的数字中找到下一个隐藏的“6”。虽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追踪数字的能力确实提高了。当数字的运动真的完全随机时，学生的表现也随之变差了。
勒维克以自己心理学系的同事们为被试重复了这项实验。这些聪明的心理学教授知道他在研究非意识学习。他们也同样能够更快地找到跳到下一个位置上的目标，而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最初的模式被换成数字随机跳动模式后，他们的表现也变差了。教授们推测出了各种表现变差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具有威胁性的阈下信息吧）。对于表现出无意识学习的学生，勒维克甚至提出如果谁能发现其中的模式，就奖励100美元。有些学生花费很多时间来破解数字跳动的顺序，但没有人成功。
非意识学习虽然极其复杂，但它非常顽固，不易改变。在另一项实验中，勒维克给学生们展示了一些经过计算机变形后的面孔，有些脸被拉长了，有些被缩短了，有些是正常的（见图3-1）。他告诉学生其中有些人是评分很公平的教授，另一些则是评分不公平的教授。凡是脸被拉长的教授都被研究者说成是不公平的教授，而脸被缩短的教授都被说成是公平的教授。然后他让学生们评价20张新面孔。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进行了非意识学习，他们说自己只是凭直觉做出的判断。结果，他们依然会根据脸部的比例来评判公平程度，猜测长脸的教授不公平，而短脸的教授比较公平。
直觉的力量
在现实生活中，基于有限证据形成的最初印象即使在缺乏支持性证据的情况下也会继续保持。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便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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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不同长宽比的面孔图像
在勒维克早期对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的学生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他展示了我们能够多么快地形成非意识的联系，从而影响我们的行为。研究者给一些学生展示两位女性的照片（A和B），让他们评价谁更友善，结果是一半对一半。另一些学生会先和与A女士长得有些像的实验员进行交流，实验员热情而友好，结果7个学生中有6个认为A女士更友善。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实验员对其中一半被试很不友好。当被试要将自己的数据提交给两位女士中的一位时，他们会避开长得像那位实验员的女士（或许你还记得你曾出于直觉地对某个人友善或不友善，因为他让你想到了另一个人）。
专家技能
1998年，世界跳棋冠军、来自巴巴多斯的罗恩·金（Ron“Suki”King）创造了一项纪录，在3小时44分钟里同时与385名棋手下棋。他的对手通常能够从容不迫地谋划棋路，而金在每盘棋上只能用35秒钟，也就是每步棋用的时间比瞥一眼长不了多少。不过他依然努力下赢了全部385盘棋。他是如何做到的？汽车技师、内科医生和游泳教练（他们都曾经做过研究的被试）如何能瞬间诊断出问题是什么？
与新手相比，专家懂的多得多。在一项经典研究中，威廉·蔡斯（William Chase）和赫伯特·西蒙发现象棋专家与普通人不同，他们往往只需要看5秒钟就能复制出棋盘的布局。臭棋篓子一般记不住多少棋盘布局，而优秀棋手的脑子里大约有1 000个棋盘，象棋大师的脑子里则大约有50 000个棋盘。象棋大师还可能会将棋盘布局拆分为若干个组块，这些组块就是他们以前看到过的棋盘布局的集合。迅速看一眼棋盘，大师就能识别出很多布局，除非棋子完全是随机摆放的，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的记忆力会比新手稍差一些。因此象棋大师可以在5～10秒内凭直觉走出一步棋，不用花时间分析其他走法，而且棋艺不会有什么降低。在一本有关直觉力量的书《心智超越机器》（Mind Over Machine）中，哲学家休伯特·德赖弗斯（Hubert Dreyfus）和工程学教授斯图尔特·德赖弗斯（Stuart Dreyfus）描述了他们对一位国际象棋大师胡利奥·卡普兰（Julio Kaplan）发起的挑战。卡普兰要一边做数字加法，一边在5秒钟内走出一步棋，对手也是大师级的选手，只是棋艺稍微逊色些。“即使分析性思维完全被数字加法占用了，卡普兰在与那位大师的一系列对弈中依然稳操胜券。”就像你能认出上千张面孔一样，卡普兰也能识别出上千种棋路并做出回应。
同样地，内科医生和技师在诊断出问题时，好像在想：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见过的一种症状，当时出现的是某某问题。决定诊断的不是逻辑，因为其他疾病也可能产生相同的症状。但是这种方式很迅速，而且通常是正确的。
判断得更快、具有更惊人准确性的是判断小鸡性别的专业人员。家禽养殖者以前不得不等待五六个星期，直到小鸡长出成鸡的羽毛才能分出它们的公母。禽蛋生产商只想购买和饲养小母鸡，当听说日本人发展出了神奇的能力，能够分辨刚刚孵化出来一天的小鸡的公母时，他们感到特别好奇。即使是家禽养殖者也分辨不出刚孵化出来的小鸡的雄性器官和雌性器官，但日本专家却可以一眼分辨出来。其他各地的孵化厂便派工人去给日本专家当学徒，以提高他们分辨公母的准确性。经过数月的训练和经验积累，最优秀的美国工人和澳大利亚工人几乎可以与日本专家匹敌了，每小时能够分辨800～1 000只小鸡的性别，准确率达到99%。不过不要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正如任何一位判断小鸡性别的专业人员会告诉你的，小鸡的性别差异太微妙了，无法用言语解释。
患有天才综合征的人生动地证明了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心理学家卡罗琳·约楚克（Carolyn Yewchuk）所说的“缺陷中的卓越直觉”。尽管他们的智商达不到正常水平，但天才综合征患者能够说出任意一个已经过去的或将要来临的日期是星期几，或者能够比机械计算器更快地算出某数的平方根，或者凭记忆画出某一场景的全部细节。他们无意识地做出所有这些事情，而且解释不清楚自己是如何做的。一位十几岁的日历计算者解释说：“用我的大脑算啊。”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知道的。
当有经验的大厨说，他们只是凭经验和直觉将原料混合在一起时，他们所说的正是近年来出现的专家行为理论。西蒙指出：“在日常语言中，我们用直觉来描述快速解决问题或找出答案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专家也无法详细解释推理的过程或其他找出答案的过程。情境提供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使得专家能够联系到记忆中存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提供了答案。”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但判断小鸡性别的专业人员凭直觉识别出了微妙的性别标志。
专家的知识也比新手更有条理性，这样他们便能够有效地找到相关知识。新手将信息看成是孤立的散件，而专家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有意义的大型模式。医学院的学生或许知道不同疾病的典型症状，但专家能够看到具有相似症状的疾病之间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是某方面的专家，具有有条理的知识，这使得我们能够富有创造力地整合信息。
具备了有条理的知识后，专家便能够花时间来准确地定义问题了。然后他们通常既会从目标倒推到当前的状态，也会从当前的状态正推到目标。在诊断心脏问题上，心脏病学家肯定胜过外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但他们都不太擅长挑选实习生和住院医师，因为人事选择超出了他们专家技能的范围。
在我们具有专家技能的领域中，我们都是天才。1997年之前，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始终能够打败深蓝计算机。深蓝计算机的程序中安装了数千次经典的象棋比赛（这使它能够利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棒的棋招），并且能够每秒钟计算两亿步棋。有人说，这就像和《牛津英语词典》玩拼字游戏。运用直觉计算和创造力，卡斯帕罗夫证明了人类思维的非凡与卓越。
隐性知识
学术智力与动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成功。但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指出，街头智慧——即“实践智力”同样很重要。人们常常会以隐性知识的形式获得许多直觉性专家技能和实用知识。例如管理上的成功较少取决于智商测验所测量的学术智力（只要此人的智商不低于平均分数），而更多地取决于在管理任务、他人和自己时的精明与世故。很多这样的知识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而且也无法直接传授。它们是隐性的，不是外显的。“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来的更多。”从物理化学家转型为哲学家的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如是说。
通过经验，我们不知不觉地学到了隐性知识。《心灵哲学字典》（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f Mind）上写道，隐性知识通常是意识无法触及的直觉性知识。与外显知识不同，隐性知识是程序性的，不是让人们知道什么，而是告诉人们该如何做。斯滕伯格和他的助手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约瑟夫·霍瓦特（Joseph Horvath）对经理、销售员、教师和军官进行研究，收集了一些不可言传的知识。例如他们开发了一种测试，通过评估某个人如何写出有效的备忘录、如何激励他人、何时授权、如何洞察他人及如何提升自己的事业来测量他们的实践管理智力。在这项测试中得分较高的管理人员与得分较低的管理人员相比，通常工资更高，绩效考评成绩也更好。
休伯特·德赖弗斯和斯图尔特·德赖弗斯注意到，基于经验的隐性知识的积累已经让日本公司获得了益处。
日本公司往往被认为比美国公司更善于管理。被大型公司雇佣的日本员工通常不会跳槽或被解雇，他们的职位逐渐提升。当晋升到最高管理层时，他们对公司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彻底熟悉了。与之相反，美国的经理人为了加速在企业中的晋升，会频繁变换工作。当美国的经理人变换公司时，他们通常会带着什么呢？带着他们从前一家公司的工作经验中获得的专家技能。然而不幸的是，没有两家公司在人事、问题和宗旨上是完全一样的。
身体天赋
让我们做一个小练习，说“爸爸”和“大大”。你能注意到在开始发每一个音的时候，你的嘴形有什么不同吗？这很容易，对吗？那么发“爸爸”和“怕怕”之间有什么不同？你能指导别人如何发好这两个音吗？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你是否意识到了它们的差别？那么现在你知道它们的差别了吗？
“b”和“p”之间的不同，一部分在于微妙的时间把握（由小脑控制，小脑悬挂在大脑的后部，像一颗小菜花）。为了发出“b”的声音，在你振动声带的时候要打开嘴唇。为了发出“p”的声音，在你振动声带的十三分之一秒之前，嘴唇要突然打开。它们之间的差别极其微小，但是你凭直觉毫不费力地、想也不用想地做到了（除非中风造成小脑损伤，搞乱了你对时机的把控。在这种情况下，当你想说“胖子”时，可能会说成“棒子”，但绝对不会说成“当子”）。
或者想一想自然的微笑对你来说是多么轻而易举。我们的身体本能地知道如何微笑（提升面颊）。然而当照相时，我们可能会咧咧嘴，挤出不自然的笑容，完全不是我们跟朋友打招呼时热情而温暖的微笑。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我们每天可以轻易做很多次的事情却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每位人像摄影师都知道这一点。
这些是直觉性身体天赋最普通的例子。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看到的，运动员展现出了对物理学和数学直觉性的惊人理解。在迈克尔·乔丹投篮时，他无意识地瞬间对力量、运动、重力作用、抛物线和空气动力阻力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他知道如何洞察其他9名球员的动作，凭直觉推断出应该向哪儿跑、什么时候跑以及把球传给谁。
在熟练的小提琴演奏家即兴演奏一个曲目时，他的身体和手指凭直觉知道应该如何加工并回应不断接收到的来自视觉、听觉和手指的信息。我的同事米哈伊和德博拉非常擅长演奏小提琴，他们解释说经过多年的练习，演奏者获得了某种直觉，能够设想出特定的音高，知道手指应该放在琴弦的什么位置，应该何时移动手指，使用多大的力道，弓子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角度，施加多大的压力，如何移动身体以保持平衡并释放出能量。所有这些都是同时完成的，没有时间分别决定其中的每一个要素，最终表现出来的是完美的准确性（99%也是不够好的）。小提琴演奏家的直觉很难获得。它是数千小时的练习打造而成的一种自然优雅的无意识过程。
直觉是创造力的源泉吗
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是17世纪一位爱搞恶作剧的天才。他对当时的数学家提出挑战，用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各种数论问题。当数学家们破解了他的其他所有挑战后，费马提出了他最著名的挑战，被他称为“最后定理”，这就是费马大定理。这一定理写在一本书上的毕达哥拉斯方程旁边。毕达哥拉斯方程表述为a2+b2=c2，它具有无限多个整数解，比如a=3，b=4，c=5，但费马说没有一个解能够满足类似的方程式：an+bn=cn，其中n代表大于2的任意整数。“我对这个命题有一个非凡的证明方法，但书边太狭窄，写不下了。”
三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最伟大的数学家对这个谜题苦思不得其解，甚至在1908年悬赏200万美元（这是那笔赏金在如今的价值）的情况下也没有找到答案。像其他许多数学家一样，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三十多年，他很快就要找到解答了。一天早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启示突然降临，解决了最后剩下的一点儿困惑。“那真是无法形容的美好，它既简单又精美。我不明白自己之前怎么会遗漏掉它，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它看了足足20分钟。然后我在系里到处溜达，时不时回到办公桌边看一看它是否还在那儿。答案还在那里。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太兴奋了。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
罗伯特·斯滕伯格和托德·吕巴尔（Todd Lubart）认为创造力有5个成分。创造力是指产生新颖而有价值的想法，怀尔斯的创造力时刻便是很好的例证。
第一个成分是专业知识和技能。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说：“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通过积累，我们获得的观点和看法越多，以富有创意的方式组合这些基本成分的机会就越大。怀尔斯很好地掌握了基础知识，这样对他来说其他数学定理和方法就都可以信手拈来。
第二个成分是富有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在进行创造的时刻，我们会以新的方式看待事物，识别出其中的模式，建立起联系。掌握了问题的基本构成要素之后，我们会以新的方式来探究它或重新定义问题。哥白尼首先形成了有关太阳系及其行星的专业知识，然后才提出了日心说，否定了地心说。怀尔斯富有想象力的最终答案将两个重要但不完备的解答结合在了一起。
第三个成分是乐于冒险的人格。斯滕伯格和吕巴尔在他们有关创造力的作品《创意心理学》（Defying the Crowd）[10]中总结了这个观点。富有创造力的人能够容忍模糊性与风险，能够持之以恒地克服障碍，寻求新的体验。发明家常常会屡败屡战，为了找到适合做灯丝的材料，爱迪生尝试了无数种物质。怀尔斯说他之所以独立于数学界探究费马问题，一部分原因是他想保持专注，避免干扰。
第四个成分是内在动机。创造力研究者特雷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和贝丝·亨尼西（Beth Hennessey）解释说：“当人们被兴趣、乐趣、满足以及工作本身的挑战所激励，而不是被外界压力所迫使时，他们的创造力会最丰富。”在阿马比尔的实验中，研究者让学生们创作最富创意的艺术作品，事先不告诉他们专家会评估他们的创作。在现实世界中，富有创造力的人较少关注外界的激励因素，比如最后期限、别人的催促以及赚钱的压力。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作的内在乐趣和挑战。“我被这个问题深深地迷住了，”怀尔斯回忆道，“在8年时间里，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入睡前，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
第五个成分是富有创造力的环境。新颖而有价值的观点往往是在人际交往中被激发出来的，并且会得到他人的支持和改进建议。心理学家迪安·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对2 026名卓越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最杰出的天才很少会闭门造车。他们得到了其他人的指导与支持，其他人还会对他们提出挑战。很多杰出的天才具有高情商，能够有效地与同伴合作。虽然怀尔斯是相对孤单的创新者，但他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进行探索的，同时得到了他以前的学生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的支持。
创造力的直觉维度源于无意识的加工。怀尔斯大脑里位于下层的认知工人长时间地琢磨着费马大定理。“你必须专心致志地思考这个问题，心无旁骛。然后你不再去想它。那似乎是一段放松的时期，在此期间潜意识取而代之，新的洞见也会在这个时期产生。”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牛顿的创造力也是这样产生的：“他独特的天赋在于他能够持续不断地思考一个纯脑力的问题，直到彻底洞察这个问题。我猜想他之所以卓越不凡，是因为他既有天赋，又具有最强大、最持久的直觉。”
在怀尔斯放松的时候，灵感突然冒了出来。这种现象说明顿悟很多时候来得轻而易举。阿基米德在踏进澡盆时大喊：“我知道了！”因为他突然想到同等质量的纯金皇冠会比银皇冠排出的水更少。凯库勒做梦梦到了两条缠绕在一起的蛇，这使他想到了苯环。在解释自己如何想到了诸如相对论这样的概念时，爱因斯坦说：“文字和语言在我的思维过程中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在一项调查中，8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72位指出了直觉对于成功的作用。“有时我们觉得好像有一只手在引导我们，”198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说，“我们从这一步走到下一步，不知怎么便知道了正确的方向。我真的说不清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与之类似，巴赫说音乐似乎毫不费力就会流淌出来：“问题不是去寻找它们，而是在早晨起床下地的时候不要踩到它们。”毕加索说：“绘画比我更强大，它让我做它想做的事情。在开始创作每幅作品时，有个人和我在一起绘画。”而美国著名喜剧片编剧拉里·吉尔巴特（Larry Gelbart）对创造力过程是这样解释的：“就好像你的大脑是别人的大脑，你的身体被用作它的办公室。”
华兹华斯在《丁登寺旁》（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中写道：
这时，和谐的力量，
欣悦而深沉的力量，
让我们的眼睛逐渐变得安宁，
我们能够看清事物内在的生命。
在灵感与顿悟进入意识之前，它们真的出现在了无意识思维中吗？我们都体会过头脑无意识的工作：临睡前我们会在大脑里设定闹钟，幸亏头脑时钟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停运转，我们才能够在床边闹钟响起前的5分钟醒来。另外，有时候我们会一时想不起某人的名字或银行账户的个人识别码，于是转而去干其他事情，直到突然之间遗失的信息像网站弹窗一样闯入了我们的意识。这就好像无意识活动迸发出了有意识的答案。
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和画家很乐意承认直觉在创作中发挥的作用。“当你停止理性思维的喋喋不休，为直觉留出空间时，你便能找回直觉。”作家安妮·拉莫特（Anne Lamott）建议道。
因此，尽量保持平静，静静地呼吸、聆听。眯起眼睛看着头脑中的屏幕，你会看到你要找的东西，比如故事的细节，情节的发展方向，也许不是在这一刻，但你最终会看到。如果你不再试图牢牢地控制自己的思维，你便会对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细节产生直觉性的预感。停止控制很难，但你能做到。如果你故事中的人物突然从口袋里拿出吃了一半的胡萝卜，那么随他去。过后你可以问自己这个情节听起来是否真实。训练自己聆听细微的内心声音。
在对德国二年级小学生实施的实验中，罗伯特·西格勒（Robert Siegler）巧妙地证明顿悟确实会先进入无意识思维中。让孩子们算一道简单的数学题（18+24-24），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如何解题的。年幼的孩子计算这类题目（A+B-B）需要8秒多钟，而凭直觉得出答案只需要不到4秒钟（看起来答案就是A）。在计算了一系列这样的题目后，孩子们从计算（花费8秒钟或更长的时间）发展到无意识的捷径（花费不到4秒钟，但无法解释捷径）。在算过这样的5道题后，孩子们便能够说出捷径是什么了。从有意识的计算到有意识的捷径通常需要经历4个无意识顿悟的试次。在这些试次中，孩子运用捷径快速地解答问题，而他们在意识上却认为自己运用了加减的方法。
直觉的力量
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说：“我们靠逻辑去证明，但是靠直觉去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