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看不见，甚至摸不到的，我们只能用心去感受。
海伦·凯勒
杰基·拉森（Jackie Larson）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大马雷镇。2001年4月的一个早晨，她在教堂做完祷告离开时遇到了克里斯托弗·博诺（Christopher Bono）。博诺是一个干净秀气的年轻人，个子不高。他对拉森说，自己的汽车抛锚了，想搭车去和住在桑德湾的朋友会面。“我告诉他，他可以去我的店里。我可以在电话号码簿上查到他朋友的电话，他们会过来接他。”拉森后来回忆时说。
当博诺出现在拉森面前的时候，拉森感到胃部一阵疼痛。起初拉森以为他是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但直觉告诉她有什么事情非常不对劲。拉森坚持要求在人行道上和他交谈。“我说：‘我是位母亲，我必须像母亲一样跟你说一说……从你的举止我可以知道，你有一个很好的妈妈。’”提到他妈妈的时候，博诺的眼睛紧紧盯着拉森。“我不知道我妈妈在哪儿。”他说。
交谈结束时，拉森建议博诺返回教堂，去和牧师谈一谈。她还给警察打了电话，建议他们追查博诺的汽车牌照。汽车是用博诺母亲的名字登记的，她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南部。警察来到博诺母亲的公寓，没有人应门。警察破门而入，发现到处都是血迹，露西娅·博诺（Lucia Bono）死在浴缸里。16岁的克里斯托弗·博诺被判处一级谋杀罪。
杰基·拉森有一种感觉，她直觉地感到有什么不对劲。这种感觉通常来得很快。我有三十多年面试应聘者的经验，因此我知道在见到应聘者仅仅一分钟后，根据系里秘书的印象便基本可以预测出这个人是否能应聘成功了。并不只有她一个人是这样。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在见到某人并注意到他的活跃程度、说话方式和手势后，不一会儿就形成了对这个人的持久印象。
能否一眼看穿一个人
思考一下娜莉妮·安贝迪（Nalini Ambaby）和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的研究，他们发现我们会迅速产生社会直觉。仅仅是某人行为的“微末片段”就能透露出很多信息。安贝迪和罗森塔尔让13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给本科生上课并进行录像。研究者从教学录像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处各截取10秒钟的片段，然后让观察者观看这些片段，并对每位教师的自信程度、活跃性、热情度等特征进行评分。令人吃惊的是，基于这30秒教学录像做出的行为评分可以很好地预测出在学期末时学生们对这些老师的平均打分。甚至观察更短的片段，即3个两秒钟的片段，由此得出的评分与学生们的评价之间的相关性仍然达到了0.72（这么高的相关系数可以解释学期末的评估中学生之间一半的变化性）。一些人瞬间形成的第一印象有效地预测了其他人持久的印象。
在各种各样的实验中，呈现微末片段的方式有看录像带节选（有声或无声），透过单向玻璃观察一个人走进房间与某人打招呼，或者仅仅观看照片。在听到人们背诵字母表之后，观察者能够凭直觉比较准确地形成对他们的社会判断。在观察人们走路和说话90秒后，观察者能大致估计出其他人会怎么评价这个人。简单地看一看某人的照片，人们就能对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获得某些感觉。
甚至非常细小的片段也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约翰·巴奇将一个物品或一个面孔的图像仅闪现200毫秒，然后让人们立即做出评价。“我们发现，在看了不到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后，人们便能做出或好或坏的评价。”巴奇说。在进行任何理性思维之前，我们会发现自己一眨眼的工夫就喜欢上或讨厌上了一件抽象艺术作品、一条杜宾犬或一个新邻居。
这种知觉与反应之间的联系体现了古老的生物智慧。当在森林里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人们必须立即做出评估：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那些能够准确看透他人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养育后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今的人类能够瞥一眼面部表情，就知道那个人在生气、难过、害怕还是高兴。令人惊叹的是，不仅一段关系最初的10秒钟能够透露出很多信息，而且我们读懂非语言信号的能力是跨文化存在的，笑脸在全世界都代表快乐，而任何文化都不会用皱眉头来表达快乐。另外，当中国人尝试通过照片来猜测美国人的外向性与亲和性时，他们的判断通常相当一致而准确；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照片也能做出同样的直觉性判断。快速的社会直觉中蕴含着很多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越解释反而越糊涂
在第1章中，我描述了两种认知方式（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第一种方式是反射性的，简单而情绪化。第二种方式是反思性的，复杂而理性。有些事情我们隐隐地知道，但没有外显的记忆。平行信息加工（一部分是直觉性的，一部分是理性的）的另一个例子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和他的同事所说的双重态度系统。威尔逊认为，控制社会行为与解释行为的心理过程是区别开的。直觉层面的态度往往引导着我们的行为，然后理性思维会对行为进行合理化。
威尔逊和他的同事通过9个实验发现，对人或事的态度通常能预测之后的行为。然而如果他们让被试先分析自己的情感，他们的态度就会失去预测作用。例如，约会的情侣对他们的关系是否感到满意，可以很好地预测出几个月后他们是否还会继续约会。而其他被试在评价他们对关系是否满意之前，被要求先列出他们认为这段关系好或不好的原因。这样做了之后，他们的态度就不能有效地预测出未来的关系了。仔细剖析关系这一行为显然将情侣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更容易用言语表达的因素上。对于情侣关系来说，这些因素其实没有那些无法言表的因素重要。诗人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写道：“有时内省是一种灾祸，它使原有的困惑更加困惑。”
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威尔逊和他的合作者让人们从两幅艺术招贴画中选一幅带回家。那些被要求先说出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的被试往往更喜欢幽默的招贴画（因为比较容易说出这幅画的优点）。然而几周后，与凭直觉选择了另一幅画的被试相比，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更不满意。直觉性的第一印象能够透露出真相，尤其当引导行为的是感情而非理性时。
直觉层面的感受不仅能比经过分析的感受更好地预测某些行为，而且也能更好地预测出专家的评判。威尔逊和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让大学生品尝各种各样的草莓酱，然后选出自己偏爱的品种。大学生们不假思索做出的选择极好地预测出了专家的评判结果。同样，在选择更喜欢的课程时，与经过理性分析后选出的偏好相比，大学生的快速选择更好地预测出了专家的评判结果。威尔逊推测，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某种感觉。反思我们具有某种感受的原因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貌似合理，但可能是错误的因素上。有时直觉主义者是对的，我们应该倾听心灵的声音。
直觉的力量
我们具有双重态度系统。自动的、隐含的态度往往不同于受到意识控制的、外显的态度。我们的偏好与偏见一部分是无意识的，一部分是有意识的。
例如从童年时起，我们可能就对某些人怀有习惯性的、无意识的恐惧或厌恶，但现在我们表达出来的却是对他们的尊敬和欣赏。尽管外显的态度会比较容易改变，但威尔逊指出：“内隐的态度就像积习一样，改变起来会缓慢得多。”
情商真的比智商更重要吗
如今的研究型心理学家也会通过区分学术智力（通过智力测验和学术态度测验来评估）与社会智力来比较理性认知和直觉性认知。社会智力使我们能够理解社会情境并设法适应社会。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在高考中成绩名列前茅，但却因为缺乏社会敏感性和社会判断力而毁了前程。确实，正如西摩·爱泼斯坦和彼得拉·迈耶（Petra Meier）所指出的，如果学术态度能够表明社会能力，那么为什么聪明人“在获得幸福的婚姻、成功地养育子女以及获得更健康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并不是特别卓有成效”呢？
社会智力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心理学家约翰·迈尔（John Mayer）和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所说的情绪智力。情绪智力代表感知、表达、理解和管理情绪的能力。情绪智力高的人是自知的，他们努力应对生活，不会让抑郁、焦虑或愤怒绑架自己的情绪。为了追求长远的回报，他们能够延迟满足，而不是让冲动控制自己。他们的共情能力使他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情绪并做出有技巧的回应。他们知道如何劝慰一个感到悲伤的朋友，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鼓励同事，知道如何管理冲突。在情绪方面，他们很机敏，因此往往比那些智商高情商低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婚姻并成为更好的父母。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的情绪研究者卡罗尔·伊泽德（Carroll Izard）进行过一项研究，对5岁儿童识别并说出面部情绪的能力进行了评估。伊泽德在研究中控制了口头表达能力和性格，即使如此他依然发现，5岁时最能够准确分辨不同情绪的孩子在长到9岁时，也是能够轻松交到朋友、与老师合作并有效控制自己情绪的孩子。
迈尔、萨洛维和戴维·卡鲁索（David Caruso）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多因素情绪智力量表（Multifact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MEIS）。这个量表既评估了整体的情绪智力，也评估了它的三个成分。
1.情绪感知。通过各种面孔、音乐片段、图形和故事来测试人们识别情绪的能力。
2.情绪理解。评估人们觉察到情绪如何随时间变化的能力、预测不同情绪的能力（例如：主人扔出一根棍子让狗去追，狗在追棍子的时候被车撞了。司机会产生什么情绪？狗的主人会产生什么情绪？）以及理解情绪如何组合在一起的能力（例如：乐观主义最主要是由哪两种情绪构成的？A.快乐与期待，B.认可与乐趣，C.吃惊与乐趣，D.快乐与乐趣。答案是A）。
3.情绪调节。让人们评估自己或其他人在面临各种困境时会采用的各种策略。
用多因素情绪智力量表以及更新的简化版量表进行的研究显示，情绪智力作为一种真正的人类智力表现出了可靠性、一致性以及与年龄相关的发展。
在极端的情况下，大脑损伤可能会使情绪智力降低，而学术智力保持完好不变。艾奥瓦大学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osio）对两千多名大脑受损的病人进行了记录。其中一名病人叫埃利奥特，他有着正常的智力和记忆力。埃利奥特做手术摘除了大脑肿瘤，从此也失去了情绪。“我和他进行过很多次交谈，从来没有看到一丝情绪，”达马西奥说，“他没有悲伤，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沮丧失望。”达马西奥给他看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比如受伤的人、被毁的社区和自然灾难，而埃利奥特面无表情，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感觉不到任何情绪。就像《星际迷航》中的斯波克（Mr.Spock），以及《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生化人百科（Data）[7]一样，他知道，但感觉不到。由于缺乏情绪信号，埃利奥特的社会智力急转直下。他无法根据他人的感受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结果失去了工作。他破产了，婚姻瓦解；再次结婚，又以离婚告终。最后他只能靠领残障福利金生活，并需要依赖一位手足同胞的监护。
该不该听从身体传达的信号
对大多数人来说，情绪就在那里，我们视其为理所当然。但是“那里”是哪里呢？毫无疑问，你肯定能回想起有那么几次，在有时间进行有意识的诠释或思考之前，你便对某种情况做出了情绪化的反应。你为什么会那样做？我们如何在毫秒之间，在意识雷达侦测不到的地方，对威胁性的信息进行了加工？神经科学家是否在大脑中确定了与社会直觉、情绪直觉相关的脑区？尽管人类的能力并不只存在于某个单一的脑区中，但研究者已经找到了可以解释为什么感情有时会先于思考的神经通路。
有些情绪的神经通路会绕开与思考有关的皮层区域。其中一条通路从眼睛经过丘脑（大脑中的感觉交换机），抵达杏仁核。杏仁核是大脑原始核心中的一对情绪控制中心。这条从眼睛到杏仁核的捷径绕过了大脑皮层，因此在理智介入之前，你的情绪反应就已经被引发了。
杏仁核传送到皮层的神经投射比它接收到的更多。因此大脑研究者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和豪尔赫·阿莫尼（JorgeArmony）提出，情感劫持思维比思维管理情感更容易。当皮层对威胁做出进一步的解读后，思维才接管了控制权。在森林里，树叶的沙沙声让我们远远地跳开，让皮层有时间来确定这声音是捕食者弄出来的，还是只是风吹树叶发出来的。我们的有些情绪反应显然没有经过审慎的思考。心灵并不总受制于大脑。
杏仁核是我们的警报系统中很关键的一个部分。警报系统是社会直觉的一个方面，它使我们的祖先能够本能地逃避捕食者和灾难，并本能地知道谁是可以信赖的。达马西奥和他的同事报告称，警报系统的另一个部分是额叶中的一个区域，位于眼睛的上方。他们研究了6名这个区域受损的病人。脑区损伤没有对他们的一般智力造成影响，但妨碍了产生有效直觉所需的情绪记忆。达马西奥和他的同事给这6名病人和10名正常人一些假钱以及4副纸牌，纸牌背面朝上。被试把桌上的100张纸牌翻过来，希望找到能带来奖金的纸牌，避免会造成罚款的纸牌。有两副牌是“坏”牌，它们通常会给被试带来100美元的奖励，但有时会要求被试交出更大数额的金钱，结果总体上是会造成损失的。剩下两副牌是“好”牌，它们带来的奖励只有50美元，但惩罚也比较小，因此总体上是会带来盈利的。任务设计得很类似现实生活，风险和收益都是不确定的。当抽到严厉惩罚牌的时候，没有情绪的病人只表现出极小的压力反应，他们会更长时间地抽坏牌。正常被试在抽到严厉惩罚牌的时候会表现出更情绪化的反应，并在他们能够说清楚自己为什么那样做之前，就开始避免抽坏牌了。多亏情绪记忆，他们产生了预感，一种引导他们做出选择的直觉。
直觉的力量
在现实生活的很多情境中，从牌桌到董事会会议室，往往是先出现基于情绪记忆的直觉认知，有意识的推理就像马后炮。有时“一盎司直觉胜过一磅深思”[8]。
经典条件作用会增加预感。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饥饿的狗在得到食物前反复听到一种声音，因此在听到这种声音时，它们的身体凭直觉预期到食物的到来并开始分泌唾液。研究者迈克尔·多米扬（Michael Domjan）在让雄鹌鹑接触雌鹌鹑之前，先打开一盏红灯，结果雄鹌鹑很快便对红灯产生了性兴奋的反应。同样地，恐惧也是通过经典条件作用进入我们的直觉的。在1995年苏格兰的邓布兰发生的杀戮事件中，16个5岁的孩子和他们的老师被枪击中了肩膀和肋部。一年后，经历过此次事件的马修·伯尼（Matthew Birnie）在看到玩具枪或听到气球爆炸的声音时还会感到恐惧。在对受过虐待的孩子和没有受过虐待的孩子进行的比较研究中，这种现象被搬进了实验室。受过虐待的孩子在看到电脑屏幕上愤怒的面孔后，因此而产生的脑电波显著更强，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在条件作用中，与天生令人厌恶或招人喜爱的物体相似的刺激会通过联想，引发直觉性的厌恶或喜爱。一般情况下软糖是受人欢迎的食物，但把它做成令人厌恶的形状，比如类似狗屎的形状后，它就会失去吸引力。在我们看来，一个有着孩子般面部特征（圆脸，宽额头，大眼睛，小下巴）的成年人应该会像孩子一样热情、顺从而天真。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人们对某个刺激的情绪反应被直觉性地泛化到了另一个类似的刺激上。
无处不在的社会直觉
其他社会心理学研究进一步探索了人类的社会直觉。让我们快速地浏览一下这些研究，结束我们对社会直觉力量的探讨。
曝光效应
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是最早开始做这方面实验的人。他的实验以及之后几十个类似的实验表明，熟悉能够增加喜爱程度。反复曝光能够增加我们对无意义音节、乐曲、几何图形、汉字、面孔的喜爱，甚至增加对自己名字中的字母的喜爱。理查德·莫兰（Richard Moreland）和斯科特·比奇（Scott Beach）让4位同样很有魅力的女性悄悄地加入有200名学生的班级。她们上课的次数分别为0次、5次、10次和15次。在课程结束后，学生们会看到每位女性的幻灯片并对她们的魅力做出评价。被评为最好看的女性的就是他们见到次数最多的那位。有个台湾年轻人对熟悉与喜爱之间的这种联系一定不会感到吃惊。他给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七百多封情书，希望她能嫁给自己，结果她嫁给了邮递员。
回想起来，这种效应中蕴含着智慧。我们的祖先发现熟悉的通常是安全的、可亲近的；不熟悉的通常是危险的。扎伊翁茨推测，进化让我们在骨子里具有了亲近熟悉的事物、警惕不熟悉的事物的倾向。然而对熟悉的事物出于直觉的偏爱也具有不利的一面。我们会凭着原始本能，无意识地对不熟悉的事物怀有偏见。
自动特质推理
在观察别人的时候，我们会禁不住地进行评判。我们会在无意间快速而自动地推断出他人的特征。在一项实验中，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佩吉特·格罗斯（Paget Gross）给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播放了关于四年级女孩汉娜的一段录像。录像上汉娜在参加口语测试，有些问题答对了，有些答错了。学生们在此之前分别看过汉娜的另外两段录像。在其中一半学生看的录像里，汉娜身处破败的市区。这些学生无意识地做出推断，汉娜的能力很差，有一半题会答错。在另一半学生看的录像里，汉娜身处富裕的郊区。这些学生推断汉娜具有比较强的能力，能够答对大多数题目。特质推断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因为学生们都声称自己没有受到汉娜所处环境的影响。
人们还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性。当听到某人说另一人的好话或坏话的时候，他们会将这种好的或坏的特质与说话人联系起来。林达·梅（Lynda Mae）、多纳尔·卡尔斯顿（Donal Carlston）和约翰·斯科夫龙斯基（John Skowronski）通过几项实验发现，如果我们聊别人的八卦，人们可能会无意间将这些流言蜚语与我们联系起来。说别人是笨蛋、傻瓜可能会让人们认为你也是；说别人敏感而富有同情心，那么你似乎更是如此。哪怕你只是送去坏消息的人，也会招致人们本能上的厌恶；让我们联想起一个讨厌的人的陌生人也会显得很讨厌。
道德直觉
你的道德判断和行为更多的是基于理性的洞察，还是快速的直觉？在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ce Kohlberg）和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影响下，学术界一直支持理性模型。然而基于对双重加工系统的研究，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发现，大脑做出许多道德判断的方式与做出美学判断的方式是相同的，也就是快速而无意识的方式。之后我们会对自己即时的感受进行合理化。当看到有人做出卑鄙或不人道的行为时，我们会感到直觉性的厌恶。当看到人们做出慷慨、仁慈或富于勇气的行为时，我们会产生“崇高”感，即胸口感到澎湃、温暖和炽热。我们还会受到激励，想以他们为榜样[9]。
在海特的研究中，一位女士回忆道，一次她载着三个人开车经过白雪覆盖的社区，有一位老妇人正在用铲子铲掉自己车道上的雪。她没有多想，而后座上的一个人让她在那里停车。“当我看到他从车上跳下来，向老妇人走去时，我意识到他要去帮她铲雪，我吃惊地张大了嘴。”这种出乎意料的善举激发了崇高感，“我真想跳下车，拥抱那个家伙。我想唱歌、想奔跑，或者蹦跳、大笑。我想诉说人性的美好……我回到家，滔滔不绝地把这件事讲给室友们听，他们都很感动。以前我只把那个人看成是普通朋友，而那一刻我对他产生了浪漫的情愫。”
海特将道德解释为一种社会直觉，他认为先产生感受，然后才出现理性。“人类的道德来自道德情绪，而趾高气扬的道德推理只是假装一切尽在掌握，真的是这样吗？”他思索着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按照他的理论，“道德判断是通过快速或感情用事的直觉做出的，然后道德推理才被触发”。道德推理的目的是说服其他人相信我们的直觉。
来自道德两难困境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道德的社会直觉说。想象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撞向5个人。这5个人肯定会被撞死，除非你扳动道岔，让电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那样会把另一条轨道上的1个人撞死。你应该扳动道岔吗？
大多数人说应该。毕竟害死1个人可以拯救5个人的生命。现在想象同样的困境，但这一次，为了救这5个人，你只能将1个陌生人推到轨道上，他会被撞死，但他的身体会让电车停下来。你还会用1个换5个吗？
尽管逻辑是相同的，但大多数人说自己不会这样做。为了探究这种现象的原因，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生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领导的研究团队用脑成像技术研究了人们在思考这种困境时的大脑活动。只有当面临需要把人推到轨道上的困境时，大脑中的情绪脑区才会被激活（当人们感到悲伤或恐惧时，这部分脑区是活跃的）。尽管都采用了相同的逻辑，但后一种困境中夹杂了促成道德直觉的情绪。道德判断不仅仅是思考，也是一种直觉情感。
情绪感染
为了感受他人的情感，你可以模仿他们的身体与面部表情。在实验中，这样的模仿激发了共情。事实上你几乎不需要去尝试。看着别人的脸和姿势，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们其实会自然而然地、无意识地模仿他们每时每刻的反应。我们会让自己的动作、姿势及声调与他们保持同步。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凭直觉理解他人的情感，而且会形成情绪感染。和快乐的人在一起会感到快乐，和沮丧的人在一起会感到沮丧，这一点都不奇怪。难怪在一项研究中，英国的护士和会计发现自己与工作团队之间存在着情绪联系，共同分享着高涨和低落的情绪。也难怪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报告说，当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在听取对可怕事件的描述时，口译者感受到了更严重的创伤，因为他们要用第一人称诉说。有时他们成了受害者，有时则成了作恶者。重复受难者的话语、效仿他们的身体语言，使口译者们深受其苦。
情绪感染是无意识的。我们通常不知道，当别人表现出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会愁眉苦脸；当别人微笑的时候，我们也会微笑。当然，我们不是硬挤出这些表情的（有时这些表情只是非常细微的肌肉动作）。想象你正在参与约翰·巴奇和塔尼娅·沙特朗实施的一项实验。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时不时会搓搓脸或抖抖脚，你是否会像真实的实验被试那样，当同伴搓脸的时候你也可能搓搓脸，当同伴抖脚的时候你也可能抖抖脚呢？如果是这样，几乎可以肯定，你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举动的。然而这样做有助于你直觉性地感受到他人的感受，也有助于其他人感觉到你的共情。无意识的模仿会让社会互动变得更顺畅。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来访者中心疗法使情绪模仿（在此被称为主动倾听）成了一种有意图的共情方法。当来访者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方式进行表达时，咨询师重复并附和来访者说的话。因此70%的咨询师、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在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测试中将自己描述为“直觉型”就一点儿也不令人吃惊了。这一比例大约是普遍人群的3倍（普通人中有25%是直觉型）。
共情精确性
有些人似乎特别擅长读懂他人的想法、感受和意图。他们好像拥有《哈利·波特》中魔镜的直觉力量：“我显示的不是你的脸，而是你内心的欲望。”为了研究共情精确性，威廉·伊克斯（William Ickes）和他的同事将许多两人之间的互动录了下来，有时是两个陌生人，有时是两个朋友或伴侣，有时是治疗师与来访者。然后他们让每对交谈者中的一方观看录像，在他们产生某个想法或感受的地方停下来并把这个想法或感受记录下来。然后让一名观察者（有时是交谈的另一方）观看录像，让他们猜第一个人当时想到了什么或感受到了什么。
什么能够预测读心的准确性？在洞察朋友而非陌生人的内心时，我们的直觉最准确。经历了38年的婚姻后，我知道如何领会妻子的眼神，如何听懂她的语调。非常了解一个人之后，你也许能看出当其他人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寿星凝固的笑容其实传递的是被众人瞩目时的尴尬。不过确实有些人更容易让人看懂，有些人更擅长读心（具有更高的共情精确性）。令人奇怪的是，人们认为自己多么善于读心与他们实际的读心能力如何几乎没有相关性。然而读心能力是可以习得的。伊克斯称，如果能得到反馈，人们的共情精确性会有所提高。由于社会直觉不仅对治疗师非常重要，而且对谈判者、教师、外交官、人事主管、警官、法官、销售员、父母和恋人都很重要，因此这个发现是令人鼓舞的。
识破谎言
几乎没有人能学会如何准确地识破谎言。从过去25年里的数百个实验中获得的结论是，绝大多数人不擅长识破谎言。我在教学展示中呈现了这种现象。受到一个巧妙的实验的启发，我邀请了10名志愿者各自讲一段生活经历（比如最喜欢的假期、令人吃惊的天赋、人生最早期的记忆等）。在讲故事之前，他们抽签决定谁讲真故事，谁讲假故事，其中真假各占一半。在每个人讲完自己的真实经历或胡诌一通后，学生们要猜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通常的结果是，识破谎言的概率为50%。
然而少数人培养出了识破谎言的能力。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和莫琳·奥沙利文（Maureen O’Sullivan）通过给大学生录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让一些大学生观看有关大自然的电影，另一些大学生观看恐怖电影。无论学生们看的是什么影片，他们都要谈论有关大自然的电影，就好像他们看的是同一部影片。通过暴露出的人们在说谎的迹象，比如音调提高，研究者判断被试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的准确性达到了86%。他们还让39名大学生、67名心理学家、90位测谎仪操作人员、110位法官以及126名警官来识别说谎者。这5组人猜测的准确率只有概率水平。而第6组人，即有经验的人群审查者（美国特工处的特工）的准确率超出了概率水平，达到了64%。
在后续研究中，埃克曼的团队发现了其他3组更有能力识破谎言的人。他们分别让美国联邦政府法律官员（多数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说谎感兴趣的临床心理学家和有经验的洛杉矶警方审讯者观看一段录像。在录像中，人们陈述对某些问题（比如死刑）的看法，或者陈述与自己真实看法相反的看法。联邦政府法律官员识破说谎者的准确率为73%，心理学家的准确率为68%，警方审讯者的准确率为67%。随着经验和训练的增加，人们似乎可以像计算机一样捕捉到说谎者在感到内疚、失望和恐惧时细微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
为什么大多数人非常不善于识破谎言呢？埃克曼相信这是因为我们几乎得不到有关谁在骗人、谁在说实话的反馈；同时也因为我们太依赖人们的言语，对瞬间表露的关注不足。瞬间的表露其实相当于匹诺曹的鼻子。更擅长识别出瞬间面部表情的人也是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出说谎者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脑受到损伤，一些病人会变得不太关注语言，因此便能够更准确地注意到面部、身体和声音中的线索，从而识破谎言。因中风导致失语的病人会更关注面部表情。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这类病人识破谎言的准确率达到了73%，而没有失语的人达不到这么高的准确率。正如直觉告诉我们的，大多数人似乎在社会直觉方面具有未被开发的潜力。
女人的直觉是否比男人更敏锐
1995年5月15日，一则新闻故事让我亲身感受到我们多么容易相信谎言。不久之前，我和新时代慈善基金会（Foundation New Era Philanthropy）的创始人约翰·本内特（John Bennett）有过一次令人着迷的谈话。我们都效力于另一家基金会的咨询委员会。在茶歇时他跟我说，他的基金会由7位超级富豪提供资金。“类似于约翰·邓普顿和劳伦斯·洛克菲勒这样的人物，”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在房间另一头的两个人，“不过不是他们。”为了促使其他人捐款，这些捐款人会匿名捐出与其他人捐款额相等的捐款。其中一些捐款人被近400家组织请求捐款，这些组织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管弦乐团和一些基督教慈善机构，比如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和福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机构可以将它们新筹集到的资金寄存在新时代慈善基金会6个月并得到双倍返还，利息便足够支付新时代慈善基金会日常的运营成本。6个月的资金托管期过后，其他个人捐款者（其中包括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和歌手帕特·布恩）就可以把翻倍的善款捐给慈善机构了。
亲耳听到这个故事后，我为他们的崇高德行而感动。回到家后，我把这个惊人的故事讲给妻子和朋友们听，结果更令我吃惊的是，我成了被约翰·本内特的谎言欺骗的人之一。根本就没有什么匿名捐赠者。多亏大学会计的怀疑和勤劳，在吸纳了近3.56亿美元后，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被揭穿了。
人们不禁会想，是什么导致他编造出了这个注定会露馅的谎言，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一塌糊涂（骗局金字塔中的赢家和输家同意进行合作，因此大多数钱被归还，而本内特也进了监狱）。
人们也会疑惑，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被直觉误导。事后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他邀请我加入，我应该会起疑心的。不过我心里很清楚他本可以骗到我的。
本章开篇故事中看穿克里斯托弗·博诺谎言的是一位女性，而大多数被约翰·本内特骗的是男性（或者他只试图欺骗掌握金钱的男性），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是否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女性的直觉确实比男性强？从我的经历来看，这个问题是被问到最多的有关直觉的问题。
性别与共情
当被问及时，女性更有可能把自己描述为富有共情能力的，能够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在某种程度上，两性在共情方面的差异会延伸到行为中。女性更有可能为他人的悲痛而落泪，感同身受。共情能力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认为自己与女性的友谊更亲密、更令人愉快、更能带来抚慰。当寻求同情与理解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往往都会求助于女性。
性别与情绪解读
对于两性在共情能力上差异的一种解释是，女性更擅长领会他人的情绪。朱迪丝·霍尔（Judith Hall）分析了125项针对非言语线索敏感性的研究，她发现女性在解读情绪信息方面通常优于男性。让被试观看一段两秒钟的无声电影短片，短片中显示的是一个烦躁不安的女性的面孔。女性能够更准确地猜出她是在批评某人还是在谈论自己的离婚。尽管男孩在SAT数学考试的分数上平均比女孩高45分（换算为200～800分的最终成绩后），但女孩在解读面部表情上技压男孩。在其他实验中，女性的非言语敏感性使她们在识破谎言方面独具优势。女性在识别一对男女是真正的情侣还是假装的情侣方面也胜过男性。女性还更善于分辨出照片中的两个人，哪个是另一个的上司。
女性的敏感性有助于解释无论在令人沮丧的情境中，还是在令人高兴的情境中，她们的情绪反应都会更强烈。埃里克·科茨（Erick Coats）和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报告称，这种敏感性还使女性更擅长用非言语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尤其是积极的情绪。让女性和男性分别回忆自己感到高兴、难过和愤怒的时刻，将他们的表达录制成无声短片。给观察者观看5秒钟这样的短片，结果发现女性的快乐更容易被识别出来。
性别与认知方式
两性在直觉上的差异很容易被夸大。有些男性对非言语信息的敏感性和共情能力甚至超过了普通女性。不过差异确实存在，这被有些女权主义者标榜为一种女性认知方式。据说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知识往往建立在直觉和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怀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评选出的10位20世纪最杰出的理性主义怀疑论者全都是男性，而且在这个排名中接下来的14位杰出的怀疑论者也全都是男性。在普罗米修斯出版社（Prometheus Books）2001年春夏图书目录的“科学与超自然现象”部分中，有110位男性作者，女性作者仅有4人。
为了进行比较，我的助理和我查看了以直觉为主题的图书作者的性别，包括在前言中提到直觉的图书，发现52%的作者是女性。然后我们查看了当地巴诺书店（Barnes and Noble）中两个类别图书的作者。这两个类别中包含了253册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其中女性作者占37%。怀疑论似乎是男性的天下，而直觉与灵性主题的书籍作者则更多是女性。“转向柔和与安静后，直觉便会开始被激活。”彭尼·皮尔斯（Penney Peirce）在《直觉杂志》（Intuition Magzine）中这样解释道。她鼓励读者们“调低”男性思维。
直觉的力量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为了得到具体有形的结果，男性思维都是必然要使用的一种意识。我们经常处于线性的、男性化的左脑思维状态中，以至于以为这才是正常的。我们忘记了同样强有力的另一种意识状态，这种状态是安静的、不慌不忙的，没有压力与紧张，它就是女性思维。女性思维不以目标为导向，它只是在观察，包括欣赏，无论注意到的是什么，它都会关注当下。
“哇！”其他学者（包括一些女性主义者）惊叹道。这种性别差异真的是与生俱来吗？或者只有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的人才具有这种社会敏感性？在社会权力等级中地位较低的人（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学会了观察老板微妙的表情。当他们成为老板后，同样的这些人就不会去理会下属微妙的情绪变化了。说话的风格也体现出类似的现象：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有权势的人常会有的风格——说话很自信，打断对方，插入谈话，用手触碰对方，较多地盯着对方，较少微笑。女性的影响风格更间接，她们较少打断对方，更敏感，更礼貌，较少过分自信。因此女性是不是应该不再假装微笑，不再转移目光、容忍打断，不再留心细微的信息，而应该直视对方的眼睛、非常自信地说话并对他人的话信以为真呢？朱迪丝·霍尔认为不应该这样。她非常重视女性不那么专横的交流风格，并指出：“只要人们认为女性的非言语行为是不可取的，那么另一个谎言就会永远存在下去，那就是男性行为才是正常的，女性行为偏离了正轨，需要解释才能让人理解。”
进化心理学家补充道，造成性别差异的基因及文化因素，即先天与后天的共同作用，导致女性进化出了她们的行为特点。进化压力决定了女性具有解读孩子和潜在伴侣的非言语表达的能力；而体内流动着睾酮的男性则外出打猎，供养家人。蒂法尼·格雷厄姆（Tiffany Graham）和威廉·伊克斯推测，经过世世代代之后，“这种细微但切实的两性差异变得越来越显著”，它被纳入了有关男女差别的民间智慧中。在这种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尾声，“女性不仅被认为更有可能比男性擅长解读非言语信息，而且被期望、被假定、被隐含地认为确实是更好的非言语信息解读者”。
主张男女平等的历史学家伊夫琳·凯勒（Evelyn Fox Keller）指出，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西方传统长期以来将理性思维看成是男性特征，而直觉是女性特征。玛丽·贝伦基（Mary Belenky）和她的同事认为，女性的认知方式在获得个人知识、主观知识和听取直觉的内在声音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她认为女性在鉴别相互矛盾的观点时不是采用具有敌意的仔细审查，而是在友好的交谈中进入对方的内心，因此女性能够了解并体会对方的思维方式。贝伦基和她的支持者或许夸大了两性之间的差异，但两性在非言语敏感性和自我报告的共情能力上的差距多少为他们的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另外，罗斯玛丽·帕西尼（Rosemary Pacini）和西摩·爱泼斯坦发现，在用量表评估理性（例如“我喜欢智力挑战”）和经验性（例如“我喜欢依靠自己的直觉印象”）时，两性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他们报告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认为自己具有理性能力，而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擅长经验性的加工。”与之类似，在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中，10个男性中有近6个的评分结果为“思维型”（运用逻辑客观地做出决策），而4个女性中有3个的评分结果为“情感型”（基于感觉主观地做出决策）。
在我即将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朋友玛丽·皮弗（Mary Pipher）征询我对她的新书《天涯为家处处家》（The Middle of Everywhere）的手稿的看法。我了解美国难民的方式可能会是收集相关研究，理解相关的调查，研究移民、就业和健康方面的数据。而玛丽的方式是深入来自东欧、非洲、美洲和亚洲的难民家庭，成为他们的朋友，表达他们的情感和经历。通过做这些难民的教学助理和辅导老师，通过一起用餐、一起参加露营并拜访移民服务中心，她理解了难民们的遭遇，对之感同身受，而且使我们也产生同感。按照贝伦基的理论，玛丽·皮弗的主要读者是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解释或夸大两性的差异（女性也可以是对抗性的怀疑论者，男性也可以是敏感的、凭直觉行事的），那么两种认知方式或许可以相互借鉴。也许理想主义的怀疑论者应该对另一种认知方式持有开放的态度，而凭直觉做事的人或许应该加强自己的批判性思维。
两性在对待非理性认知方式的开放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我很好奇这种差异是否会表现在参与信仰活动上。我分析了从1972年起美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对四万多人进行调查的数据，发现23%的男性和33%的女性声称自己至少每周会参加一次宗教活动。我还在想，两性在怀疑精神和灵性上的差异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女性自我报告了较强的共情能力和与他人较紧密的连接有关。女性会花费较多时间照顾学龄前的孩子和年老的父母。女性购买的礼物和贺卡是男性的三倍，写的私人信件是男性的两到四倍，给家人和朋友打的长途电话比男性多10%～20%。如果让女性提供能够表现出她们是怎样的人的照片，她们提供的照片中会有比较多父母的照片以及她们与朋友在一起的照片。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然而正是这些小小的差异令我们非常着迷，其中一个差异就是女性似乎更具共情能力、对非言语线索更敏感并且更注重人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