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多少事情？我相信比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多得多！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魔手》（The Moving Finger）
有人曾告诉你你很了不起吗？确实如此。你在后台加工着大量的信息。你毫不费力地将许许多多认知工人分配去完成大多数思维和决策任务。这些工人在你头脑的地下室里忙碌地工作着。只有真正重要的脑力任务才会被摆上总裁的办公桌，也就是你的有意识思维运作的地方。当别人问“你在想什么”时，你的脑力CEO会提到担忧、希望、计划和问题，完全不在意底层工人的工作。
这就是当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大多数的日常思维、感受和行为是在意识之外运作的。“这很难让人接受。”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巴奇（John Bargh）和塔尼娅·沙特朗（Tanya Chartrand）说。意识倾向于认为是它自己的意图和有意的选择控制着我们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冰山一角的意识最了解自己看得见的自我），然而意识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举一件简单的事情来说吧。一串串语法堪称完美的句子轻松地从你嘴里冒出来（真是惊人，因为语法是很容易出错的），就好像楼下有一些仆人正忙碌地用锤子和钉子把句子拼接在一起，然后用管道输送上去，并流畅地把它们从你的嘴里推出去。你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话语就这么被说出来了。
在我写这个段落的时候，文字在屏幕上快速出现，不知来自哪里的指令让我的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当然肯定不是我的脑力CEO在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进行指挥。我无法告诉你哪里是“w”或者哪里是“k”，但我的手指知道。如果在我打字的时候，有人走进我的办公室，聪明的手指（其实是操纵手指的认知仆人）能够让我一边开始交谈一边打完那句话。更令人惊叹的是技艺高超的钢琴演奏家，他们能一边说话一边演奏出熟悉的曲目。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塞尔（Ulric Neisser）、伊丽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和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曾训练康奈尔大学的一些学生一边阅读故事，一边抄写指定的单词，而且他们完全读懂了故事。我们似乎有两个头脑：一个用于我们暂时意识到的事情，另一个用于其他所有的事情，比如进行计算以抓住飞来的球，将二维的视网膜图像转化为三维的感知，进行节奏适当的呼吸，系上衬衫纽扣，协调肌肉以协助你写下自己的名字，让你听见树叶沙沙声时会立即跳开，让你凭直觉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或者以开车为例。当一个人学开车的时候，驾驶的行为需要CEO层面上的关注。我们尽量不和别人交谈，全神贯注地看着路面。美国人在英国开车，头一个星期会再次体验新司机的感觉。英国人第一次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开车时也是如此。他们需要集中注意力，直到逐渐掌握了靠左或靠右行驶的技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学会了驾驶，之后驾驶会逐渐成为“熟练化”的技能。像大多数生活技能一样，驾驶成了自动化的行为，意识被解放出来。当红灯亮时，我们会下意识地踩刹车，根本不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决定。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会一边开车一边聊天或想心事，其实手和脚才是司机，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
甚至，有时我们想去其他地方，但手和脚却把我们送回了家。“心不在焉是自动化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后果之一。”研究思维遗失（mental lapse）的詹姆斯·里森（James Reason）说。如果老板不指定不同的路线，那么仆人就会按照他们受过的训练来做。不过意识老板随时可以进行干预。这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思维不同。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思维中充满了与管理者对着干的工人，他们受到压抑，具有反叛精神。认知科学中的无意识脑力工人更加友好，更加合作，也更迅速高效。它们的座右铭是“一切为了服务”。
我们应该庆幸人类具有这种自动性。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依靠着大脑的自动驾驶功能。它有效地行使着职责。有脑力大管家帮我们打点各种常规的、熟得不能再熟的任务，我们便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大事上。因为有人照料白宫的草坪，有人负责配餐，有人负责接电话，所以美国总统才能有精力思考国内局势和国际危机。对你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直觉的力量
正如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1911年所说：“随着不需要思考就能完成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多，文明得以进步。”
我们都感受过这种自动性。心不在焉的教授非常了解这种现象。有时在离开洗手间后，我要摸一摸自己的脸，以确定自己是否刮了胡子。有时快到中午时我会去洗手间照照镜子，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梳头。我常常从大厅走到了系办公室，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就像刮胡子和梳头一样，自动化的行走也不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儿童如何利用直觉学习
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知道，但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想一想语言的学习。一个中等水平的美国高中毕业生能掌握80 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从1岁到18岁，人们平均每年能够学到近5 000个单词，也就是每天13个单词。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师每年有意识地教给你的单词数量大约是200个，而每年5 000个的单词量远远超出了这一数量。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类奇迹！在学会2加2等于几之前，你就能独立创造出语法恰当的句子了。父母可能很难跟你解释清楚语法规则，而刚过学步年龄的你直觉性地理解了语法并轻巧地说出了语句，这足以令很多苦学外语的大学生和费力在计算机上模拟自然语言的科学家汗颜。
早在开始能够用语言进行思考之前，婴儿便拥有了惊人的直觉能力。我们天生偏爱能够促进社交反应的图像和声音。新生儿会把头转向有人声的方向；他们盯着人脸图像的时间比看牛眼睛图像的时间更长，而看牛眼睛图像的时间又比看磁盘的时间更长（相比较而言，牛眼睛和人类的眼睛更像）。新生儿更喜欢看距离自己约20～30厘米的物体，这恰好是喂奶时宝宝眼睛与妈妈眼睛之间的距离。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
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的感知能力不断发展。在出生后的头几天，大脑的神经网络便印刻下了妈妈身体的气味。一周大的宝宝，被放在自己妈妈的胸罩和另一个哺乳期妈妈的胸罩之间，他通常会转向自己妈妈的胸罩。让一个三周大的婴儿叼上安慰奶嘴，然后播放包含他妈妈的声音或另一个陌生女性声音的磁带，当听到熟悉的妈妈的声音时，婴儿会更用力地嘬奶嘴。
婴儿还会直觉性地受到简单的物理法则的吸引。就像成年人难以置信地看着魔术把戏一样，婴儿会更长时间地看着停在空中的球、似乎穿过了固体的汽车，或者一个好像消失了的物体。婴儿甚至具有数学头脑。研究者卡伦·温（Karen Wynn）给5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一个或两个物品，然后把物品藏在屏风后面。有时她会通过一个秘密的门拿走或增加一个物品。当屏风被拿起来时，如果物品的数量不对，宝宝盯着看的时间通常是数量正确时的两倍。就像动物天生怕高一样，这是一种直觉性的知识，不需要语言或理性分析的介入。
左脑和右脑，各自为政还是亲密无间
一个多世纪以前，我们便知道大脑的两个半球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事故、中风和肿瘤导致了左脑损伤，通常会损害与理性思维、言语思维和非直觉性思维相关的活动，比如阅读、写作、说话、计算推理和理解。右脑上发生的类似损伤则很少造成这样显著的影响。
直到1960年，人们依然认为左脑是处于主导地位且很重要的大脑半球，而右脑则是比较次要、处于从属地位的大脑半球。左脑就像月亮朝着我们的一面，我们很容易对它进行观察和研究。当然另一面也在那里，但它被隐藏了起来。
外科医生为了治疗严重的癫痫，将大脑的两个半球分开，从而创造出了地球上最令人着迷的一小群人，即裂脑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具有两个头脑。人类视觉的特性使研究者可以将信息单独传递给病人的左脑或右脑。做法是让病人盯着一个点，然后在这个点的左边或右边闪现一个刺激（他们也可以对你这样做，但在你完好的大脑中，接收到信息的半球会马上“打电话”给“山谷”另一边的同伴，把信息传递给它。裂脑手术切断了跨越“山谷”的“电话线”，即胼胝体）。最后，研究者分别对每个大脑半球进行测试。
在一个早期的实验中，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3]让裂脑病人盯着一个点看，并呈现“HE·ART”的信息。“HE”出现在他们左边的视野中（传递到右脑），“ART”出现在右边（传递到左脑）。当加扎尼加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时，病人说他们看到了“ART”，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左手（受右脑控制）却指向了“HE”。一旦获得表达自己的机会，每侧大脑都会报告自己看到的事物。左手直觉性地知道一些它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与之类似，当把一个勺子的图片呈现给右脑时，病人无法说出他看到的是什么。但是当把各种物品混杂在一起，不让病人看，只让他们用左手摸时，他们很快就选择了勺子。如果实验者说：“答对了！”病人会回答：“什么？居然对了？我都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怎么可能选对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左脑在发话，无法诉诸言语的右脑心知肚明的事情却让左脑困惑不已。
这些实验证明右脑能够理解简单的要求，并能轻易地感知物品。事实上，右脑在临摹图画、识别人脸、感知差异、感受并表达情感方面都优于左脑。
尽管左脑很擅长理解语言的字面意义，但右脑在进行精妙的推理方面很出色。如果先闪现单词“脚”作为“启动刺激”，左脑会很快识别出与其密切相关的单词“脚后跟”。但是如果闪现单词“脚”“哭泣”“玻璃”，右脑会更快地识别出与这三个单词都有关，但关系较远的另一个单词“割伤”。如果提出一个口头问题：什么词可以和“高”“地区”“房屋”搭配在一起？右脑会比左脑更快地找出解答——“学校”[4]。正如一位因中风而导致右脑受损的病人所解释的：“我明白这个单词的意思，但遗失了精妙之处。”因此右脑有助于我们调节语言，使语言的意义更清晰。比如我们会问：“前面的路上有什么？”（What’s that in the road ahead?）而不是问：“路上有什么，一个头？”（What’s that in the road, a head?）
有些接受过裂脑手术的病人会因为左手难以控制的独立性而烦恼一阵子。他们的右手在系衬衫纽扣，而左手却在解开纽扣；或者右手把货品放进购物车，左手又把它们摆回到了货架上。这就好像每个大脑半球都在说：“我今天有点想穿绿（蓝）衬衫。”确实，就像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所说，裂脑手术使人们拥有了两个分离的头脑（阅读这些报告时，我想象着一个裂脑人可以自己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左右手互搏）。
当两个头脑发生分歧时，左脑的作用就像新闻广播员，它努力对无法解释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如果病人在右脑的指挥下做出一个动作，左脑会凭直觉将这个动作合理化。如果右脑发出了笑的命令，病人会发出笑声。当被问及为什么笑时，左脑会进行合理化，或许会指出“这项研究很滑稽”。如果病人服从一个发送给右脑的命令“走”，左脑便会提供一个现成的解释“我要去房间里取些可乐”。迈克尔·加扎尼加的结论是，左脑是一个解释者，它能立即构建出证明我们行为合理性的理论。人类总是能够快速方便地构建出意义。
我们身体中大多数成对的器官，比如肾脏、肺和乳房中的每一个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以备一侧失效时，另一侧可以作为备份。大脑的两个半球不属于这种情况。从生物学上看，它们是不成对的一对。每个半球都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似乎每个半球都有自己的思维。只是看着外形相似的两个半球，谁会想到它们为了整体的和谐各自发挥着如此独特的功能？即使弗洛伊德（他没有预料到潜意识里的“冷认知”[5]）也没有想到，在意识之外，我们的大脑正忙碌地从事着如此足智多谋的活动，他也没有想到解释性的左脑能够抓住一点点联系，凭直觉迅速地为我们的行为找出伪造的解释。
直觉的力量
在意识的表面之下存在着许多智慧，在意识的表面之上有着许多自欺欺人。
为什么我们想不起三岁以前的事
我93岁的父亲最近发生了一次轻微中风，中风只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后果。他依然像以前一样和蔼可亲，依然行动自如。他认得出我们，在翻看家庭相册的时候，他可以详细地回想起过去的事情。但是他记不住新发生的对话和日常事件。他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他很喜欢开车出去兜风，对我们正看到的景物发表评论，但是第二天他就想不起来我们曾出去过以及去过哪儿。我们一遍遍告诉他，他的姐夫去世了，但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依然会很吃惊。
奥立弗·萨克斯（Oliver Sacks）讲过另一个具有类似记忆丧失问题的病人的故事。病人名叫吉米，他的大脑在1945年受到了损伤。30年后被问及美国总统是谁时，他依然会回答“哈里·杜鲁门”。萨克斯给他看《美国国家地理》上的一张照片并问他：“这是什么？”
“这是月亮。”吉米回答道。
“不，不是。”萨克斯说，“这是从月球上拍摄的地球的照片。”
“医生，你在开玩笑吗？没有人可以把照相机放到那上面去。”
“当然可以。”
“见鬼！你在开玩笑。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吉米的吃惊是一个55年前的聪明年轻人对穿越到未来的正常反应。
仔细研究这些独特的人，你会发现更奇怪的事情：尽管想不起来新的事实或最近做过的任何事情，但吉米和其他患有类似遗忘症的人能够进行学习。被告知图片（来自《威利在哪里？》）中一个很难找的人物在哪里之后，他们下次便能够很快地找到他。他们能学会阅读镜像书写的文字或玩拼图游戏（他们否认以前接触过镜像文字或拼图游戏），甚至还习得了复杂的工作技能。不过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学过。
这些令人吃惊的发现，对记忆是一种单一的一元化系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与之相反，我们似乎有两套系统在协力运作。虽然有意识的记忆遭到了破坏，但无意识的学习功能是完好的。这些病人能够学会如何做事，这种记忆被称为内隐记忆（或程序性记忆）。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做这些事情或声称自己没学过，这种记忆被称为外显记忆（或陈述性记忆）。读过一遍故事后，第二次他们会读得更快，由此便体现出了内隐记忆。但他们没有外显记忆，想不起来以前曾经读过这个故事。打过一次高尔夫球后，他们会把这段经历完全忘掉。然而他们打得越多，球技提高得也越多。如果反复把“香水”这个词呈现给他们，他们虽然想不起来看到过这个词，但当被问及“香”这个字能够让他们想到什么词时，他们会说出“香水”，由此轻而易举地展现出了学习的结果。他们保留着对过去的记忆，但无法以外在的形式回想起来。从直觉角度看，他们知道的事情比自己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情更多。
这种外显-内隐双重记忆系统有助于解释“婴儿期遗忘”。我们在婴儿期学会的反应和技能，比如如何走路，信任还是害怕其他人，一直延伸到我们未来的生活中。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对出生头三年的经历完全想不起来了。尽管我们受益于各种直觉的遗产，比如对距离的感知，对善与恶的感知，对熟悉的食物、人及地点的偏好，但在我们的有意识思维中，人生最初几年是一片空白。之所以会发生婴儿期遗忘，是因为我们要通过语言来检索外显记忆，而学步儿还没有学会说话。另外一个原因是储存外显记忆的关键脑区（海马）是最后成熟的一个大脑结构。我们把过去的很多事情都遗忘了，但一些我们想不起来的事情其实被我们靠直觉内隐地记住了。
哪些事我们不知道自己知道
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大脑中“嗡嗡嘤嘤”地发出低语，产生影响，而当事人意识不到。相信旧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和现代认知科学家都会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和劳拉·斯马特（Laura Smart）用“深层认知激活”来描述这个地下世界。无意识思维的假设长期以来存在着可信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为自己说不出来的东西提供证据呢？
针对一个人为什么抽烟、另一个人为什么害怕马以及第三个人的性取向，弗洛伊德运用无意识动力学进行了事后解释，这种解释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如果你对母亲的死感到愤怒，弗洛伊德的解释是“因为你未解决的童年依赖需求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感到愤怒，那么也印证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因为“你在压抑自己的愤怒”。正如C.S.刘易斯（C.S.Lewis）的观察发现：“我们的论证就像以下这种说辞：‘如果椅子上有一只看不见的猫，那么椅子看起来是空的。而椅子看起来确实是空的，因此椅子上有一只看不见的猫。’”事后解释适用于某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文学评论界具有如此长久不衰的影响力。但是进行科学解释就像是赌马，你必须在比赛开始前下注。
我们的梦境或者我们在罗夏墨迹测验中的投射是否提供了某种心理X光片，能够让我们一窥意识层面之下的世界？批评家说，是时候从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弗洛伊德将梦称为“通往无意识的捷径”）中醒来了。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他最有价值的发现，但其实这是他最大的失败之一，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梦境表达了人们的无意识愿望。批评家说，梦的解析真是一场噩梦。甚至弗洛伊德也承认：“有时雪茄就代表雪茄。”
罗夏墨迹测验很受人们重视，但也常常遭到非议，它的目的是揭示出潜意识的情感和冲突。研究者李·西科莱斯特（Lee Sechrest）和他的同事发现罗夏墨迹测验缺乏效度。这个观点得到了心理学界几乎一致的赞同（最近，另外一些专家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测验“得不到经验事实的证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道斯（Robyn Dawes）非常直率，他说：“如果一位职业的心理学家在你处于危险状况中时对你进行‘评估’，让你做墨迹测试……那么直接离开那位心理学家的办公室吧。”
旧有的精神分析方法不能可靠地揭示出无意识心理的活动，而新的认知科学可以。首先思考一下我们分配注意力的能力。你肯定知道有意识的注意是选择性的，每次只能注意一件事。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试着用右脚逆时针画圆，同时用右手反复写数字3（假定你是右撇子）。你可以轻松地做其中任何一件事，但没法同时做。如果你受过音乐方面的训练，还可以试着用左手均匀地敲击出3个拍子，同时用右手敲击出4个拍子。除非通过练习让它们成为自动化的行为，否则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你必须施加有意识的注意。有意识的注意一次只能注意一件事。
直觉的力量
意识使我们能够聚焦。如果时间是大自然为了避免所有事情同时发生而采取的一种方法，那么意识就是大自然为了避免人们同时想所有事情而采取的一种方法。
我们也是一点一点获得感知的。一个知觉从我们头脑中的神奇画板上被擦掉后，另一个知觉才会出现。由于有意识的注意具有选择性，因此我们在观看图形与背景可逆转的图片（见图1-1）时，每次只能看到一种图形，直到这种知觉方式消逝，另一种知觉方式才会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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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两可图形
与之类似，在阅读这句话时，你觉察不到屁股下面的椅子、挤压着脚的鞋子或者处于你视线上的鼻子。然而它们都在那里。在鸡尾酒会上（或者在利用耳机对两只耳朵播放不同信息的双耳分听实验中），你只能参与一个交谈，或者在两个交谈之间跳来跳去，但是如果你在关注其中的一个交谈，那么肯定听不到另一个交谈中的对话。无论你在关注什么，它都会得到你全部的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曼哈顿开车时最好不要打手机的原因）。
然而现在事情变得真正有趣起来，事实证明，我们能够加工未被注意的信息，或者受到它们的影响。假设在聚会的喧闹声中，有人说到了你的名字，虽然你没在注意他们的交谈，但你的注意力会立即转移过去。这就好像楼下的工人始终在盯着雷达的屏幕，注意有没有出现物体光点，即噪声中的信号。一旦出现，他们会立即提醒你的脑力CEO。在双耳分听实验中，当侦查到会激发情绪的字眼，比如曾与遭到电击联系在一起的字眼时，楼下的工人就会发出警报。与之类似，在双眼分视实验中（两只眼睛看到不同的图像），你只能看到一个图像，但大脑中的雷达技师会对另一个图像进行初步扫描，以探测有没有重要的信息。因此就在现在，在你的意识之外，很多信息正在被加工着。
想象你自己正处于社会心理学家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实施的双耳分听实验中。通过耳机你听到一只耳朵边在播放一段散文，你要对照着文稿复述出耳机中的语句。由于这项任务需要投入全部的注意力，因此你根本注意不到对着另一只耳朵播放的简单而新奇的曲调。这支曲子并非处于听力阈值之外，也就是说你能够听到它，就像你能感觉到自己穿着鞋一样，但是你完全没有去注意它。当实验者后来将这些曲调穿插在新曲调中时，你根本不记得自己曾听过这些曲调。尽管一段时间之前你亲耳听到过它们，但你无法从一组曲子中把它们挑出来。然而如果让你评价对每个曲调的喜爱程度，你会发现自己更偏爱之前听过的曲调。你的偏好透露出了有意识记忆无法回想起来的事实。
拉里·雅各比（Larry Jacoby）和他的同事做过一个巧妙的实验。他们在被试不注意的耳朵边播放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比如艾德里安·马尔和塞巴斯蒂安·威斯道夫，在全神贯注的耳朵边播放数字串。事后被试一般无法从一组从未听过的名字中把播放过的名字挑出来。但是他们通常认为不经意间听到过的名字更著名。通过这个实验，研究者成功地证明了无意识记忆的存在。
或者想象你正身处另一个双耳分听实验中。一只耳朵听到的是意思模棱两可的陈述，比如“我们站在河岸（银行）边”[6]。同时另一只耳朵会无意识地听到一个相关的词（河流或金钱）。这个不经意间听到的词“启动”了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方式。这种启动实验展示出未被意识到的想法如何影响了其他想法或行为，启动唤醒了相关的联想。在另一个实验中，实验者要求被试做完形填空题，题目的句子中包含“老”“明智”“退休”这样的词。之后这些被试走向电梯的速度比没有受到启动的被试更慢。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与这些实验类似的情况：
独自在家看恐怖片会启动我们的思维和情绪，使我们把火炉发出的声音听成是闯入者的声音。
◇◇◇
对许多心理学系的学生来说，阅读有关心理疾病的内容会对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产生启动作用。与之类似，学习疾病的症状会启动学医的学生为自己的淤血、发烧或头疼症状感到忧心忡忡。
◇◇◇
让人们拼出“商店”（shop）这个词，然后问他们（或问你自己）：“看到绿灯时要做什么？”很多人会回答：“停（stop）。”当意识到自己被启动诱导而犯了错时，他们会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需要记住的教训是：尽管感知需要投入注意力，但未被注意的刺激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另外，被植入的想法和图像能够自动地、无意识地、轻而易举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与回忆。
在大量新的研究中，即使被呈现的刺激是阈下刺激，也就是刺激时间非常短或强度非常低，根本感觉不到，但由此产生的启动效应依然会表现出来。看不到的东西不一定不在头脑中。一个轻微得觉察不到的电击，会增加以后遭遇电击时人们感受到的强度。以难以觉察的方式闪现单词“面包”，会使人们更快地找出相关的单词，比如黄油，而不是其他无关的单词，比如瓶子或气泡。以阈下方式给人们呈现一种颜色的名称，当这种颜色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人们能够更快地识别出它。在每一种情况中，看不见的图像或文字都启动了对后一个问题的反应。
想象你正在参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摩西·巴尔（Moshe Bar）和欧文·比德曼（Irving Biederman）所做的实验。如果你和他们的学生一样，那么你有七分之一的概率能够说出只呈现47毫秒的简单图像（比如锤子）的名称。但是如果15分钟后在同样的位置你再次看到这个图像，且在此之前你会看到其他一些图像，情况会怎么样呢？你能够识别出锤子的概率比三分之一还大。第二次呈现与第一次呈现结合在一起，似乎就足以唤醒大脑中的某些意识。
这种不知不觉中的影响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和隐匿性：
在一个实验中，实验者以阈下的方式对被试闪现能够引发正性情绪（比如小猫或情侣）或负性情绪（比如狼人或死尸）的画面，然后立即让被试看人物的幻灯片。尽管被试的意识只感觉到了灯光闪烁，但对于正性画面闪过之后出现的人物，他会给予更正性的评价。不知怎么的，与紧接着狼人出现的人物相比，紧接着小猫出现的人物看起来更正派，虽然被试并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狼人还是小猫。
◇◇◇
同样地，让不懂汉字的西方人进行判断，如果在汉字出现前先闪现未被觉察的笑脸，那么和闪现哭丧脸相比，他们会认为汉字似乎蕴涵着更美好的意义。
◇◇◇
在看到未被觉察的导师的哭丧脸后不久，研究生对自己研究想法的评价会更消极，就好像导师的不赞许正隐藏在无意识的思维中。
◇◇◇
如果给学生展示阈下的蜘蛛图片，然后施以电击，那些擅长猜测自己心率的学生便能够预测到即将到来的电击。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了蜘蛛，但那些身体反应与蜘蛛图片达成一致的学生似乎拥有了第六感。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以下这个惊人的结论：有时我们凭直觉感觉到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
阈下影响实验进一步证明无意识的信息加工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实验是否也能证明商家所宣传的阈下广告和阈下自助磁带是有效的呢？“隐藏的游说”是否能够侵入我们的头脑？研究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不能。尽管商家声称阈下信息对行为具有持久的有力影响，但实验室研究显示，它们对思维和情感的影响是短暂而微弱的。另外，实验还证明商业化的阈下磁带除了具有安慰剂效应外，没有任何其他效果。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对阈下启动进行过许多研究，他对自助磁带做过16个实验，结果一致发现，没有一种磁带有治疗效果。例如让学生们听据说能提高记忆力的阈下磁带，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好像真的提高了。但是其中一些学生其实听的是宣称能够提高自尊的阈下磁带。与之类似，以为自己拿到的是提升自尊的阈下磁带的学生，感到他们好像真的获得了预期的益处。然而治疗前与治疗后实施的测试显示，两种磁带对自尊或记忆力都没有任何效果。
正如我们将会一再看到的，这样的实验是区分幻想与现实、希冀与事实、稀奇古怪的想法与看似古怪但真实的想法的工具。谁能猜想出大脑是如何将视觉的子程序分开，然后又整合到一起的呢？“人生无限奇妙，远非人类的头脑所能想象。”夏洛克·福尔摩斯在阿瑟·柯南道尔所写的《血字的研究》（Study in Scarlet）中道出了真理。为了从伪装的真相中挑选出古怪但真实的观点，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做法：检验它们。
人类是直觉动物还是理性动物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严肃的心理学中，还是在流行心理学中，直觉都是一个活跃的角色。在意识之外，我们的大脑以一种无法言说的方式加工着数量庞大的信息。在永远处于活跃状态的大脑中，许多活动流并行着，自动地发挥功能，形成内隐记忆，只是偶尔才冒出表面，表现为有意识的言语。这种无意识的加工被称为“简化思维”（thinking lite），它只需正规思维的努力的四分之一。正如玛丽皇后2号（Queen Mary 2）的船长需要依靠一千多名船员一样，我们也需要依靠看不见的认知仆人。没有他们，我们每天早晨起床都会成问题。让我们感谢直觉认知吧。
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数百个研究两种认识方式相对贡献的实验，我们只抽取其中的几个。这两种认知方式是自动的（无意识的）方式和可控的（有意识的）方式。当与人初次见面并互致问候时，当揣摩并预测他们的行为时，当甄别陌生人并将刻板印象套用在他们身上时，引导我们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下意识的直觉，而不是审慎的推理？一流的研究者约翰·巴奇推测在很大程度上，“自动的、无意识的加工遍及心理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伽利略“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的特权位置上移走”一样，巴奇认为自动化思维的研究“将把意识从它的特权位置上移走”。根据他的理论，意识的目的是“将并行式的思维与序列性的世界联系起来”。巴奇认为，无意识不像有些研究者主张的那样愚笨和不理性。无意识的、直觉性的倾向发现并反映出了我们个人历史的规律性。幸亏有了这些经验的积累，网球运动员才能自动且明智地判断出为了拦截住球，他应该往哪儿跑。当大威廉姆斯猛力击球时，有意识的注意、无意识的知觉以及相互的协调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结果就形成了她近乎完美的物理直觉。
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心理学家西摩·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也区分出了两种认知方式，一种是经验性的方式，另一种是理性的方式。他认为其中一种是直觉性的、自动的、非言语的，另一种是分析性的、理性的、言语的。它们之间的其他区别是：
经验性认知
□迅速——引发即时行为
□情绪化——迎合令人感觉良好的事物
□起中介作用的是过去经验形成的氛围
□不证自明——“经历过就是真的”
□泛化——有利于形成刻板印象
理性认知
□缓慢——引发延迟的行为
□逻辑性——基于可感知的事物
□起中介作用的是有意识的评估
□用逻辑和证据证明
□分化——不鼓励过度泛化
爱泼斯坦和他的学生用调查问卷来评估个体的思维风格。他们让人们评价自己有多喜欢智力挑战，有多擅长逻辑分析，更喜欢理性思维还是更喜欢依赖直觉性的印象、相信预感和凭直觉行事。不过每个人都会运用这两种认知方式。有时我们不得不学会适应它们相互冲突的结果。从理性上讲，我们知道坐飞机比开车更安全，但从情感和体验上看，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从理性和审慎的角度上讲，我们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种族的成员。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社会直觉可能会将我们导向不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