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带动农业革命
最可能因为了解野生物种而获益的关键产业中，农业是其一。世界粮食供应目前全系在生物多样性很有限的几种植物上。在目前已知的25万种植物中，人类粮食有90%来自其中的100多种。111其中负担最重的有20种植物，里面又只有3种是攸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禾本科作物，这就是小麦、玉米和水稻。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最主要的20种作物，只不过是差不多1万年前各地农业兴起时，当地碰巧存在的植物。这些各自兴起的农业地带包括：地中海一带和近东、中亚、非洲的岬角、亚洲热带的水稻区、墨西哥高原、中美洲以及南美安第斯山区。
然而，还有约3万种野生植物拥有可食用部位，曾喂养过早期靠打猎采食维生的人类，只是这些植物多半都不是生长在上述的农业兴起的区域内。在这3万种可食用植物中，起码有1万种可以发展成人类的主要作物。其中有几种甚至马上就具备商业发展价值，譬如，美洲的三种苋类植物、安第斯山的秘鲁胡萝卜（arracacha）以及亚洲热带的翼豆（winged bean，或称四棱豆）。112
一般而言，这25万种植物（事实上应该说所有生物），都有可能提供它们的基因，经由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植入作物内，来改良品种。只要植入适当的DNA片段，就可能创造出耐寒、抗虫、多年生、生长快速、高营养价值、多用途、具备水土保持能力乃至更容易播种和收获的品种。此外，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基因工程技术不但全面，而且实时。113
这个分子遗传学革命的附加产物——基因工程技术，始于1970年代。1980—1990年代，在世人还没有完全会过意来之前，它便悄悄成熟了。譬如，有一种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基因被植入玉米、棉花和马铃薯的染色体中，以便让这些作物制造出某种能杀死害虫的毒素。不用再喷洒杀虫剂了，基因改造过的植物现在会自己照顾这一点了。黄豆、油菜（canola）等植物，也被植入其他细菌的基因，因此可以抵抗化学除草剂。如今，农田清除杂草的代价便宜得多，因为不会伤害到其中生长的作物。
到目前为止，最重大的突破完成于1990年代末，那就是黄金稻（golden rice）的登场。这种带有细菌与喇叭水仙基因的新种稻米，能够制造维生素A的前驱物β-胡萝卜素。由于原本缺乏维生素A的稻米，是地球上30亿人口的主食，额外添加的β-胡萝卜素，对人类的贡献可不算小。差不多同时期，借由两项近乎马戏班杂耍的伎俩，基因工程技术证实了它那无穷的潜力：一个细菌基因被植入猴子体内，另外一只水母的生物荧光基因则被植入一株植物体内。
基因工程引起反对声浪，几乎无可避免。对许多人来说，人类的生存基础等于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掉了。在缺乏警示的情况下，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s）溜进我们的生活，充塞在我们四周，悄悄改动了自然界与社会的秩序。针对这种新工业的抗议活动，始于1990年代中期，1999年时整个爆发，恰恰赶上成为千禧年的天启预言活动。欧盟禁止了转基因（transgenic）作物，英国的威尔斯（Wales）王子则把这种方法比喻成“扮演上帝”，激进的示威者更是要求全球禁止基因改造生物。“科学怪食”、“超级野草”以及“农场末日”（Farmageddon）等新词也应运而生；按照英国报纸的说法，它们是“基因黑暗面的疯狂力量”。有些著名的环境科学家发现，无论就技术层面还是就伦理层面，基因工程都有商榷的必要。
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2001年），各国舆论和官方政策对于此一议题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法国和英国坚决反对，中国强力赞成，至于巴西、印度、日本和美国，则是态度谨慎。尤其是美国，直到“瓶中精灵”（转基因作物的封号）被释放出来后，大众才意识到这个议题。1996—1999年，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田，由154万公顷，猛蹿升到2871万公顷。在20世纪结束时，超过半数的黄豆和棉花，以及接近三分之一（28%）的玉米，都是转基因产品。
事实上，基因工程确有值得顾虑之处，现在我就来总结并评论一下。114
◆除了哲学家与神学家外，还是有许多人对于转基因技术的道德层面感到不安。他们承认这项科技带来的益处，但是，他们也觉得如此东一点、西一点修改生物，令人不大舒服。虽说人类自从有农业以来，早就培育出许多动植物品种，但是从未有过像基因工程所开创的这般大规模与快速。此外，在传统植物育种的年代，杂交通常只限于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系之间，或最起码血缘极相近的物种之间。反观现在，杂交范围扩大到整个生物界，从细菌、病毒，到各种动植物都可以作为杂交的对象。到底我们应该替这种科技订定多大的容许范围，一直是还没办法解决的道德议题。
◆任何一种新的转基因食物，对于人体健康究竟有何影响，目前还难以判断，而风险当然也是有的。不过，这些产品也可以像其他新上市的食品一样，先经过测试，然后取得认证，之后才申请商标。现在我们还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所造成的影响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然而，科学家大致都同意，这种转基因产品本质上变动幅度是很大的，理由如下：所有基因，不论是生物体原有的或源自其他物种的，都具有多重影响。它们被看上的原因多半只是主要的功效，例如制造杀虫物质等。但是，它们还是有可能同时产生要命的影响，例如产生过敏源或致癌物等。
◆被转入的基因有可能通过杂交从植入的作物体内，脱逃至和该作物生长在一起的野生近亲体内。在农业上，杂交一向极为普遍，早在基因工程问世前便已如此。在全球13种最主要的作物中，有12种都曾经在某时、某地留下杂交的记录。然而，它们的杂交后代从来不会兴盛到反过来压抑野生种母株。我从未见过任何杂交品种能在自然环境中，胜过血缘相同或极为接近的野生种，我也从未听说过有任何杂交种变成超级野草，变得和地球上危害最大的非杂交野草一样。无论在自然环境还是人为改造的环境中，人工培育出来的物种或品种，竞争力都比不过它们的野生种，这已经变成一条通则了。当然，转基因有可能改变这条通则。只不过，现在一切都还言之过早。
◆转基因作物有可能借由其他方式，降低生物多样性。眼前就有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某种用来保护玉米的细菌毒素，可以附着在花粉上随风飞行距离农田60米或更远处。然后，它们便降落在马利筋属植物上，进而杀死靠这种植物为生的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幼虫。另外一桩意外之事是，在种植“可抗化学除草剂的作物”的田中喷洒除草剂后，野草虽然清理光了，但是鸟类的食物也因此减少，使得它们在当地的族群数量跟着下降。这些现象对环境造成的次级影响，尚未经过详细的田野调查。然而，基因工程普及后，这些影响到底会变得多严重，目前还有待观察。
◆许多人一意识到基因工程可能对日常食物造成威胁后，就很自然地相信，他们的自由又被某些暗处的公司（不信的话，看看有谁能叫出三家这方面主要企业的全名），借由他们无法控制甚至无法理解的科技给夺走了。同时，他们也害怕，这种依赖高科技的工业化农业，可能会因为一个偶发的小错误就酿成大灾难。这种焦虑其实源自深深的无力感。在公众言论领域，基因工程之于农业，就好比核工程之于能源。
横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如何能在确保其他生物存活的情况下，喂饱新增的几十亿张嘴，并且不用陷入浮士德式的交易：出卖自由或安全。没有人知道这难题应如何解决。同时研究基因工程利弊的科学家及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基因工程所带来的利益还是超过风险。利益一定是来自“永续革命”（Evergreen Revolution）。这项新行动的目标在于大力提升食物生产量，必须远超过1960年代绿色革命的成绩，然而，当年使用的技术和管理政策甚至比现存的还要先进和安全。115
基因工程几乎肯定会在永续革命中扮演要角。认识到基因工程同时存在的利益面与风险面，大多数国家因此开始积极调整政策，以便管理转基因作物的销售问题。推动此一快速发展过程的最大动力，来自国际贸易。
2000年，这项议题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同意遵守《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这项公约授予各国限制转基因产品进口的权力。该议定书同时也设置了生物安全信息交流中心（biosafety clearing house）来发布相关的国家政策信息。差不多在同时，美国国家科学院邀集另外五国（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英国）的科学院，以及第三世界的科学院，一起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开发。他们对于风险评估以及核发执照提出建议，并强调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更进一步研究并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