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苏门答腊犀牛
1992年9月,著名的亚洲大型哺乳类动物专家拉宾诺维奇(Alan Rabinowitz),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婆罗洲最北端,进入沙巴州的达隆河谷(Danum Valley),去寻找最后的苏门答腊犀牛。达隆河谷已规划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一般认为应该有比较多的苏门答腊犀牛,尽管它们的族群在这座大岛上已经日益减少。探险队分为五支小队,三支以步行方式进入森林,两支则乘直升机抵达其中心位置。每一支小队都以不同路径来回穿越河谷。全部加总后,他们最多只找到7头犀牛。他们也看到被遗弃许久的泥坑和所谓的犀牛“鬼魂脚印”(ghost spoor),也就是已经死亡的犀牛所留下的痕迹。此外,他们还撞见过盗猎者。有一次,一支直升机小组几乎意外地降落到一群盗猎者的营地上,吓得他们一哄而散。
之后,拉宾诺维奇和同事夏勒(George Schaller)又探访了缅甸在20年前设立的塔曼蒂(Tamanthi)禁猎区,这个地区是为了保护老虎、苏门答腊犀牛以及其他大型本土哺乳类动物而设置的。结果还有为数不多的老虎,但是完全看不到犀牛的踪迹。当地傈僳族猎人描述了他们是如何一头头地追猎这种动物的,直到一头也不剩。猎人们说:“都没了,已经好多年没看到半头犀牛了。”其中几个年纪较大的人还记得最后一头犀牛被猎杀、宰割、取角的情景。
苏门答腊犀牛是否可能像加州秃鹫和毛里求斯隼一样,被及时抢救出坟墓呢?两项标准抢救方法中,人工饲育到目前为止没什么成效,而现存保护区在防止盗猎方面,成绩也不理想。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几位犀牛专家,都认为苏门答腊犀牛已经步上穷途末路。他们指出,不论是什么解决方案,现在不做将永远没有机会。
另一个新的拯救方法是,在雨林地区用围篱圈起一块面积介于动物园和保护区之间的禁猎区,然后严密监控。这类设施面积差不多100英亩,已经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以及沙巴设立了。到目前为止,这些地方还是没办法成功复育犀牛宝宝,但起码它们是处于半天然的情况,也许还有益于犀牛繁殖。同时,既然情况如此疯狂(犀牛角的天价、缺乏科学证据的疗效以及因此造成的严重环境破坏),最有希望的办法是,看看能不能用什么法子,说服或强迫医生把犀牛角从药典中除名。
挡不住的市场力量
对于这类事情,西方工业国的所谓道义虽然不难体会,但是不见得合理。同样无法约束的市场力量,在世界各地所有国家都一样畅行无阻。500年来,位于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城(Srinagar)里,织工们都在处理藏羚羊(Tibetan antelope)93的羊绒,它们的质量之佳,在波斯语中赢得“沙图什”(shahtoosh)的称号,意思是“羊毛之王”。
到了1980年代末,全世界忽然风靡起沙图什披肩来,一些名流,譬如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名模布里克利(Christie Brinkley),都曾一派天真地披挂这种披肩。市场需求量立刻激增,由每年数百件增加到数千件。单件披肩的价格也飙涨到1.7万美元。很自然,猎人就开始无情地追捕藏羚羊,以求获得更多羊绒。制作一条1.8米长的围巾,需要三只以上的藏羚羊,如今,沙图什在克什米尔依旧能合法买卖,据估计每年约需猎杀2万头藏羚羊。目前野外只剩下约7.5万头,大部分都位于遥远的青藏高原西部或是中北部。
美国也是一样,加利福尼亚州沿岸对于鲍鱼的需求量之大,使得四种浅海鲍鱼因商业捕捞而数量下跌。(我也是一不小心成了鲍鱼的消费者。)缺货之后,焦点又转到了白鲍鱼身上,这是一种产于深海、比较不易取得的鲍鱼,同时也是最柔软和最受欢迎的品种。从那以后,1969—1977年间,白鲍鱼捕捞量激增,最后使它们的数量减少到濒危灭绝的程度。今天,盗捕依然猖狂,白鲍鱼终于完全消失了。
一百心跳俱乐部
苏门答腊犀牛以及白鲍鱼是教科书的最佳范例,见证了人类如何借由野蛮滥捕及其他活动,将世界各地大批物种逼到只差一步就要沦为环境保护科学家口中的“全球”灭绝状态,也就是全球都找不到存活的该种生物了。最危险的一群动物,我称它们为“一百心跳俱乐部”(Hundred Heartbeat Club),是由存活个体数小于或等于100的动物组成,因为它们距离全球灭绝只有100下心跳。这里面很抢眼的动物包括菲律宾鹰、夏威夷乌鸦、蓝金刚鹦鹉、白鳍豚、爪哇犀牛、海南长臂猿、温哥华岛土拨鼠、得克萨斯州尖嘴鱼以及印度洋腔棘鱼等。其他排队等着提早加入一百心跳俱乐部的动物,则有大熊猫、山地大猩猩、苏门答腊猩猩、苏门答腊犀牛、金竹狐猴、地中海僧海豹、菲律宾鳄以及北大西洋最大的鱼类仓门鳐。
全球10万种已知的树种中,至少有976种处境同样危急。94有一群状况极度危急,环保专家称它们为“活的死物”(living dead):其中有三种植物只剩下一棵植株,其中就包括中国的普陀鹅耳枥(Carpinus putoensis);另外还有三种植物只剩下三到四棵植株,如夏威夷美丽的木槿(Hibiscus clayi)。
至于单一地区濒危植物密度最高的纪录,可能要归于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ández Islands),这个群岛距离智利海岸600公里远,素以塞尔扣克[Alexander Selkirk,他的事迹被笛福(Daniel Defoe)改写成小说《鲁宾孙漂流记》,于1719年出版]的隐居地著称。在这块18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共有125种别处没有的植物。
然而,几世纪以来,由于游客、居民、火灾、滥伐以及人们带来的羊群的啃食,使得当地20种特有植物的野外个体仅剩下25株甚至更少。其中有6种小树为当地独有的Dendroseris属。里面有一种学名叫作Dendroseris macracantha的植物,公认只剩下一株了,生长在某座花园中。1980年代,这棵植株不小心被人砍了,于是这种植物也被认定从世界上消失了——直到后来有位当地导游在陡峭的火山脊内侧发现了另一棵植株,才又有了唯一的幸存者。还有一种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特有的檀香木,据信也已经绝种,但是仍然悬着一线希望,或许将来又能找到一两株。
可想而知,许许多多物种都正从极度濒危走向“活的死物”,最后被人遗忘。虽然有些作家(当中没有一位是生物学家)怀疑,是否真有大量物种绝迹。他们会这样想,也许是误以为物种灭绝就如同个人的死亡般,很少有人亲眼看见。事实上,由于濒危生物极端罕见,光是要找出它们的生长地点就很困难了。从统计学上来讲,濒危生物在那种危险的状态下只会停留一下子。每天都有几种生物属于“极度濒危”的红色警戒区,还有更多生物仅仅被列为“濒危”物种,或是列入稍微令人放心的“易危”(vulnerable)物种。这种情况,就好比特护病房的病人在医院里总是占少数:因为只要有一点儿闪失,他们就死了。
最近许多物种灭绝无疑都被忽视了,因为有些物种实在太稀少,还来不及被人发现、命名,就消失无踪了。在环保生物学上,有一个著名案例,那就是夏威夷的毛里求斯岛蜜雀(po‘ouli),这种鸟体形和莺类相仿,由于太过特殊,在分类上自成一属,属名叫毛里求斯岛蜜雀属,有一阵子它们只剩下化石标本,因此被认定早在美国殖民者上岸前就绝迹了。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期,有人又在一处与世隔绝的山谷森林中,发现一小群活生生的毛里求斯岛蜜雀。然而,20年后,它们的数量更少了,即使在这块最后的堡垒全力搜索,也只能找到稀稀落落的几只。这种鸟可能很快就会绝种(如果现在还没有),而这一次,将是千真万确地消失了。95
其他不像鸟类这么惹人注意的生物,例如无数的真菌、昆虫以及鱼类,类似的剧情上演了千百遍,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显示它们曾经存在过。